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美玲導演講堂
時間：2025.06.29 SUN 14:00
地點：或者工藝櫥窗
主持人：楊子暄
出席影人：導演 蕭美玲
攝影：翁皓怡
主持人
這次新竹很高興可以邀請到蕭美玲導演擔任焦點影人，然後今天放映的是導演的第一部影像作品，那也因為如此，所以導演有先準備了簡報，可能談談他當時的創作背景，然後他當時在法國念書的一些轉變這樣子。
蕭美玲
我本來以為只有一個人會來，我看在網路上就只有一個人按臉書活動「有興趣」（笑）。這真的是很早以前的影片，也謝謝新竹市影像博物館給我這個機會，不然我20幾年沒有去翻出來看。然後必須說這個影片其實在台灣沒有播過，可是我參加過很多的世界影展，那中文字幕是最近才重新做的，就是為了這次影像博物館的放映。
其實我個人主要是藝術系、美術背景，我從小就是在畫室長大，復興三工那種非常典型的畫畫出身，然後國立藝術學院。那我我們看下一頁，我其實是北藝大——早期叫國立藝術學院——第三屆，後來到法國南錫藝術學院（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art et de design de Nancy），也是就是傳統美院做當代藝術創作的。後來最主要是我畢業以後，去了法國的一個影像工作室，那等一下我會介紹它。
我個人的背景都一直很尷尬，就是因為我在藝術系教書，然後叫導演很怪，可是在這個電影圈，我也沒有什麼名氣，所以變成在兩個當中，我一直都處於這種，既不是導演，也不是藝術家這樣尷尬的（處境）。那我主要的背景應該是美術、當代藝術這個領域，可是因為《斷線風箏》這部影片讓我突然變成了導演，然後我生涯上比較有名的（作品），反而是紀錄片和影像領域。可是我完全都沒有這樣的訓練，那我們看下一張（投影片），所以我稍微簡介一下：我在北藝大的時候是那種做裝置藝術，到處撿垃圾，看到垃圾就想說我可以怎麼樣把它變成藝術那一種人（笑），我從來沒有想到有一天我會拍影像、做導演。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可是呢，那時候我就很關心台灣，那時候早期國立藝術學院——現在的北藝大——還沒有蓋，還是荒煙漫草，我是第三屆，那時我們是借用那個蘆洲的空中大學校地，成為我們的校地。然後 1985 年的時候，我們就全校搬到蘆洲，蘆洲那個時候就是一個淹水很嚴重的地方，然後正好在那個台灣要經濟起飛的時候，每一個人都變成田僑仔（tshân-kiâu-á），就是那裡的田都變成蓋房子這樣子，所以大量的工廠蓋了起來，就是個非常轉型的（時期）。然後大家把家裡的東西都都丟出來了，就是在路上，隨時騎車就看得到這些東西，我們那個時候就開始一直在拍攝。那我是阮義忠的學生，我們開始在關注社會的這些變化，開始在關注 1985 年台灣的經濟起飛，那時候的口號是「一年吃掉一條高速公路」。那時候就開始做影像，其實袁廣鳴是我的同學，那我們那時候沒有錢買機器，我能夠有的就是一台 Nikon FM2 的照相機，那我就到處去拍攝所謂的「城鄉」和都市的變化、整個台灣的變化。我拍了以後，我會把這些東西撿回家，然後重新把這些撿回來的東西組成一個房間，像一個活過的人的家，所以其實我現在才意識到，我那時候就對「家」這個議題的議題很關注了。那這個（投影片中作品圖）就是我撿回來的，電視機裡面放的就是我在拍的這些場景，然後它們整個都是一個家，都是我從垃圾場撿回來的東西。
那這個是1990年我到法國開始要申請藝術學院的時候所做的 portfolio，正好找到。那我們下一張，在撿東西的時候，我也在做安排式的攝影，就是我撿到的一個人家的那個賣衣服的模特兒，我也就把它做組合，或者是我撿到一張破椅子，又撿到一個那個神明桌上的娃娃，那或者是我就地安排，我看到了正好有那個殯葬的車子，然後我會去組合。其實那時候我就對影像非常有興趣，只是那時候還沒有沒有錢買攝影機，袁廣鳴有（攝影機），因為他暑假去工地打工，就買了一台攝影機，是全校唯一有攝影機的人。那時候我就是有相機這樣，所以我大量時間都在洗黑白照片，然後就拍照。
