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兩端的靈媒:專訪《此後》導演陳文彬

作者
林嘉玟、宋正馨、陳宇恬、駱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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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以八八風災的倖存者翁瑞琪為主角,平實記錄他劫後餘生的故事。導演陳文彬曾在921震災之後拍攝紀錄片《家》,入圍金馬獎紀錄片競賽。2009年莫拉克颱風來襲,南部多處受災,尤以高雄甲仙的小林村最為慘重,失蹤死亡高達五百多人。風災之後,陳文彬受託拍攝紀錄片,先於2012完成短版作品,2015年再完成長版《此後》,留下死亡與重生的見證。

 

 

不只是旁觀者,還要參與推動改革

 

陳文彬目前擔任彰化縣政府文化局長,繁忙公務中抽空前往光之路電影公司接受專訪。辦公室牆上貼滿電影、紀錄片的海報與宣傳品,一邊喝茶,導演娓娓道出過去探索自我的混沌歲月、擔任立委助理以及從事影視工作的時光。

 

陳文彬曾參與野百合學運,熱血的他在退伍後曾任攝影記者,也曾與好友成立電影公司,自由無懼地嘗試各種創作。當時整天看電影、聊電影、喝酒,醉與夢相間的日子看來無所事事,卻累積相當的文化素養。他的老師盧思岳在1995年領著他們這群文青進駐立委王拓的助理辦公室,共同推動不少文化教育政策,也與王拓建立父子般深厚的情感。陳文彬回憶那段日子,包含「公共電視法」立法、阻止立法院遷址華山(間接催生華山藝文特區)與創辦「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TIDF前身),這些政策至今仍影響台灣的文化發展。

 

921震災之後,陳文彬在台中縣政府擔任秘書協助災後重建,有機會與鄭文堂導演合作災後重建影片,正式接觸到影像製作工作:「以前的認知都是紀錄片歸紀錄片,電影歸電影,紀錄片跟電影有一道很深的鴻溝,直到認識鄭文堂導演才感覺我跟電影有關係。」

 

陳文彬離開台中縣政府之後,拍電影的念頭格外強烈,有家人的支持便放手一搏。非科班出身也毫無經驗的他自告奮勇參與鄭文堂的《寒夜續曲》拍攝,哪裡缺人他就去遞補,製片、美術、服裝、畫分鏡等工作都嘗試過。2004年他申請輔導金,拍攝921災後關於石岡媽媽的紀錄片《家》,也首次編導劇情片-公視人生劇展《奔馳的縱貫線》,正式踏入電視電影圈,在企劃、編導、演出都有出色的表現。


 

紀錄片《此後》的緣起與製作過程

 

2009年莫拉克颱風侵襲南台灣,甲仙鄉小林村慘遭滅村,受到全國關注。高雄市政府擬留下重建的影像紀錄,時任文化局長的史哲向創作經驗豐富的陳文彬提出邀請。考量到需要長期進駐災區並近距離面對災民的痛苦遭遇,很難不造成心靈層面的職業傷害,雖有點抗拒卻無法推辭,答應進村看看。

 

談起這段過程,陳文彬回憶:「一開始進入小林村,我只想和大家喝喝酒聊聊天,不想問悲慘的故事。我來來去去,待了三個月後,已經跟村民變成好朋友。高雄電影節十月舉辦,但我一直到八月還沒開拍,翁瑞琪都替我緊張,跟我說:『你要不要開始拍? 我怕你到時來不及結案,要不然你拍我好了,我們熟了。』 那時我才真的拿起攝影機。問他說:『我可以拍嗎?』他說:『你不是本來就要來拍片嗎?為什麼還要問我?』其實那是在問我自己。」翁瑞琪家人罹難數最多,因此最被媒體關注,長期下來在鏡頭前訓練有素,但這不是陳文彬要的。原本並不想拍翁瑞琪,可是熟識之後有不同的觀點,他順理成章成了主角。

 

