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阿潑

2006年，我觀賞了跨界基金會舉辦的「在左邊亞洲影展」，一連看了好幾部卻仍懵懵懂懂，脈絡始終不清，但那些黑白影像深深震撼了我。這個影展放映的紀錄片以東南亞國家為背景，訴說殖民至冷戰時期，勞工或少數族群經驗的不公與鎮壓的故事。但那時，我對此一無所知。

即使是今日，各類社運主題相關影片或影展打開了觀眾的視野，讓一些左翼議題和討論進入新世代的認知中，但冷戰期間的歷史與國際觀點卻鮮少被看見。我們或可知道台灣「白色恐怖」之於集權政府的苦難悲悽，但極少有人去探問「白色恐怖」背後的思想鬥爭與受難者的堅持，於是，許多論述便被簡化成情緒，卻不見個人的生命故事和掙扎。

若非藍博洲等幾位文化工作者的努力，這類作品在台灣的出版與播映機會實為稀微。擺置在號稱自由民主台灣的這個時空，這情況似乎有些諷刺。

在東南亞亦同，甚至更糟。

例如，在台灣已可公開討論二二八，但馬來西亞仍將五一三視為禁區，官方不調查，民間不敢談。在冷戰時期壓制共產黨、左翼份子、工運學運領袖等歷史也少見。即便如此，也有若干文藝作品招揭那些過往，留待後人討論。

新加坡導演陳彬彬的作品《星國戀》（To Singapore, with Love）便是一例。這部紀錄片透過訪談一群迫於政治壓力、流亡海外的左傾社運者、學運領袖、共產黨員，描摹1960到1970的政治氛圍。

在異鄉約莫半世紀，他們有的已取得國外護照，有的只拿許可證，在身分上都不是新加坡人，卻還是思念著故鄉，希望自由民主在這塊土地上實踐。透過他們的故事，便可了解那個時代對左翼的仇視與排擠，甚至不經合法程序拘留、禁錮他們數十年的不公不義。

他們控訴著新加坡的不民主、不自由，而新加坡政府也以同等姿態對付這部紀錄片─以「有害國家安全」為由，禁止這部紀錄片在新加坡上映。一如過往影片中角色所遭受的指控。

以國家安全之名

國家安全，是那個時代至高無上的理由，以國家安全之名，可進行非法扣留與囚禁，台灣如此，東南亞亦然。

1960年，馬來西亞通過《國內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10年後，隔壁的新加坡設立了內部安全局（ISD）。這個單位是負責新加坡國內情報的安全機構，有未經審判扣留個人的權力，「其宗旨是預防和解決國家安全威脅，包括國際恐怖主義，外國顛覆和間諜活動。監視和解決共產主義潛在威脅，防止可能影響公共秩序的緊張局勢，監測，逮捕恐怖和激進分子或保護新加坡的國家安全。」

因此，東南亞，特別是馬來半島，便各自在內部安全法令與組織下，清掃左翼份子。但所謂的「有害國家安全」不過是各個政權的自由心證。

每當母親生日，何元泰就到馬來西亞新山望著對岸的新加坡，等著母親和他相會。（TIDF提供）

以影片中第一個出現的人物何元泰為例，這位主張「提高英語水平外，不應忽略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的參政者，卻遭控「華文沙文主義，試圖煽動暴力」，以至其落選並被通緝。在流亡的那漫長35年間，他無法成家安定，也不領英國護照，就只是在異鄉思念著故鄉。每當母親生日，就到馬來西亞新山望著對岸的新加坡，等著母親和他相會。

不過因為主張語言教育，就被質疑通緝，便表明了當時政權不問是非、任意問罪的情況。

另一位人物、新加坡醫師洪瑞釵說得直接：「家人若得罪政府，就拿不到資格證，如此一來就進不了大學，若涉入政治，就會失去許多機會。」他的丈夫邱甲祥因為擔任工運組織者陳華彪的辯護律師，也被追究、緝捕。1976和1977年這兩年，新加坡政府大力掃蕩共產主義，被懷疑者大量被拘捕，而邱甲祥不願被關押就逃離新加坡。一年後，妻子洪瑞釵也跟著逃。