後來我就決定到法國讀書，那我畢業以後，我就在畫廊工作，做畫展策劃。那時候就是在九〇年代剛開始，我是1991年去法國，整個全世界，包括歐洲，包括日本都是要發展所謂的「科技藝術」，然後我們就是抱著第一批（包括廣鳴）要到國外學科技藝術（的心情）。下一張（投影片）。好那所以我到法國以後經歷了一些波折，因為我去的時候，基本上正好滿排外的，然後我們本來考上四年級就被降級，反正就很多的波折，後來我就到了這個法國南錫藝術學院，所以我整個背景都是在那種藝術體系、當代藝術體系，然後那時候就開始做了很多所謂「錄像」的東西，可是都是沒有故事性的、敘事性的。因為老實說在那個年代、九〇年代，我不知道什麼是紀錄片，紀錄片對我來講就是新聞式的，不然就是人類學的東西，所以我不知道紀錄片是什麼東西，那而且我也有一點點瞧不起紀錄片這種東西。我會覺得：喔就是在那邊訪談啊，所以也不用考慮有沒有創意、有沒有形式、有沒有美學，就不是我在意的東西，所以也都沒有在做紀錄片。
那一直到我美院快畢業的時候，就是我剛剛講的，全世界都在打算發展科技藝術之時，德國就蓋了一個叫 ZKM 的藝術與媒體中心（ZKM Center for Art and Media Karlsruhe），那日本也蓋了一個科技藝術中心，全世界都在發展科技藝術。然後法國就蓋了我後來去讀的學校，那在這個美院我也又被降級，所以美院又念了四年、在台灣藝術學院已經念了五年，然後到那裡又念了四年。在最後一年的時候，我就去德國交換，就是去做科技藝術。那在那個年代，我買了一台電腦，花了 20 萬，蘋果電腦。真的，那時候一台電腦是 20 萬。然後裡面呢，只有 2GB，一般的蘋果電腦只有 768MB 容量而已，我那一台 20 萬只有 2GB。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我在德國，袁廣鳴就跟我講說，別擔心，因為我們那時候的影像不能做超過五分鐘，因為容量不夠嘛，因為也沒有光碟，袁廣鳴就跟我講說別擔心，有一天會發明一種薄薄的一片而已，就可以存好幾百MB喔，因為那時候一台電腦就只有好幾百 MB，蘋果電腦 768MB 而已，他說那種一片薄薄的，那時候連「CD」這個名詞都還沒有，他也沒有辦法講出這個名詞。
所以我是屬於那種很早期、很早期做影像、做類比的，那時候都還沒有所謂的數位攝影機，可是到德國，我就打算做科技藝術，然後那時候就開始很流行所謂的互動式的科技藝術，那有一點類似現在 Arduino 做的東西啦，只是說在那時候，我到德國交換學生回來以後，那我知道說法國要成立一所科技藝術學校，而且籌備了十年，然後大家一直等著它成立這樣，那知道法國政府很多錢，所有美院的學生都想考進去，他就是一個後文憑的學校，所以我後來就很幸運地就考進去了。好，那我們就往下介紹。
就是這一所（Le Fresnoy 法國當代影像工作室），這個學校非常、非常特別，它基本上每年只錄取 24 個（學生），那在早期都從來都沒有招滿過，然後全世界、國際的學生（都想申請），所以非常難考。就是你進去，它就直接把你當藝術家的，所以沒有上課，完全沒有課，但設備超級強這樣子。在那個時代，所有的法國有名的人都要去那裡借設備，因為設備是最新的，然後法國政府花了十年，買所有的剪接（設備）啊、所有的攝影棚，所有的東西都是最新的。所以我就考進去，然後考進去的時候，它有分兩種，其一就是強調跨域，所以它有做所謂的電影的，也有所謂的媒體藝術，還有就是建築、舞蹈、小說家都可以考，就是強調這些跨域的合作，然後我就考進去這所學校。我去考的時候，其實它是直接要考企劃案，就是你要準備一個案子，說我打算進去做什麼，然後就是它審理的計畫案，因為它給你錢，在那個年代我們的製作費就有快台幣20、30萬，就學校給你錢設備，不僅設備是全法國最好的，而且直接給你製作費來做你的作品，所以它是考作品進去。我就提了一個計畫案就是要做一個影像互動科技藝術，因為那時候剛從德國回來，然後就用這個計畫案考進去。