短版《此後》在高雄電影節首映,前兩場觀影人數爆滿,映後全場淚眼汪汪;翁瑞琪的侄女也來了,但身為罹難者家屬的她卻面無表情。陳文彬回憶:「她冷淡又木然的眼神撞到我,那個眼神讓我覺得電影沒處理好,當下告訴電影節說我不想放第三場。」

 

陳文彬本來想案子結束就結束了,但不久後接到翁瑞琪的來電,開心分享他太太可能有身孕、要去醫院檢查的事,還問他:「你要繼續來拍嗎?」為了這個朋友,陳文彬記錄更多影像,也更清楚長版的《此後》不要煽情的呈現。


 

回歸影像本質,素樸呈現人們所面對的處境

 

《此後》的時序錯亂,常運用長鏡頭呈現翁瑞琪喃喃自語與空白的片段。對此,陳文彬回應:「我之前在學校也教紀錄片製作,但這部片子與『如何做好一部紀錄片』的原則完全背道而馳。第一,它完全不說故事,它甚至是錯亂、交叉的敘事;第二個,它一點都不好看,我把所有好看的元素都拿掉,激動的 、衝突的、有對立和解等等,這在素材裡面都有,但我全部都沒用,那都沒有意義。到後面我把所有音樂的元素都拿掉,這部紀錄片重頭到尾沒有音樂,所以當初瞿友寧導演看完時跟我說:『彬哥,你很勇敢。』」

 

面對經歷死生的人們,陳文彬溫柔謹慎,克制了對影像的慾望。「對我來說,紀錄片就是很素樸的紀錄,回歸到紀錄片最原始的本質。我盡量不要在裡面多說什麼,我當然也不會說這個才叫紀錄片。我開始在思考素樸的影像紀錄本質是什麼,我能不能給這個世界一些比較素樸的東西。」陳文彬說。

 

被攝者成就影片,影片也會回過頭來影響被攝者的生活。與陳文彬聊天的過程,我們花了不少時間討論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的關係。小林的重建之路遠遠超越片長八十分鐘,人們除了盼求新生、祭祀逝者之外,也存在許多面對變動、生死的難處與脆弱。


 

河的兩岸,離去與被留下來的人

 

片中,很多宗教儀式的畫面不見得有目的性或工具性,但在失去家人、心靈被掏空的狀況下,那宛如一根救命的稻草飄浮在海浪中,看到什麼抓什麼,因為活著的人是很難過的。就像某天主角翁瑞琪掉淚之後對陳文彬說:「阿彬,我覺得你很沒感情,別人都會安慰我不要哭,你都不會。」導演只能回答:「我有什麼資格安慰你?」痛失至親的苦,直到私交甚篤的前輩王拓過世,陳文彬才真正理解。

 

這部片很多人剪過,但陳文彬都不甚滿意,後來找上李念修導演擔任剪接。李念修剛好也拍攝《河北台北》談父親過世的事,可能兩人都在思考「生命」,因而慢慢剪出現在的結構,拍片的初衷也被喚醒。假若河的對岸是離去的人,此岸是被留下的人,那麼整部片有81分鐘在河的此岸說話,但對岸逝去的人們聽到呼喊了嗎?於是影片最後5秒,陳文彬想試著代替對岸回答:「大雨停歇的時候,我們已經不在那裡了。」希望告訴活著的人,大家就繼續往前走吧。

 

《此後》是陳文彬剪定後,最少再拿出來看的片子,一方面會想起拍攝時的相處而感到難過;另一方面其實是有很多話要說,可是「想要說」、跟「有能力說」是兩件事,而他想說的,也不見得是事情的全部。因此,陳文彬表示永遠沒有滿意的版本,最後的剪定都是靠感覺決定,陳文彬笑說:「我都說它是如何做好一支紀錄片的反面教材,它不是一個理性的決定。」但這非理性的決定,卻真真實實打動觀眾的心,想起在與不在的親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