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移動兩百年

作者: 
阿潑

邊界移動兩百年

2014/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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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阿潑

「我是誰」或許是人類亙古以來不變的命題。不論大歷史如何更迭,人們都會期望在百變的社會中找到一個自己的位置,讓他們感到安心、有歸屬感和認同。於是總不停探問:「我是誰?」

而這探問時常成為藝文創作的主題──對背負著族群身世的創作者尤是。

例如V.S.奈波爾。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波爾以「印度三部曲」獲得桂冠。他是千里達出生的印度裔,在加勒比海的世界他的家族卻保有著印度文物和文化(甚至種姓制度),這讓他們顯得與眾不同,但對他來說,印度從未真實過,不過是個面貌模糊的國家。但當他移居英國時,印度和其人民反而更虛虛實實影響著它,於是,他踏上這片土地,探求他身分血緣後頭的世界。或許因為如此,奈波爾筆鋒略帶犀利、刻薄,彷彿非將當代印度不堪與幽暗處戳破不可。

但《邊界移動兩百年》這部紀錄片的創作者,卻不是從自身角度發問、拍攝,而是源於好奇和興趣。導演鍾適芳曾在媒體上坦言,她喜歡印度音樂和電影,卻對印度一知半解,不願隨意碰觸,在2011年朋友帶領下,她才有了不同一般人的旅程。旅行的終站,是加爾各答的塔壩(Tangra),這裡有個封閉的華人社區,讓鍾適芳有了拍片的靈感,於是尋求贊助完成了這個紀錄片作品。

根據加爾各答人說法,華人聚集的地方有兩個,一個是名為Dalhousie的廣場,另一則是城市東邊丟垃圾的地方。後者,便是指塔壩,這個曾是一片沼澤之地,如今成為加爾各達的中國村,約有三萬華人在此居住,各種同鄉會或是會館招牌散布在小鎮的各處。

無聲的底層

《邊界移動兩百年》劇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邊界移動兩百年》劇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在13億人口之多的印度,華人只有20萬人,多在加爾各答附近。是非常小眾的族群。華人移居印度的歷史,可從1782年開始算。由於1780年,英國印度督省想要做糖,卻怎麼也做不成,有名中國人便志願幫忙,1782年,他從中國帶來110位華工,也就開啟了華人移居印度歷史。

儘管如此,書寫印度的文本或研究,也少有華人。在廣拍電影的印度,新浪潮導演MrinalSen 1950年代拍攝的劇情片《藍色天空下Neel Akasher Niche》曾以中國山東的絲綢小販為主角,勾勒英屬印度時代加爾各答華人移工背景,以及印度人、華人間超越階級的情誼。但在這作品後,印度也無人關注華人,無人訴說他們的故事。

這個族群在這國家幾乎沒有聲音,沉默地在種姓制度嚴格的社會底層工作著。與擁有眾多印度移民的奈波爾出生地千里達相比,印度華人幾乎難以維持自身文化語言,在加勒比海地區,因為殖民者大規模運送印度、中國和非洲等地勞力到此區開墾,因此後代多是這些族群後裔,原住民反而少;但印度華人也多半在英屬印度時期來到印度,他們有的以勞力身分運來,有的則因受不了家鄉貧苦,經過緬甸、泰國,自行步行而來。

正因小眾且位居種姓制度底層,華人更聚集而封閉,職業也有限而明確。在《邊界移動兩百年》拍攝的塔壩,就是一個典型:這裡的華人大多從事皮革業,也有人洗衣或鑲牙,而這正是賤民所做的職業。

人類學家對於種姓制度(或說是卡斯特制度)有清楚的研究和釐清,但奈波爾簡單點明,全世界都有階級和職業表徵,印度人做法卻是獨一無二:「做你份內的事,即使你的工作低賤;不做別人份內的事,即使別人工作高尚。為你的職守而死是生,為別人的職守而生是死。」這是《薄伽梵歌》的經文,「而皮革業,是最低賤的工作。」

