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拍了,就留下來繼續拍完——專訪《血琥珀》導演李永超

作者: 
李昭妟、紀馨婷、鍾庭宜、錢崇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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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紀錄片感覺很殘忍。」李永超導演說。

 

講求真實的他,與挖琥珀的礦工們一起生活將近兩個月,沒有專業的攝影器材、收音設備、甚至影像團隊,單槍匹馬,僅攜帶小相機和手機,輕裝上陣。來自緬甸的李永超,從早期的紀錄片作品〈挖洞子〉、〈帕敢青年〉到入圍第70屆盧卡諾影展「影評人週」競賽、第11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台灣競賽的第一支紀錄長片〈血琥珀〉,皆訴說一個個緬甸青年的故事,沒有氣勢磅礡、也沒有奇幻轉折,只有平凡生存、緊接著未完待續的每一天。

 

 

在礦區的日子

 

這裡是帕敢(Hpakan),你可以說此處是戰火之地、灰色地帶、又或是追夢園區。

 

在緬北的森林裡,取代綠意盎然的,是採礦活動留下的人為砍伐痕跡,這些沒有時間癒合的傷口,隨著時間推進,坑疤不斷擴張,渴求改變人生的「尋夢人」想盡辦法用器具和行動,把坑疤發揮到最大功效,再把更多的夢想投進一個又一個無盡黑洞中。

 

「在我們八、九歲的時候,村裡很多年輕人都是去挖礦,早期三四十年的時候,不需要什麼本錢,這是一個讓你脫離貧窮的方法,哪一天運氣好了,你就可以翻身。」李永超說。

 

比起其他行業的工作,譬如餐廳服務生,一個月薪水總和下來約十萬緬幣,台幣三千不到,養活自己和全家都必須得更加勤奮,於是挖礦的人數有增無減,夢做得越大、風險跟著高升,每天一鏟一鏟地往下挖,別人是向上拚搏,他們則是沿著通道向下攀爬,那些做琥珀的人說,「挖琥珀就像老鼠一樣」,生活像老鼠,工作也像老鼠,不停地打洞,而生活,也只要求過得去就好。

 

自稱老鼠、實為尋夢的礦工們,成為《血琥珀》裡被凝視與記錄的對象。有的來自中國、有的則來自不遠的德乃(Tanai)鎮,有的曾經在臺灣做了幾年工廠的工作,有的來自務農的家庭,有的會寫詩,有的會彈吉他,統稱「礦工」,實際上擁有相異的背景、個性和興趣。

 

沒有任何訪談或旁白,只有人的背影,腳著拖鞋,不停的走、不停的走——這是《血琥珀》中一段將近10分鐘的長鏡頭畫面,隨著路面的顛頗,畫面跟著搖晃,記錄了礦工們除了礦坑的勞動工作之外,走路去挑水的重要日常。李永超在拍攝時小心翼翼、邊穩定手機邊注意崎嶇路段,「水對他們來說很重要,我在看他們到底什麼時候停下來休息,結果也沒停下來,所以就一直拍一直拍」,比起價格昂貴的礦泉水,自己取水是更實惠的選擇,水的來源不一定,有時是廢棄的彈道或荒廢的礦區,裡頭的汙水需要經過反覆提用,幾個月過後,水才會稍微乾淨一點,儘管水帶著一股強烈刺鼻的味道,好比硫磺或石灰,混雜了油汙,大家仍然繼續使用,但也因為如此,在礦區中最常出現的疾病是與水、蚊蟲關聯極大的瘧疾。

 

 

看不見的衝突

 

鏡頭下,偶有砲彈聲響,鏡頭外,戰亂持續延燒。

 

2017年6月15號,是緬甸軍方給礦區工人們撤離的最後期限;早在15號之前,軍政府已經用直升機空投傳單,如果不撤離,就會被軍政府當成叛軍。

 

一直到今年2018的1月中左右,緬甸政府直接用直升機轟炸,李永超曾經與礦工Bang Moe取得聯繫,知道他並沒有停止礦區工作,但後來便失去聯絡,只曉得現在那裡的狀況跟他拍攝的時候不同,現在不允許把手機帶進去,「說不定他又進去繼續工作」李永超說。

 