在學生時期加入學生會、聲援勞工的陳華彪，是新加坡有名的左翼份子。在被關押一年後，也逃到英國。他說，即便自己學法律，是個菁英，卻對內部安全法令、未審訊扣留種種感到疑惑不清：「沒有人提過那是什麼。」但這無所知的規定卻將陳華彪等人逐出國外，至今未能回家。

不僅新加坡如此。2005年完成的紀錄片《浪漫情懷》（Romantik ISA）亦是探討馬來西亞國家安全法的作品，影片中提到，自1960年，大馬政府為了圍堵共產黨而訂定國家安全法，但通過以來，有上萬人遭到拘留，沒有人清楚那是什麼，就無緣無故被關了許多年。這個法案讓政府可以拘捕他們「認為」的疑犯，不須經過司法程序，就可拘留兩年，或是無限期延長，明顯是個侵犯人權的法令。即便是共產勢力消失後，ISA還是一再被用來對付政治異己人士，例如，不受政府控制的媒體。

因此，陳華彪雖在國外事業有成，仍關注著新加坡新聞：「我希望新加坡能民主自由，因此，對我來說，問題都還沒有解決。」

無家可歸的難民

在國內的政治意識是一回事，但長期流亡國外又是另外一種。

六四20週年時，若干出版品與影片出爐，其主題大多扣準流亡民運人士歸鄉心情。20年，足以讓一個嬰兒成年，也讓一個青年變老，不再年輕的人們思鄉念頭格外濃烈。《星國戀》中的流亡者們亦然。

在陳彬彬鏡頭下，陳華彪不時喃喃自語：「真不懂為何新加坡人都不讀這些書。」他也收集李光耀著作，為的是研究。（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陳華彪一直保留著他拎去英國的兩只皮箱，決定若有機會回新加坡，也要帶著這兩個舊皮箱回去，因為這是源頭，也是過程，「結局如何並不曉得。」1976年逃到英國的他，直言在哪兒生活都一樣，都必須不停奮戰，真正的挑戰與謀生無關，而是「何時」及「如何」回到新加坡。

他的書架上有許多左翼書籍。在陳彬彬鏡頭下，他不時喃喃自語：「真不懂為何新加坡人都不讀這些書。」他也收集李光耀著作，為的是研究。

李光耀也特別注意他。在其自傳內，李光耀稱陳華彪這群接受英文教育的「親共學生激進份子」受到國家特別注意，即便陳華彪已逃到英國，但內部安全局在1987年對這些疑似共產主義者發出拘捕令，警告陳華彪。許多認識陳華彪與不認識陳華彪的知識份子則被捕入獄。同年，陳華彪被褫奪公權，失去新加坡公民身分。

「新加坡媒體從不引用我的任何話。」陳華彪抱怨，在這國家他沒有任何解釋的機會。

直到今日都希望能讓新加坡民主化的陳華彪，並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麼，除了盡自己所能關注新加坡以外，也就只有不停演說。但即使如此，新加坡仍視之為眼中釘。

但當年為陳華彪辯護的邱甲祥遺孀洪瑞釵卻沒有這番野心。她對於離鄉成為難民，曾非常無法接受，也不諒解。新加坡政府官員對她說，「你在新加坡是一級公務員，什麼都有，逃到英國去，你什麼都不是，就是個難民。」她當時不懂，直到流落異鄉才知那滋味。