好往下看（投影片），所以這個地方非常特別，我先介紹這個地方，基本上它是介於法國跟比利時的邊境，早期就是所謂的工業革命的地方，我們以前聽說工業革命，法國北方就是工業革命的地方，那在那個時候，因為法國需要很多移工，所以他們就請了很多的葡萄牙人、阿爾及利亞人，北非的人很多到法國來這邊，工業革命的時候來這邊工作。那七〇年代以後，中國開始發展，法國產業為了要便宜，全部都移到中國去了，所以產業全部外移了，本來是一個非常繁榮的地方，那就變成一個非常、非常沒落，而且最法國社會問題最嚴重的地方。那這所學校因為當初那附近全部都是工廠，而且有礦，最主要有煤礦、有工廠，這裡（學校一帶）就是居民的遊樂中心，所以遊樂中心就有電影院、撞球檯等。因為產業都外移了，所以整個城市就像廢墟一樣，那這裡也一樣。法國政府就想要個辦法，因為社會問題很嚴重，想要振興這個地方，就把這所學校蓋在這裡，決定給它資源，資源放在這個地方就一定要有人過去，讓這個地方可以活起來，所以就請了一個很有名的建築師，原來的建築物完全不拆掉，完全做外包式的，所以非常特別，就是你從遠處看，就在一片廢墟當中，然後就一個很像機場航廈的感覺的地方。那大家去到那邊，每個人都有一種奇異的感覺，第一就是因那裡大概就是知識份子，不然就是老人，有工作的人都沒有留在那個城市了，所以每個人，不管是不是外國人，包括法國人去到那裡都有一種異鄉人的感覺，非常強烈。有這種異鄉人的感覺會問：「我是誰？」「我為什麼會在這裡？」包括我的法國同學（也有同感）。
因為在這樣的場景下，我們就往下一張（投影片），我們學校只有24個學生而已，那時候還不到，就是因為他沒有收滿，所以20個學生而已，佔地非常大，裡面有兩個電影院，隨便我們進去看，然後有很大的展覽空間，沒有課，只有一個禮拜一天會請那種全世界很有名的藝術家來做講座，一個禮拜一次而已，平常時間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作品，都在創作。然後就是高科技設備，可是同時就會有一種你不曉得自己（是誰、在哪），突然有一種很錯亂的感覺。那在這種情況下也沒有老師，只有每年的駐校藝術家，真的要「住在學校」，因為要陪著學生一起做創作，會有三個領域不同的（藝術家），然後我們就要選這三個領域（作為主修），其中也包括科技藝術和電影。
下一張（投影片），那我本來是要做科技藝術的，而且我剛剛講過，我真的之前對於紀錄片完全沒概念，然後我甚至也不知道有紀錄片影展這件事情，而且我覺得紀錄片是很無聊的東西，因為我在那個時代看到的紀錄片都是那種新聞報導式、黑白的，或是什麼都是人類學的，我就是覺得做紀錄片就是給老人看的那種感覺。那可是我進去那一年正好 Robert 也來當駐校藝術家，那他有一個特別的背景，我們這邊稍微看一下（投影片）好了，他其實是美國人，開始有名的是他在美國的時候，他就成立了一個叫做「新的真實」（The Newsreel）的一個電影獨立製片公司，就專門拍這些體制外的影片。那他在1968年就拍了一部反越戰的人民戰爭的片（《The Edge》），因為這樣一砲而紅，然後再來就是在那一段時間，就是六〇年代到七〇年代的時候，他對美國非常失望，然後他就到了法國去，到了法國十年以後，他1989年拍了一部十年以後才第一次回到美國的《美國一號公路》。我本來就是對於紀錄片很討厭，可是他非常地吸引我，因為他跟我一樣，我那時候到Le Fresnoy的時候，我已經在法國待了八年了，所以我覺得我們有共同的（狀態），因為他也是外國人，我也是外國人，然後到了這個地方，以及就是我剛剛講的，我們沒有課，所以我們看了很多他的作品，然後看了他的作品，我就想：哇，紀錄片，原來可以這樣拍！原來這是紀錄片！而且他的紀錄片也很怪，它就介於劇情片跟紀錄片之間。
比如說我們看下一頁好了，他在《美國一號公路》，他是找一個演員來拍，可是整個過程都是現實的，演員的設定，他就假設那個人跟他一樣，因為對美國失望，所以到非洲去行醫，然後十年以後第一次回到美國，他是用這個虛構的故事（去拍），可是整個拍攝的過程都都不是虛構的，他就跟著演員拍，就跟著他走，從加拿大那邊一直拍到佛羅里達。而且他在影片裡面有講，他不是回家，他是回來看美國、重新審視美國，然後我就看到想說：原來紀錄片也可以拍成像劇情片一樣，然後可以談那麼多東西，我就覺得還滿有趣的，可是我並沒有打算拍紀錄片，因為我當初考進去是考科技藝術，而且我整個腦袋剛從德國回來，就是要做最尖兵的，像袁廣鳴那種互動科技的東西。