《邊界移動兩百年》透過受訪者的口解釋:「因為牛是神聖的,印度人不碰。」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印度皮革供應量不足,英屬印度政府便在加爾各答設置皮革工廠,能做這樣工作的,也就是華人了。因此,皮革工廠林立的塔壩成為華人聚集地。

獨立之後的國籍問題

《邊界移動兩百年》劇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邊界移動兩百年》劇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藍色天空下》導演稱他不喜歡這電影,因為太煽情,但因為拍攝這電影,讓他有為印度獨立運動而奮戰的感覺。

1947年,印度獨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主權獨立國家的誕生,意味著人民的國籍身分受到檢視,原持著中華民國護照的印度華人也面臨了難題:我到底是哪個國家的人?

「唐山一切都沒了。」原本只是來做生意的華人開始認清事實:印度將成為祖國。但他們能取得印度的國籍嗎?

1962年,中印邊界發生戰爭,所有矛頭都指向華人,反華示威運動四起。那時許多華人背起行囊逃難,有人拿著不被承認的中華民國護照(佔三分之一之多),有人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有人已經有印度護照了,這些各式各樣身分證明恰恰反映他們身分的曖昧。很多人都被關進拉賈斯坦集中營,吃著餿水、過期麵包,但後來,印度政府卻不承認這段歷史。

「很多人叫我們中國賊。」影片中有人這麼說。儘管1976年印中關係恢復和解,但華人仍處於尷尬的位置。印度政府要求檢查華人身分,並註冊,很多人就去申請了印度身分,但有的人將近十年才拿到身分,有的人則始終拿不到國籍,不被認可為印度人。直到1998年印度華人被允許歸印度國籍。

在這種曖昧間,華人的文化和語言也日漸流失,年輕一代說印度語或英語,能說華語和母語的華人逐漸不在。但與之相對的是,也有年輕華人在印度主流社會出頭,成為寶萊塢明星,「只是我都演外國人、其他族群的人,就是不能演印度人。」

因為環保而搬遷

塔壩因為封閉,算是還保留了華人的語言文化,但卻因為環保意識興起,塔壩的皮革業被迫搬遷,華人社群也可能拆解。

因為必須要用化學藥劑沖洗皮革,塔壩永遠有去不掉的氣味。自1980年代皮革工廠出現後,2003-2004這裡的皮革業曾大大獲利而興盛。但環保意識同時興起,1985年,印度政府就意識到環保,由於恆河是神聖的河,於是強制恆河流域工廠都必須搬離或控管。塔壩沒有在恆河邊,但也會有影響,當地僑社曾討論搬離之事,後來不了了之。1995年印度政府要塔壩的工廠關閉或者搬離。「以前我們直接排放汙水都沒關係。」皮革業不解,後來雖也屈服,只不過同時也發動示威抗議,「我們不是不願搬,而是沒能力。」

這塊地面對的不只汙染部的環保議題,還有都市發展潛力的開發可能。塔壩,將面對自己未來的命運。

各種身分各種問題

《邊界移動兩百年》劇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邊界移動兩百年》劇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這部紀錄片有各種語言,反映了華人多母語多方言多身分多認同,配樂同樣在印度音樂和華人音樂間交錯。印度電影《藍色天空下》則從頭到尾被穿插來反應過去的歷史。

即使是一部華人記錄片,但全片無所不在的鮮豔、對比強烈印度色彩,仍讓觀眾明白,中國不是這影片的冠詞,印度才是。

因為在這個印度下,面對的還有城鄉的、性別的、階級的、族群的、信仰的種種差異,這差異是在這塊土地上才會發生的,如女人的婚嫁與主體性,如對穆斯林的排斥與互動,新一代面對的、認同的,也與上一代不同,當上一代感嘆終其一身都不可能與印度知識份子階級往來,下一代可能選擇跳舞打入主流商業社會中。

當加爾各答打出「倫敦」為夢想願景時,面對金磚四國崛起,中國與印度的經濟強勢力量,新生代也有自己的認同和選擇,有人認為自己是印度人,有人一心想離開。但不論如何,她們心裡終究有個問題:我是印度人,還是中國人,或是印度華人?我究竟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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