李永超回憶起《血琥珀》在國際影展放映後,遇到一對來自德國的夫妻,在觀看完電影之後,彼此的理解出現很大差異,得到完全不一樣的觀點——其中一個認為影片裡的礦工對金錢的那種抱負是出於貪財,不可取;另一個則認為礦工們是為了改善既有的生活品質,而不得不這麼做,是環境脅迫人去做決定,可謂不得已。

 

當挖到玉石或琥珀時,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分法,在影片中看到的琥珀,並沒有讓他們一圓發財夢,礙於當時局勢不穩,琥珀價格不高,最後賣出去的價格是八百萬緬幣,再把錢均分給每一位員工,一個人約拿到二十萬緬幣,換算成台幣將近五千塊。

 

「有一剎那,我覺得人跟人差距為什麼這麼大?」李永超說,「有時候看到Bang Moe他們想要喝酒,可能你要叫他拿出一百塊,都拿不出來,人跟人之間那種落差,讓我感到很矛盾。」

 

「做這不容易,我們就只是為了錢。」

「對窮人來說,挖琥珀是脫離貧窮唯一的辦法。」

 

影片尾聲,礦工們坐在狹窄幽暗的礦洞裡小憩,抽菸談天。他們想改變嗎?想,但能不能改變,自己心中清楚,又或許,他們還在賭那千分之一的機會。

 

 

意外翻轉的人生劇本

 

紀錄片的拍攝很難完全按照劇本走,充滿意外,李永超的人生也是。

 

比約定好的訪談時間提早15分鐘抵達目的地,沒有業務式的標準笑容,看起來嚴肅少話,剛開始進行訪談時,因為不習慣太過正式的場合,他有點靦腆的說:「就聊聊天吧。」

 

現居臺中,小時候住在緬甸鄉下的小農村,以前想看一場電影不容易,盯著漂亮的電影海報,下定決心想看這部,但當跑回家跟家裡要錢的時候,家人不給看,能夠拿到一塊錢已經是大幸,沒有錢只好站在外頭,隔著籬笆和籬笆間微小的縫隙觀看,「也沒有說我到台灣就是要拍電影,不是,只是成長中,能夠看電影是很快樂一件事情。」

 

高中畢業後,剛好有機會報考台灣僑委會,幸運地考上了,「可能我落榜,說不定就會去挖(琥珀),像我有些同學考了兩次考不上,現在他們的職業就是做買賣玉石。」來到台灣並非馬上就有學校讀,李永超得先到僑大先修班,考一次試再直接分發。好巧不巧,他一開始被分配到的系所是幼兒教育,和自己的興趣大相逕庭,無奈只好再念一年,重考再分發,最終坐落於多媒體相關科系,「沒上之前不太了解,但系的名稱比較有趣嘛」他笑。

 

曾當過攝影記者,在媒體圈打滾一陣子後發覺還是喜歡電影、想做創作,想回到自己的國家;早期爸爸挖過玉石,弟弟現今在礦區工作,用現有的資源和熟悉的記憶,拿起攝影機、甚至手機,從身邊朋友開始拍,也拍過緬甸農村的僧侶。問李永超會想拍攝緬甸以外的題材嗎?他說任何能夠感動自己的東西,都值得去拍,可是現在受限於資金,其次是團隊。帶著有點不知道該如何說出口的語氣,他說:「暫時不太想拍紀錄片,拍著拍著發覺人會慢慢越來越殘忍。」

 

李永超口中的殘忍,是吸睛和道德間的那一條線,當一起生活的礦工們發生衝突,出乎意料之外的畫面該不該放入影片中?遇到軍隊檢查,該不該偷偷拿起攝影機?現階段的他,內心掙扎後選擇放棄,以不干擾被攝者為主,他笑著說,「下次說不定我變得更殘忍,就會拍了哦!」

 

到目前為止,《血琥珀》已入圍不少獎項,得到肯定,雖然走上電影這條路可以說是個意外,但很難去總結這個意外是好是壞,也無從得知如果當初留在緬甸奮鬥,結果又會是如何。「我們很多同學來到這裡,後來也回去了,想當初不來臺灣,直接在緬甸奮鬥,做玉石買賣、琥珀買賣,說不定混的比現在回去的好。所以說來臺灣,到底誰對誰錯,現在還不知道,也沒有對錯,」李永超說,「路是自己選的就要自己走。」他的人生劇本,還在繼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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