那因為我們就沒有課，可是我們要找指導老師，我就選他（羅伯．克拉瑪），雖然他不是做科技藝術，可是他我很欣賞他，所以我就選他。那在歐洲上課就是這樣，不是真的上課，就跟老師隨便找家咖啡廳，我們隨時都在咖啡廳抽菸跟喝咖啡，然後跟老師講我打算做什麼啊，我在想什麼，講的都不是拍作品，都閒聊這樣子。然後在聊天的過程當中，Robert就叫我們每個人講自己的背景，然後我就講說來這個地方很像我的家鄉，因為我的爸爸是九份人，我阿公是金瓜石人，然後我在決定出國之前我曾經到九份金瓜石住幾個月，那時候九份跟金瓜石只有貓而已，不是你們現在看到的九份金瓜石，1989年，九〇年代的時候，我就說我來這個地方（Le Fresnoy）這種廢墟感，這個地方有礦，完全讓我想到我的家鄉，然後我會覺得說我到底是誰？我為什麼沒事來到這個地方？因為以前在美院都是在大城市，所以你不會有這種感覺你突然每天走出去就是廢墟的感覺。然後就是我剛剛講的，包括法國人都會一種異鄉人的感覺。那我就說很像我的故鄉的地方，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那時候我就隨口講一個故事，我就講我阿嬤的故事，我就說我阿公是金礦工，我小時候都聽我阿嬤在那邊講，說我阿公就是偷吃金礦，所以日本人要抓，然後我爸很可憐，因為從小到大都沒有爸爸這樣，因為他們就是一直都在逃亡，那以前日治時代米就是用分發的，因為他們一直在逃，所以他們從來都沒有拿到那個分發的錢這樣子。
然後我的老師就瞪大眼睛，就覺得我講的很神奇，然後講完以後他就跟我講說：「你要做那個科技藝術，你那個計劃都已經寫出來了，圖都畫好了，你在解決的只是你的技術問題，你能夠學到的只是技術問題，有沒有把你的技術問題解決、實現出來這樣而已。」他就跟我講說：「你為什麼不去做一個你完全不懂的領域，去拍關於你家族故事的片子？」那時候也很沒有說服我，因為我不知道要拍什麼，可是呢，就是在那個時候，我有個非常強烈的問題，就是因為我其實在那個時候已經跟我現在的先生交往了六、七年了，所以那個關鍵就是：我要不要回台灣就分手？還是說要結婚，就留在法國？所以對我來講，我最大的人生問題就是留下來，或者是要走。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同時我又聽說我阿嬤得癌症，可能有一點危險，因為我從小是我阿嬤帶大的，所以我對我阿嬤非常依戀，我常常會夢見他死掉，所以在在那個那個情況下，我知道說如果我拍片，一方面就是因為《美國一號公路》我知道了紀錄片可以這樣拍，可以去虛構故事，同時又是又是真實的；然後另一方面就是我知道如果我用拍片為理由，我就可以回家，而機票都會是由學校出的。所以那時候就是很單純，我就答應了，如果讓我回家，可以拍片的話，就是過年回家，那我就願意拍紀錄片。可是我心裡還是不知道要拍什麼，只是想狡猾地用學校的錢回家一趟這樣子。
答應了，那當然就要就要寫案子，那這個學校就是我剛剛講說它把我們都當藝術家，所以我們會有一個製作人，學校真的會請一個製作人幫我們算這些製作費用、幫我們找收音什麼的。那時候我就跟我的製作人講說我打算拍一部關於日治時代我阿公的故事，還有我的故事，還有因為那時候我去那裡有很多中國餐廳了解一下（相關的歷史），結果我就有聽到說，原來我在的那個地方，就是當初第一次世界大戰，周恩來、鄧小平他們都曾經去的地方，他們那時候就叫做「華工儉學」，就是騙他們去那裡的工廠賺錢，但其實就是去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我知道這件事情以後，我非常驚訝，我就說我要拍一部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跟我的故事，然後我那個製作人就覺得我瘋了，到底要怎麼拍、這是什麼東西啊！（笑）。因為他也知道我沒拍過紀錄片，確實我也不知道要怎麼拍，可是我的想法就是這個樣子，但要回家拍這件事就不太有問題，我就如願回家了。