洪瑞釵學醫本為醫治新加坡人，到英國後，只能為外國人開刀，無限感慨。丈夫卻四處交友，彷彿一切都無所謂，直到她發現丈夫寫給母親的信上寫著：「有錢不代表什麼，重要的是靈魂。我什麼都沒有了，但我仍保有靈魂。」而丈夫的母親則回電：「你不准回來，不可以接受審訊，要是你害朋友入獄，我不會原諒你。」他們母子之間已互相諒解，洪瑞釵才釋懷，接受了人並沒有不同，人與人該是平等的。

更重要的是，她在巴勒斯坦人的處境中，明瞭了難民是怎麼一回事，也從幫助他們之中找到答案和自我。她說：每個巴勒斯坦人都是流亡者，無法返鄉，總想著孩子在長大，死了該埋在哪裡？

看著他們，洪瑞釵不由得想到自己，於是，她積極參與巴勒斯坦醫療援助組織，幫助和自己同處境的族群。

但對何元泰來說，事情就沒那麼簡單。他未歸化為英國籍，而且大兒子一出生便渴望孩子能拿到新加坡護照，成為新加坡公民，「我希望他是新加坡公民，更重要的是，日後加入武裝部隊。」何元泰認為，若新加坡要成為一個強盛國家，必須要有保護自己的能力。無奈，新加坡政府規定，父親必須擁有新加坡護照或合法出入境證明，新生兒才有獲得新加坡藉資格，但何元泰的孩子不符合規定。對此，他十分失望和沮喪。

《星國戀》中，盡是這類的愛國與思鄉之情，看著這些人物對國家的熱情與愛，不免也讓觀眾好奇：他們究竟犯了什麼錯？究竟是什麼了不起的罪過，讓他們終身不能踏入自己心愛的國土？他們也自問：「我們究竟做錯了什麼？」

鬥爭並未結束

《星國戀》中的主敘事者，多是1970年代出走的左翼領袖，但影片中也不時穿插逃到泰國的左派份子的訪談。他們大多於1963年冷藏行動或兩次大規模拘捕中逃跑。那一年，共有一百多人被捕入獄。

有些逃亡者加入了馬共，與馬共一起在泰馬邊境中生活。他們稱自己加入馬共是被逼的，「因為流亡的身分，只有馬共接受我們。」

這些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共產黨，在殖民時代就為「解殖」和「獨立」奮戰，但國家獨立後，國家卻反過來仇視他們，不給他們應有地位和尊嚴，以至於他們得不停戰鬥。

1989年12月2日，馬共在泰國政府見證下，與馬哈迪領導下的馬來西亞政府簽署《合艾和平協議》，馬共因此放下武器宣布解散，正式結束長達41年的武裝鬥爭。這些加入馬共的新加坡流亡者從未想過自己能夠走出叢林。但即使走出叢林，仍有家歸不得：「新加坡政府說，我們回鄉必須完成許多條件，其中之一是放棄共產主義，另外則是和昔日夥伴斷絕關係。」其中一個受訪者坦言他做不到，因為，「人怎麼可以放棄信仰？」

對於這些奮鬥一生，甚至曾經入獄的左翼份子來說，有很多原則和信念是不可拋棄的。影片中被拘留17年的賽.扎哈利便說，他們持續鬥爭，就是要讓這代年輕人知道這個社會仍然不自由，仍然是被有權勢者壓制住的，「今日的當權者是我們鬥爭時期權勢者的延續。」他強調：「鬥爭仍然繼續。」

洪瑞釵也說，他們雖然付出不少代價，可是，至少他們這代嘗試過了，已經盡力了。

但這些嘗試的結果呢？或許就如陳華彪說的：「結局還不知道怎麼樣。」

然而，《星國戀》被新加坡當局禁止上映，已說明一切。

這些加入馬共的新加坡流亡者從未想過自己能夠走出叢林，但即使走出叢林，仍有家歸不得：「新加坡政府說，我們回鄉必須完成許多條件，其中之一是放棄共產主義，另外則是和昔日夥伴斷絕關係。」（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本文轉載自 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