邊界移動兩百年
邊界移動兩百年
文 / 阿潑
「我是誰」或許是人類亙古以來不變的命題。不論大歷史如何更迭，人們都會期望在百變的社會中找到一個自己的位置，讓他們感到安心、有歸屬感和認同。於是總不停探問：「我是誰？」
而這探問時常成為藝文創作的主題──對背負著族群身世的創作者尤是。
例如V.S.奈波爾。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波爾以「印度三部曲」獲得桂冠。他是千里達出生的印度裔，在加勒比海的世界他的家族卻保有著印度文物和文化(甚至種姓制度)，這讓他們顯得與眾不同，但對他來說，印度從未真實過，不過是個面貌模糊的國家。但當他移居英國時，印度和其人民反而更虛虛實實影響著它，於是，他踏上這片土地，探求他身分血緣後頭的世界。或許因為如此，奈波爾筆鋒略帶犀利、刻薄，彷彿非將當代印度不堪與幽暗處戳破不可。
但《邊界移動兩百年》這部紀錄片的創作者，卻不是從自身角度發問、拍攝，而是源於好奇和興趣。導演鍾適芳曾在媒體上坦言，她喜歡印度音樂和電影，卻對印度一知半解，不願隨意碰觸，在2011年朋友帶領下，她才有了不同一般人的旅程。旅行的終站，是加爾各答的塔壩(Tangra)，這裡有個封閉的華人社區，讓鍾適芳有了拍片的靈感，於是尋求贊助完成了這個紀錄片作品。
根據加爾各答人說法，華人聚集的地方有兩個，一個是名為Dalhousie的廣場，另一則是城市東邊丟垃圾的地方。後者，便是指塔壩，這個曾是一片沼澤之地，如今成為加爾各達的中國村，約有三萬華人在此居住，各種同鄉會或是會館招牌散布在小鎮的各處。
無聲的底層
《邊界移動兩百年》劇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在13億人口之多的印度，華人只有20萬人，多在加爾各答附近。是非常小眾的族群。華人移居印度的歷史，可從1782年開始算。由於1780年，英國印度督省想要做糖，卻怎麼也做不成，有名中國人便志願幫忙，1782年，他從中國帶來110位華工，也就開啟了華人移居印度歷史。
儘管如此，書寫印度的文本或研究，也少有華人。在廣拍電影的印度，新浪潮導演MrinalSen 1950年代拍攝的劇情片《藍色天空下Neel Akasher Niche》曾以中國山東的絲綢小販為主角，勾勒英屬印度時代加爾各答華人移工背景，以及印度人、華人間超越階級的情誼。但在這作品後，印度也無人關注華人，無人訴說他們的故事。
這個族群在這國家幾乎沒有聲音，沉默地在種姓制度嚴格的社會底層工作著。與擁有眾多印度移民的奈波爾出生地千里達相比，印度華人幾乎難以維持自身文化語言，在加勒比海地區，因為殖民者大規模運送印度、中國和非洲等地勞力到此區開墾，因此後代多是這些族群後裔，原住民反而少；但印度華人也多半在英屬印度時期來到印度，他們有的以勞力身分運來，有的則因受不了家鄉貧苦，經過緬甸、泰國，自行步行而來。
正因小眾且位居種姓制度底層，華人更聚集而封閉，職業也有限而明確。在《邊界移動兩百年》拍攝的塔壩，就是一個典型：這裡的華人大多從事皮革業，也有人洗衣或鑲牙，而這正是賤民所做的職業。
人類學家對於種姓制度(或說是卡斯特制度)有清楚的研究和釐清，但奈波爾簡單點明，全世界都有階級和職業表徵，印度人做法卻是獨一無二：「做你份內的事，即使你的工作低賤；不做別人份內的事，即使別人工作高尚。為你的職守而死是生，為別人的職守而生是死。」這是《薄伽梵歌》的經文，「而皮革業，是最低賤的工作。」
《邊界移動兩百年》透過受訪者的口解釋：「因為牛是神聖的，印度人不碰。」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印度皮革供應量不足，英屬印度政府便在加爾各答設置皮革工廠，能做這樣工作的，也就是華人了。因此，皮革工廠林立的塔壩成為華人聚集地。