那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因為我畢竟整個背景都是美術出身的，我想要用鏡頭說故事，所以我從我阿嬤那個部分，我從頭都不想要去（用訪談畫面），只有後來有一小段訪談，就在最後，因為最後談到我的時候，是（阿嬤）當下跟我講話才有訪談。那他在講述過去的跟我阿公的回憶、日治時代，（鏡頭）都是很遠地在拍攝她，我想要以景寫情，我想要用金瓜石這個地方、現在我阿嬤走的那條路（來抒情）。那時候黃金博物館還沒蓋，但就是後來黃金博物館的位置，阿嬤在片中不是在看山洞嗎？那個地址就是今天的黃金博物館。我那時候就是想要用山的景來說故事，土地的故事，由我阿嬤的身影來說就好。我阿嬤這個部份我比較受電影的影響，就是我整個思維其實還是在電影的思維，那一方面就是我以前沒看過很多紀錄片，第二個就是我不想要拍訪談式的紀錄片，因為第一部片我不知道怎麼拍，所以我可以很自由地拍，那所以我阿嬤的部分就完成了。
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些照片的部分其實是非常珍貴的史料，我那時候還沒打算這樣拍的時候，我並沒有，也還不知道有這些東西。然後我就去那邊的中國餐廳，他們介紹我說到巴黎的某一個地方的山區有一個記者，他太太是中國人，然後她對於這個議題有研究，你可以去找她。你們要知道那個時代 email 才剛開始而已，那個時代還沒有智慧型手機什麼的，我就好不容易真的到巴黎找到那個人，然後那個人真的就秀出這些照片，我嚇到了，因為我只是聽說有中國人曾經在我讀書的地方，可是我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段關聯的歷史），我看到這些影像的時候嚇到，我看到以後就覺得，不行！我一定要把它放進去！因為沒有人知道，法國人也不在乎，中國人也不在乎。事實上，沒有人知道有這些影像，沒有人知道這些故事，我看到影像以後就覺得我應該要放進去，可是我不知道要怎麼放進去。
那個給我看照片的人就跟我講說：「我知道其中有一個（中國人的）後代，在法國一個很深山裡面，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礦坑那裡面。那個中國人還有一個後代，你可以去找他。」然後我就決定就以這個為主軸，因為他跟我講說他也是礦工，後來我就想說那我可以以礦工為主軸，因為我阿公也是礦工，然後那個中國人的後代也是礦工。我就透過他，好像是寫信，反正那個年代就是什麼東西都很慢，我寫信，然後他回我信，終於他願意讓我去拜訪他，在法國中部的一個很偏遠的地方，所以就是你們剛剛看到那些火車，跟中國的照片其實就是在我們要去他家的路上拍的。然後因為那時候拍攝期也滿短的，我就帶了一個攝影師，就跟他（中國人後代）講說我想要了解你爸的故事。他不會講中文，然後他就回顧他爸爸的的狀況，那就是後面那一段訪談，只是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就帶我去看他爸爸的墳墓，我真的蠻驚訝的，看一看、講一講以後，他看著那一塊牌子，問說那是寫什麼，我嚇一跳，我說那不是他的姓氏嗎？上面寫「張」，然後他自己也姓張。他知道自己姓張，可是他居然不知到那個字是他的姓。所以這件事情讓我非常地觸動，然後我就想說如果我留在法國，然後我的後代——因為那時候我無法想像現在的 email、網路這些流通嘛——我想說那我的後代是不是有一天也不會講中文，然後看到那個中文字，也問我說那個字是什麼這樣，然後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異鄉人，那就是他爸爸的心情。所以我聽完這個以後，我就慢慢清楚了我要講什麼，可是都是慢慢地發生，然後拍攝完我就知道說我要以礦工為主軸，以我阿嬤為主軸，就是第二代回憶一次世界大戰的人跟二次世界大戰的人，然後這兩個人都很模糊，我阿公的其實也很模糊，他（中國後代礦工）講他爸爸也講得非常模糊。
那有一個重點就是第二次我去找他時他就拿出一疊信給我，他說：「這是我爸爸在死掉的時候，我從他的遺物裡面找到的」，然後他就說他相信這封信沒有人讀過，因為沒有人看得懂，「我相信我爸爸也看不懂」，其實他們那時候都是文盲，他爸爸雖然到法國去，但其實他們那一帶都是文盲，所有（書信）都是代筆的，所以他相信他爸爸也看不懂那封信。可是我看到那封信我超驚訝的，那個是他爸爸的媽媽託人寫的，可是居然沒有人看懂，是我看懂了。那封信居然80年了都沒有人讀過，也沒有人看懂過，而我是唯一看得懂的。他跟我講說這封信可以給我帶回去，因為沒有影本，正本叫我可以帶回去，我再寄給他，他說我可以把它影印下來，可是要幫他翻譯，告訴他到底寫什麼，那封信我後來當然有翻譯給他，然後我就也把正本寄回去。這對我的衝擊很大，我就想說一個母親這樣子寫得這麼悲苦，然後經過80年以後，他兒子都死掉了，就也沒有人讀懂這封信。所以我就把它（信件內容）安排在那一段做火車的（畫外音），那個是真實的信。
