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之河的交會:專訪《錢江衍派》導演黃奕捷、廖烜榛、李佳泓

作者: 
李宗軒、宋正馨、黃婉綺、錢崇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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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草率的服貿審查程序導致太陽花學運的爆發,黃奕捷、廖烜榛、李佳泓、王又平,四位就讀北藝大的學生抱著藝術實踐的心情來到現場,希望能有所作為,但因運動的組織與策略,而無法如願施展計畫。他們只能繼續在街頭角落印布條,思考著:「難道藝術就只能印布條嗎?」

 

一年後,他們重回這條未竟之路,決定將當時在學運現場的悵然及衝擊轉化為畢業製作,藉拍攝影像,讓自己與家人彼此溝通,向大眾提出他們心中的疑惑——相異的個體該如何對話?

 

對電影拍攝不熟悉的他們,靠網路自學的方式拍電影,也許是沒有電影科班的包袱,形式手法於是有別於我們一般對紀錄片的認知,導演讓自己的父親演繹作家施明正的故事,來引導出他們父親自身的、平常沒有透露的真實故事。

 

《錢江衍派》除了入圍第11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台灣競賽,也在2016年及2017年分別入圍捷克伊赫拉瓦影展與馬賽影展。以下是黃奕捷、廖烜榛、李佳泓三位導演的訪談紀要(王又平導演因出國深造而未受訪)。

 

Q:318學運與本片緣起有什麼關係?

 

黃奕捷:美術館談政治談很久了,當代藝術很流行行動主義,包括在你的藝術行動要在政治中發揮某些效用等等的。其實我們在318的時候,很期待可以幹一點什麼,但你沒有辦法直接地去做,因為某些現場主導的團體會覺得不是那麼適合。我沒有辦法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被閹割了,覺得自己很邊緣。我們會做這個計畫其實是要去處理那個時候的一種未竟的想法。我們就想說有沒有可能把公共領域的事情,放到私領域與家中來談,所以我們就想到這個計畫。

 

Q:《錢江衍派》這部片,想要與家人談什麼?

 

李佳泓:過去他們(指父母)在戒嚴時面對的衝突、社運,他們沒有起身反抗,那怎麼在這改革開放、自由民主成為口號的時候他們卻說:「好,你們可以去參加,這是很棒的事。」他們照理來說應該是不關心或是反對,可是在這時候他們反而去認同這些人。我們就是從這點出發,試圖回溯他們過往歷史。

 

廖烜榛:雖然沒有跟家人有明顯衝突,但家庭成員的私領域裡要談論這種議題會覺得怪怪的,所以我們就想說這個怪是什麼,他們認同的是什麼,這就是我們想要了解的。

 

黃奕捷:我爸蠻支持(我參與社運)的,可是我覺得在318現場的時候,你會感覺到其實蠻多人都有壓力。在台灣,不管做什麼都是啊,無論參加政治運動還是工作,我覺得家庭總是一種壓力的來源吧,我們偵測到這個問題,所有想說把這個問題跟其他事情結合在一起看看。

 

Q:為什麼要透過演繹的手段,來呈現這部片子?

 

李佳泓:如果只拍紀錄,扣除了演繹的過程,就算他們(爸爸)用訪談形式回答了一樣的內容,也會因為他們是沒有經歷過這些事件而變得更不重要。所以我們選擇用演繹的過程來表達,就是因為他們沒辦法演,他們沒辦法去飾演一個他生命經驗以外的角色,對我們來講,這才是有強度的。重點就落在,他們試圖去理解他生命經驗以外的人事物的過程,藉此他們才會去思考自己是哪一個角色,自己是哪一種人。

 

廖烜榛:當初我們在想,要在什麼樣的情境下誘導他們說出平常不會說的話?今天他演的角色不是他自己,而是另一個人,他會在虛構的當下,講出在事前訪談他不會講出的話,比如說他如何對人刑求,這是因為他已拋去自己身份的負擔與責任。還有,在拍片現場,我就是導演,而他是演員,我可以直接叫他的名字,可以削減真實世界父執輩跟我們之間權力不對等的狀況。

 

Q:為什麼選擇施明正呢?而爸爸講述自己的經驗是預期的嗎?

 

廖烜榛:想以施明正為主題是因為他有點人格分裂的狀況,因為他非常痛恨當時的政治情境,很想寫些政治小說來罵,但又害怕被抓回監獄,所以他會在文章裡穿插奇怪的愛國情節,非常矛盾,後來我們想我們的爸爸不也是同樣的心情嗎?

 

黃奕捷:他們去回顧那個時代是有點精神錯亂的,他們有時會批評國民黨怎樣怎樣,有時又覺得國民黨還不錯,那時的生活條件並不差,所以說他們對政府的心情也很矛盾。而施明正的作品就是這樣,他會無預警地在一段情節中插入一個毫無關聯的東西,接著又很突然地回到原本的故事,我們覺得這太有趣了!所以爸爸們在演戲時,我們會引導,讓他們時不時岔出去,就像施明正的作品一樣。

 

廖烜榛:他們講自己經驗是我們設定好的,不過一開始我們還是希望他們在片場裡可以去演我們給他的角色,甚至有給劇本,給他們一些訊息暗示,像是片場裡面的畫作、書籍等,他在表演的時候,可能腦袋一片空白,而那些東西是要他想像自己是某個人,然後想像自己是在做什麼。

 

Q:影片中兩位父親對唱的三首歌〈黃昏的故鄉〉、〈秋風夜雨〉、〈回鄉的我〉是導演們安排的嗎?

 

黃奕捷:〈黃昏的故鄉〉、〈秋風夜雨〉是我們設定好的。

 

李佳泓:但〈回鄉的我〉是我爸自己想唱的。

 

黃奕捷:〈黃昏的故鄉〉是當時的黨外禁歌。不過有趣的是,三首歌對爸爸們的意義不是所謂的禁歌,這些歌只是他們小時候常常聽到的歌,好聽所以愛唱。像這類衝突的元素、怪異的組合在我們的影片裡有很多,我們主要就是在處理這種「分裂」的狀況,有些事情對爸爸們來說是這麼回事,但對施明正來說又是另外一回事。

 

Q:那麼這種「分裂」,有沒有應用在影片的其他地方?

 

黃奕捷:有,像是會突然插進一些片段,或把我們幾個人的鏡頭剪進去,甚至攝影機也進去,其實一場戲幾分鐘就會分裂一次,要嘛他們自己講話時分裂,要嘛其他東西分裂。

 

廖烜榛:插入點都是一場戲結束後,我把他當作一個事情怎麼發生的狀況,比如說兩個演員在戲跟戲中間休息聊天的鏡頭,暗示了我們做整件事的時間過程。那些虛構故事,只存在那個方盒子的屋子裡,只要出了屋子,就不會有虛構發生。

 

Q:這部片要處理的核心是什麼?

 

黃奕捷:我們想處理的是要怎麼跟異己對話?要怎麼讓不同的價值觀彼此對話?施明正跟我們的爸爸是很不一樣的、兩個世界的人,這個作品想做的事情就是怎麼讓這樣相異的兩個個體可以相遇。

 

李佳泓:為什麼我要看一個普通人生命經驗的演繹?重點就是他們是完全不重要的人,但他們代表大多數人。我們在描述歷史的時候,都會想,施明德抓出來,因為他是英雄,讚。不然就是受壓迫者抓出來,讚,那我們要怎麼試圖去描述其他多數人的經驗?我們想要想出這種壓迫者、受難者之外的第三條敘事,這可能是我們的影片在觀念上要處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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