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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本屆TIDF最受歡迎的影片,跟著創作者的攝影機走遍各種意想不到的奇異風景。
在烏克蘭動盪時局中,女子樂團「穹頂下的女兒」(Dakh Daughters)誕生。她們把臉塗白,戴上假睫毛,從唱奏到喜劇,綻放成七朵帶刺的野玫瑰。始於首演《玫瑰》的五年影像日記,盈滿的背景旋律,節奏明快的剪輯,帶領觀眾穿梭於表演者的台上演出與台下生活間,從劇院舞台到基輔街頭廣場革命,看見她們透過音樂劇寫下鏗鏘的民族宣言。
伊雷娜.斯特琴科:「經歷2014年的廣場革命後,『穹頂下的女兒』用藝術一面回顧過往歷史的轉捩點,一面滿懷智慧和希望地面對當今嚴峻的情勢。她們以紅磨坊式的歌舞劇表演評議政局,歡笑的背後卻混雜著戰爭的恐怖無情,兩者形成微妙的交集:就算沒有明白點出來,舞台燈之外總有陰影存在。」
民俗採集與素人藝術家是張照堂紀錄片中最重要的主題之一。1970年代,張照堂陸續拍攝月琴音樂家陳達。本片拼貼了陳達於1972年屏東恆春、1977年台北稻草人西餐廳,以及同年在台北關渡河岸的彈唱表演。陳達的即興吟唱總有幾分勸世意味,攝影鏡頭也關注著他的生命狀態,片尾將多張陳達的照片進行交叉並置,向已逝的藝術家致敬。
12年前荷蘭導演復訪父母的印尼原鄉,也開啟對一個貧民家庭的漫長紀錄。從《黎明將至》、《月亮的形狀》再到《星空之下》,三部曲走到最終章,導演繼續以詩意直覺的生猛運鏡,凝望在社會劇變下喘息的三代同堂。以微觀小家庭折射世代隔閡、宗教衝突與貧富差距。時而詼諧熱烈,時而沉靜憂傷,散發迷人人文光芒。
李奧納多・瑞特・亨瑞奇:「我在拍攝《星空之下》時採用跟前兩部片一樣的拍法,亦即我獨創的『單攝電影技法』。因為我和我的主要拍攝者們非常親近,我等於身處每件事情的中心,可以拍下事情的全盤面貌。我選擇這個拍攝方式是了解到身為觀察者,我也是我所觀察的一部分。作為一個人,我不是透過一系列斷裂的鏡頭來感知現實,而是透過一個持續性的事件,我也正是以這個方式在拍電影。」
1970年代,張照堂於中視的「六十分鐘」紀實報導節目中擔任編導、攝影等工作。影片側拍台南蘇厝村燒王船祭典的過程,但沒有收錄任何現場聲響,僅搭配音樂家麥克・歐菲爾德的前衛搖滾民謠〈Ommadawn〉作為配樂,迸發出儀式的神聖性與神秘性,以及信眾的狂喜,不僅在電視上前所未見,也被認為開展了台灣實驗和詩意紀錄片的未來性。
張照堂:「本影片不是講述一場民俗遊行的紀錄報告,而是建構一場地方村民與信仰、神靈互動糾纏的朝聖旅程。台灣的祭典文化總是吵雜零亂,然後說它有『生命力』。換個角度看,使它單純些,凝聚其中的熱情與執狂,將它演化成一場歡愉、悲壯的音像祭典,便是本片小小的期求。」
1983年,24歲的姊姊出現思覺失調症狀,身為醫生的父親不願面對診斷結果與療程,選擇與母親居家照護無法外出求學、工作的姊姊,長達數十年。導演透過將近半輩子的時間跨度,記錄三位家庭成員的日常生活與衝突關係,寫下親情與病情相互糾葛中的生命日誌。
藤野知明:「我的姊姊聰明,擅長畫畫,很有天賦。我覺得思覺失調不是精神疾病而是腦神經疾病,不需要覺得羞恥或是隱藏,因此無法解理我們的父母被視為專家,卻做出這樣的行為。因為沒有人可以交談,讓我現在了解真正的困頓是什麼感覺。我會開始記錄這些事實,是由於它們將會消失。這是一部看起來像家庭電影的無聊影片,但我拍它是因為我想避免同樣的事再發生。」
一心想拍紀錄片的女高中生,拿起攝影機開始記錄自己與身邊的好朋友們,歷經大學聯考、放榜、入學與重考、進入社會。蛻變的歲月裡,導演手中攝影機成為少女們的樹洞,捕捉升學主義下青澀靈魂,在夢想自由與功績現實之間的掙扎、迷惘,進一步殘酷地自我揭露,關於如何活著的勇氣。
洪多藝:「我們一生中常被提醒長大成人時就會蛻變為蝴蝶,並且被灌輸青春期不過是蛹的階段,所有的夢想與希望終會羽化成蝶。然而,我與我的朋友們並沒有經歷這樣羽化成蝶的蛻變。我們反而經歷了另一種型態的成長,不像蝴蝶的完全變態,而類似於蜻蜓,只是在成熟的過程中逐漸變大隻。」
台灣在二戰期間是日本帝國的一部分。本片以此為主題,努力挖掘和重新整理台灣在二戰期間的隱藏記憶,探索在日本帝國內的台灣士兵、醫生與生活在東南亞的海外台灣人之經歷。全片從兒子對父親的提問開場,透過跨世代的對話、家書、日記和家庭成員之間的影片,探討台灣歷史記憶的複雜性,以及這一時期存在的各種身分。
廖克發:「這部片無法以台灣、馬來西亞或新加坡任何地方的本位來思考,因為面對各地的事件,我認為都應以人本的態度去責問、思考和反省。片中我同樣問馬來西亞人,我們可以為了村子不被屠殺而獻出慰安婦嗎?我們要為了懲罰而公審慰安婦的家屬嗎?我們應該相信人性是脆弱的,所有人都會為了生存做出各種可怕的事。我不認為人可以覺得自己是正義的,所有邪惡的理由和正義的理由都很相似。訪問中,唯一必須而且直接傷害他人的是日本老兵,但我也選擇花些篇幅去陳述他們的痛楚。這不是責怪他們可能做過的事,而是質問,人為什麼可以選擇沉默?我們不應該相信人性是本善的,或認為只有少數邪惡的人會造成無辜的人受害,因為這是大部分旁觀者合理化自己旁觀的理由。所以更適切地說,人總是隨時合理化自己自私的行為和記憶,我們應該提醒自己『謹慎』地當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