我就知道我大概想說什麼，可是我還是不知道怎麼剪接，因為我沒有剪過這種，我過去剪的東西都是做錄像那種非常抽象的思維，所以我沒有剪過有故事的東西。而且我的製作人非常瞧不起我，說我到底在講什麼鬼，什麼一次世界大戰、二世界大戰還要幫你扯在一起，然後他還問我說：「那你阿公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人到底有什麼關係？怎麼會扯在一起？」我口頭上講不出來，我無法解釋，但我就是有那個感覺，那個感覺是一貫的，那個心情感覺就是一個異鄉人，就是一個流放的感覺。我那時候的心情就是一種自我的流放，因為那時候法文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名詞叫「exilé」，就是「流放」，然後所謂的「流放」——我再回到我的老師（羅伯・克拉瑪）——在那一段期間我的老師一直鼓勵我拍，他也不知道我會拍出什麼，他也知道我沒做過紀錄片，可是他一直鼓勵我拍，那我們就常常講「流放」的問題。我說我想拍，因為我想談流放的問題，想談異鄉人的問題，因為我知道他十年以後回去拍《美國一號公路》（的狀態），可是我的老師就跟我講說：「我沒有流放問題，因為我有我的美國護照，我隨時都可以回家，我不是「被放逐」的人，因為我沒有正式上地被流放的問題，如果有的話，可能就是自我的心靈的放逐。自我心靈的放逐，你不需要離開你的國家，你都有可能心裡覺得你是一個自我心靈放逐的人。」然後我突然就懂了，可是我還是不知道怎麼剪，直到那時候我看了一部電影，它救了我——安哲羅普洛斯的《永遠的一天》（Eternity and a Day，1998）。
我在法國看的，我那時候雖然法國法文已經不錯了，可因為那個東西非常深，我還是沒有辦法全懂，可是我看完《永遠的一天》後我豁然大開，我想他都可以這樣拍，一下子就是現在，一下子就是過去，現在跟過去的問題隨時都可以來來（回回），而且他不是在回憶，他拍的就是現在跟過去是並存的。並且他談的就是「流放」，他最後直接講的就是「exilé」，最後夜深了，流放的異鄉人最後結尾的時候一直重複那句話。他問他太太說：「明天還有多久？」然後他太太回他說：「比永恆多一天。」所以他要講的就是「永遠」，也就是現在。我看他這樣剪完以後，看完以後，我突然就全通了，就覺得我根本不用害怕，我只要跟著我的素材，然後跟著我的直覺剪就好了。所以我就開始剪，因為我那個東西沒有辦法叫別人剪，因為別人就不懂我腦袋要怎麼樣結構這個東西，連我的製片都很懷疑。所以就我在剪的時候，我就想說他就是一個劇情的東西。所以我最後說我阿嬤死掉，但他那時其實沒有死掉，最後的那一幕是我夢醒來，所以是我的夢。在那個時候我拍完我阿嬤並沒有死掉，因為有一次我學生去看我的影片，然後就說：「你阿嬤不是已經走了」，我說沒有沒有，那時候還沒有死掉，可是那時候我用這個夢來建構這個影片。那時我就是很擔心我阿嬤死掉，我會見不到她最後一面，所以我才堅持趕快要回家拍片，那個確實是我的動機，可是他沒有死掉，所以那時候就以劇情跟紀錄的方式（呈現）。
然後我一直在問說什麼是紀錄片的「真實」？紀錄片真的要講「真實」這件事情，那「真實」到底是什麼？就在那個時候我就一直因為我在做剪接的時候，我知道其實訪談都是假的，所謂訪談是假的，是因為你在剪接的時候，你說「我今天有吃飯」跟「我今天沒有吃飯」，你只要把那個音稍微拉低一點，在剪接的時候，你只要動個小手腳，就可以把事實整個反轉了。因為你只要把那個音軌稍微拉掉，本來那個人講說「我今天沒有吃飯」的人，他可以變成「我今天有吃飯」。當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就知道剪接是假的，因為那個音軌你只要稍微背景音塞一下，然後那一段抽一下（就可以扭轉事實），所以連訪談都有可能是假的。