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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農民，參加草場地工作站的村民影像計劃，利用業餘時間拍了八年紀錄片。 2012年，我村子所在石門縣開始了縣人大換屆選舉。我自認為一直為當地村民說話，替他們解決很多困難，因此主動參選人大代表，希望以此作為平台，為村民服務；手中的攝像機，也記錄了這一次爭取公民合法權益的過程。
這是我在「47公里」創作的第五部片。這一年，我的爺爺去世了；沒有了爺爺的村子，對我意味著什麼？因為爺爺的去世，我開始在村子裡尋找死亡故事。歷史中的非正常死亡、現實中離奇的死亡、由仇恨發酵的死亡……在這樣一個由無數「死亡」組成的日常生活中，該如何來理解死亡？是親人之死？還是村子之死？
被當地人稱為「47公里」的村子，位於湖北隨州47公里，我父親出生在那裡，20歲時他離開了，但他的父親、我的爺爺還生活在那。2010年夏天和2011年冬天，我返回這個和我現在生活沒什麼關係的村子，重新認識爺爺，也認識那些經歷過50年前「飢餓災難」的老人們，以及這個一直讓我惶惑困窘的村子。
這是我第五次回到出生長大的村子，我這個在外上過大學的孩子，在回村的路上，總是被質疑和另眼相看。被人稱為「傻子」的西柱爺爺和被看不起的增祥嬸嬸走進我的生活，他們純真和奇特的思維讓我重新看待我的村子。在看似無奇的村子裡，哪些是正常人？而在那些所謂的正常人眼裡，我是否也是另一個傻子？
這是我拍攝的第四部「鄒家村系列」。 2013年初，我又回到村子，帶著村裡的孩子一起撿拾遍佈的垃圾，艱難頑固的搏鬥在我們之間展開，現實令我們無助無力。95歲的沙奶奶和她49歲「腦子不正常」的兒子貫穿片中，孤獨，等待著，活著。這是我再次抨擊現實高牆，重新定位自己未來的一段內心歷程印證。
我父親，一個地主的兒子，前國民黨空軍飛機駕駛員，1949年後留在大陸，為了生存，他努力從一個「舊社會的人」變為「新社會的人」。我作為兒子，進入父親對我一直隱瞞的「1949年前歷史」的調查，其中伴隨我和他之間的故事回憶，種種過程，像竹筍一樣被一層層剝開，經歷20年終於完成。
初衷是想做一個有關我母親的影像，以紀念和我感情極深、2007年去世的母親。重新面對母親的活動影像，一個已消失人世的親人突然栩栩如生起來，說話，表情，一切宛如昨天。這個作品不僅是紀念，也如同是一個讓母親重新活過來的嘗試，尤其在這個需要自我治療的過程，母親成為過程中最重要的元素。
在中國辦影展真有這麼難？獨立電影重要平台「北京獨立影像展」持續受到官方打壓，2014年開幕前夕，公安翻牆奪走收藏影片，大批流氓暴力以對，創辦人栗憲庭與策展人王宏偉被警方帶走，成了影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本片蒐集在場者以手機、攝影機所拍下的素材拼貼而成，追索那被官方禁錮的荒謬真實。
父母皆因身體傷病而無法幹粗活，家中還有一個九歲的弟弟就讀小學，這對14歲的雙胞胎姊妹輟學在家，成天在農村幫忙，協助家中的經濟困境；某天，父母到鄰村打工，家中大小事務落到姊妹的身上，但家庭暴力卻不時上演。靜候的觀察影像，穿透她們生活中的暴戾與無助，記錄下殘酷的童年物語。
2014年香港的雨傘運動，除了各組織的青年領袖外，還有更多無名者深入其中。二十段影像備忘，是一群青年以「我們」為出發點的抗爭，當中經歷團結與分歧、希望與失落、勇敢與膽怯。在正面衝突的背後，他們總是在尋找一個自己能參與抗爭的方式，並追索著一個更為核心的問題：「我」如何成為「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