獨立之後的國籍問題
《邊界移動兩百年》劇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藍色天空下》導演稱他不喜歡這電影，因為太煽情，但因為拍攝這電影，讓他有為印度獨立運動而奮戰的感覺。
1947年，印度獨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主權獨立國家的誕生，意味著人民的國籍身分受到檢視，原持著中華民國護照的印度華人也面臨了難題：我到底是哪個國家的人？
「唐山一切都沒了。」原本只是來做生意的華人開始認清事實：印度將成為祖國。但他們能取得印度的國籍嗎？
1962年，中印邊界發生戰爭，所有矛頭都指向華人，反華示威運動四起。那時許多華人背起行囊逃難，有人拿著不被承認的中華民國護照(佔三分之一之多)，有人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有人已經有印度護照了，這些各式各樣身分證明恰恰反映他們身分的曖昧。很多人都被關進拉賈斯坦集中營，吃著餿水、過期麵包，但後來，印度政府卻不承認這段歷史。
「很多人叫我們中國賊。」影片中有人這麼說。儘管1976年印中關係恢復和解，但華人仍處於尷尬的位置。印度政府要求檢查華人身分，並註冊，很多人就去申請了印度身分，但有的人將近十年才拿到身分，有的人則始終拿不到國籍，不被認可為印度人。直到1998年印度華人被允許歸印度國籍。
在這種曖昧間，華人的文化和語言也日漸流失，年輕一代說印度語或英語，能說華語和母語的華人逐漸不在。但與之相對的是，也有年輕華人在印度主流社會出頭，成為寶萊塢明星，「只是我都演外國人、其他族群的人，就是不能演印度人。」
因為環保而搬遷
塔壩因為封閉，算是還保留了華人的語言文化，但卻因為環保意識興起，塔壩的皮革業被迫搬遷，華人社群也可能拆解。
因為必須要用化學藥劑沖洗皮革，塔壩永遠有去不掉的氣味。自1980年代皮革工廠出現後，2003-2004這裡的皮革業曾大大獲利而興盛。但環保意識同時興起，1985年，印度政府就意識到環保，由於恆河是神聖的河，於是強制恆河流域工廠都必須搬離或控管。塔壩沒有在恆河邊，但也會有影響，當地僑社曾討論搬離之事，後來不了了之。1995年印度政府要塔壩的工廠關閉或者搬離。「以前我們直接排放汙水都沒關係。」皮革業不解，後來雖也屈服，只不過同時也發動示威抗議，「我們不是不願搬，而是沒能力。」
這塊地面對的不只汙染部的環保議題，還有都市發展潛力的開發可能。塔壩，將面對自己未來的命運。
各種身分各種問題
《邊界移動兩百年》劇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這部紀錄片有各種語言，反映了華人多母語多方言多身分多認同，配樂同樣在印度音樂和華人音樂間交錯。印度電影《藍色天空下》則從頭到尾被穿插來反應過去的歷史。
即使是一部華人記錄片，但全片無所不在的鮮豔、對比強烈印度色彩，仍讓觀眾明白，中國不是這影片的冠詞，印度才是。
因為在這個印度下，面對的還有城鄉的、性別的、階級的、族群的、信仰的種種差異，這差異是在這塊土地上才會發生的，如女人的婚嫁與主體性，如對穆斯林的排斥與互動，新一代面對的、認同的，也與上一代不同，當上一代感嘆終其一身都不可能與印度知識份子階級往來，下一代可能選擇跳舞打入主流商業社會中。
當加爾各答打出「倫敦」為夢想願景時，面對金磚四國崛起，中國與印度的經濟強勢力量，新生代也有自己的認同和選擇，有人認為自己是印度人，有人一心想離開。但不論如何，她們心裡終究有個問題：我是印度人，還是中國人，或是印度華人？我究竟是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