那到底是什麼是真實？那所以我在做這個的時候我就覺得，導演的主觀意識就是真實，導演想說什麼就是導演的真實，可是這個真實跟事實的真實是無關的，導演所認定他想傳達的那個就是真實啊，那個就是導演所謂的「真實」。那所以在做這個片子的時候，我就有對於紀錄片有這樣的感覺，因為這樣的感覺，我三部片子都不採直線性的敘述，我後來的《雲的那端》或者是《平行世界》，我就不採一個「我從小到大⋯⋯」的直線敘事，我就是我的觀點，我就是我的真實，就是我想說的話。重點就在這裡，我想傳達的是，我的影片的觀點，那我不在乎真不真實，因為我知道真不真實在剪接裡面是完全可以做假的。
那好，那就我剛剛講的，因為其實我回歸到最後就是這裡面有三個人，一個就是我阿嬤，講二次世界大戰；然後張先生講他爸爸，第一次世界大戰，可是他們都是時代命運下的犧牲者。一個是第一次大戰，被騙去收屍，然後沒有回去。那可是我想到我老師說他有美國護照，他根本不是一個政治的流放者，所以我在想說，那我決定當流放者是一種自我的選擇，那我要不要選擇這樣？就是我一直在想說我要不要繼續留在法國，後來沒有，我後來就回台灣。那所以我就把我心裡的疑問，跟有些人可能是因為歷史的宿命變成一個流放者（相連結）。像我阿公是最典型的，明明活在金瓜石就一直都在逃亡，就從頭到尾都在逃亡，明明活在自己的土地，可是他從來都沒有沒辦法回家，然後挖了金礦，也只是因為因為要生活稍微好一點；然後那個張先生他媽媽那封信也是，歷史的悲劇下這些小人物，其實這些人都沒有人知道，可是都在整個大時代的歷史裡面的一個影子。
所以我最後就結尾在我自身身上，那個地方就是因為工廠已經關了以後，就變成很多的阿爾及利亞、葡萄牙人，他們都已經是法籍，可是他們又沒有工作，所以那個地方確實走出去晚上都很危險。然後那個地方又有那種光線，很像是那種奇里訶（Giorgio de Chirico）的超現實繪畫那種光影，所以就非常、非常地吸引我，然後我真的就會出去拍，可是我基本上沒有覺得他們一定會搶我，但那一次是真的發生了，他們是真的要搶我，所以我才說「我不知道這個影片要不要繼續拍下去」。一開始我就沒有打算拍紀錄片，我一開始講說，我不知道這個影片對我自己、對別人有什麼意義，然後一直到最後，所以我把整個寫紀錄片的過程變成是我的敘事的過程，所以會一直出現這個（書寫的畫面），然後我後來發現，這好像也是我喜歡的方式，因為《平行世界》也有蠻多（剪接台的畫面）。我在寫的同時也是我影像製作的同時，這好像也是我喜歡的一種（剪接邏輯）。
這部片我拍完以後，我沒有想到在德國萊比錫（紀錄片暨動畫影展）得到的最佳影片，然後也去山形。我剛剛才在講，在那個年代葡萄牙很重要的一個紀錄片影展（里斯本紀錄片影展）的邀請信，結果我都沒有看，我是昨天為了準備這個，我才發現說，哇！原來我跟潘禮德還有賈樟柯，還有很多有名的人，非常厲害、非常重要導演（都被邀請）。那時候邀請我到德國跟葡萄牙是座談，然後我沒去。然後這是法國真實影展，也是最重要的影展之一。就是因為這部影片，我就入選很多影展，可是我那時候真的沒有很在意，因為我不知道這些影展很重要，我是這一次拿出來看，才覺得，哇，這個我現在可能辦不到（笑）。因為有這些影展，山形、德國萊比錫等，那我要說因為這部影片讓我開創了我的紀錄片生涯，然後因為我喜歡參加影展，我覺得影展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我可以一次進去，在影展期間，我好像打開一個視窗一樣，我可以看到全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然後全世界的電影，然後可以跟觀眾對談，這個不是我美術領域可以有的，我辦個個展覽喔，我還要拜託人家來看，我求半天，然後也沒有對談這件事情。所以我因為這個這個影片，因為參加了影展，然後每次我拍片，我就想說這樣，雖然拍片很辛苦，但至少有一天我可以回到影展。
再給我兩分鐘的時間好嗎？（主持人：好。）
最重要的，為什麼我要講到我的導師，我的導師非常重要，就是那個Robert，他為了讓我安定，他是一個在法國，那時候已經非常重要、有名的人，只有他會寫 mail 跟我講說我哪天要跟我一起看我的拍攝帶，然後他每次看拍攝帶，我就會泡烏龍茶。那我在剪接的時候，就剪到差不多四、五月的時候，Robert就跟我講說：「快暑假了，你繼續剪，然後九月開學的時候，你一定要剪完給我看」。然後九月我回到學校的時候就聽說，Robert腦膜炎很危急，然後他太太就請我們可不可以寫 mail 為他祈福，可是他後來十天就過世了，所以他並沒有看到我的完成作品。可是因為那時候最後我跟他的對話就是，他跟我講說暑假回來以後，剪完片要泡烏龍茶給他喝，然後把片子看完，所以那變成是我一個很大的遺憾，因為是他帶著我開始拍片，讓我走進這條路，可是他並沒有看到我的影片。所以後來的下一支影片《雲的那端》的主述都是我寫信給Robert講我回到台灣的生活。
主持人
好，我們先掌聲謝謝導演的分享，非常、非常地豐富，因為本來導演寄簡報給我們的時候說，大概很快，大概15、20分鐘就講完了，然後沒有想到是這時間（笑）。可是我相信，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沒有這個感覺，就是其實《斷線風箏》不是一個非常容易理解的片子，對不管平常有沒有在看紀錄片的人，我覺得它裡面的實驗性，然後它的敘事的方法都並不是那麼的（符合）大家習慣看到的那個印象，所以其實我本來也有很多問題想要問，但你都已經回答了，就包含說怎麼會有人第一次拍紀錄片就就用這個手法，然後那個張先生是哪裡來的⋯⋯等等的。我覺得剛剛這個很仔細的簡報，剛好都從你的創作生涯，然後一直講到這整個片，其實我相信可能大家也都會覺得有很多已經被解答到的地方了。
然後我還是要先宣傳一下，就是剛剛也有提到，美玲導演之後的創作他其實是再轉到她自己跟她的下一代，就是主要是講她先生，然後女兒他們的故事這樣。那因為片子真的非常地感人且有力量，但是就非常不方便暴雷，所以就還是很希望大家下禮拜可以去影博館看，然後下禮拜五、六、日都有放映，那禮拜六的話，導演還會再來，然後再跟大家從《雲的那端》跟《平行世界》做映後分享這樣子。
蕭美玲
那我再講最後一句話，我真的很感謝新竹市影像博物館讓我重新回看了這些影片，其實這我從來都沒有拿出來再看。然後重新回看那些文件，我真是昨天才發現，原來我有這麼、這麼重要的文件，然後我居然沒有去那個會議，就是以前不懂事，不知道什麼是重要，什麼是不重要，德國萊比錫得獎邀請我去，我都沒去。
主持人
那如果我那時候就認識你了，我應該會罵你。（笑）
蕭美玲
而且都是要幫我出機票，然後我想說我那麼累，我已經跑了三個影展快累死了，雖然我很喜歡，然後我都沒有去，我昨天才覺得我自己在幹麼（笑）。那我還是要謝謝新竹市影像博物館給我這個機會，讓我重新回看自己，謝謝。也謝謝你們（觀眾）。
主持人
那如果大家還有問題，或是有什麼想交流，其實可以就我們直接跟導演聊。
Q1
蕭老師有這樣的機會在法國這麼好的學校，有那麼多那麼齊全的制度，這樣供給你去開始這個旅程，這個在台灣，根本就沒有呀，就是孤立的，我也很感慨。
蕭美玲
我會想我那時候如果留在法國，然後好好地繼續發展，我可能不是今天的一個大學老師，就每天在那邊處理學生的瑣事啊。會呀，我也有一點感慨，感概我沒有全心放手去創作，我就回學校了，可是學校體制真的就會把你壓到最極限。不過我還是有點高興，就是說雖然很困難，我還是有創作啦，就是至少我還是有發表這樣。
Q1
（續Q1）我覺得我很意外也很高興你這個第一部作品，那麼勇敢、那麼 authentic（真誠）。我真的覺得這應該應該是一個值得流傳的作品。我今天很有運氣，可以看到，還聽老師講了這麼多。
主持人
謝謝大家，如果有什麼還想要聊的，我們也可以自由交流這樣子，謝謝。
蕭美玲
兩場我都會來做座談這樣子，五、六、日都有放映，然後兩場我都來座談，那兩部國際都有得獎，《雲的那端》國際也有得獎，山形有得亞洲千波萬波特別獎，然後《平行世界》有得最佳導演獎（日本電影導演協會獎）。（Q1觀眾：那這部片呢？）這部有得萊比錫最佳短片獎。
主持人
那還有一個小事情，就是7月26號，因為影博館的營業時間有調整，然後我們有把當天三場的場次移到前面的每個禮拜三這樣子，再請大家再多多注意，那今天再次謝謝大家，謝謝導演，謝謝你們，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