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分鐘演出恐懼的總合—《查房》 查出中國的「靜」與「禁」

即使中國政府封殺北京獨立影像展已成慣例,但今年抄查辦公室、拘捕相關人員的強烈動作,卻是歷年所未見;這些不為北京政府所喜的「禁片」,如今有部分來到台灣播放,忠實呈現獨裁政權禁制下,文化的蒼白無聲。

李又如

今年秋天,台灣的電影圈特別熱鬧,將近十個影展接力上演,但在對岸的中國,卻傳來影展被禁、辦公室被抄、相關人員全部被拘留逮捕的事件。

消解孤軍奮戰的寂寞

就在北京獨立影像展開幕當天,中國政府十幾輛警車,浩浩蕩蕩來到北京宋庄,跳牆進入主辦電影場所,查抄所有電腦、影像資料、帳本等。前幾年,就算開幕被斷電、影片被停播,還有一些論壇活動能夠舉辦,但今年統統沒有。據大老遠飛去北京的參與者提到,「今年的宋庄特別冷清。」
創始於二〇〇六年的北京獨立影像展(俗稱宋庄影展),本屆包括紀錄片、劇情片、實驗影像三個競賽單元,並邀請菲律賓、日本電影,及義大利雙年展獲獎作品前來放映,還有五個主題論壇。雖每年都會遭逢一些阻礙,但栗憲庭電影基金、北京獨立影像展委會仍會堅持舉辦,只是活動多寡、地上地下的區別。
除了放電影以外,宋庄還有個大院子,每年影展吸引各地志同道合的藝術家前來,互相交流、鼓舞,形成一股凝聚的力量,也消解在各自領域孤軍奮戰的寂寞。
而將在今年十月初登場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邀請了許多中國獨立電影來台,不乏因題材敏感而被禁止播放的「禁片」。其中一部,是去年發表的《查房》,導演朱日坤便是北京宋庄影展的創始策展人。
《查房》片長二十分鐘,內容關於二〇一二年七月,朱日坤與友人去江西新余探訪維權人士劉萍、魏忠平和李思華,他們三人曾以獨立候選人身分參加人大代表選舉,被稱為「新余三君子」。半夜十一點,好幾個警察卻突然敲門來「查房」。

中國人沒有沉默的權力

這部片只有一個鏡頭,攝影機就擺在朱日坤背後,來查房的警察或許不知道他已悄悄開啟錄影模式,記錄下整個查房的過程。警察不斷盤問朱日坤從哪裡來?來幹什麼?並要求他拿出身分證件。而長達二十分鐘的盤問,只為逼迫他口頭承認護照上已經登載再清楚不過的國籍:我是中國人。
盤問中,問題不斷被重複,人的尊嚴便在過程中一次次被羞辱。二十分鐘的「實境」,被盤問者的不耐煩、警察的傲慢,很直接地傳遞給觀看者。在觀看歷程中,時不時會冒出「你好好配合,就不會被刁難了!」的想法,才發現,這種「怕麻煩」的思想,立刻讓人落入犬儒式的服從。
「《查房》裡發生的事情在中國相當常見,一點都不特別。」朱日坤說。鏡頭之外,新余三君子已經屢屢被毆打、軟禁、「被失蹤」,連赴新余聲援的民眾都被暴力驅趕,「片中的警察還算文明了。」
朱日坤提到,近三年來,抗議政府、警察的行動變成全國普遍的現象,幾乎每天在各地都有小規模的抗議在發生,「例如人權律師或行動者被非法拘留、非法審判,許多人就會跑去聲援。但住在酒店的人就會被警察驅趕,直接踹門而入,或毫無法律依據讓你失蹤一段時間,是相當常有的事情。」
抗議事件增多,加上今年宋庄影展比起往年被禁得特別嚴重,是習近平上任以後,對於非法事件的管制更加嚴格?朱日坤倒是認為,中國的環境一直都很惡劣,並沒有「以前比較好」的狀況,「可能中國人特別能忍耐,」朱日坤說,「或是他會給自己找一個說法,讓這樣的壓迫變得比較舒適一些。」
他提到,就算是文化人,也並非個個都對強權懷有抵抗的意識,近年來選擇逆來順受的人愈來愈多,更別說是庶民。

選擇逆來順受的人愈來愈多

「面對壓迫,反抗是很本能的反應,」朱日坤說,但大多數人會選擇性逃避,藝術反而變成了抒情的工具,反抗的力道因此流失,「像心靈雞湯,看到霧霾來的時候,不是要求政府去改善,而是把窗戶關起來,想像這個世界仍很美好。」
「當事情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時候,人通常不會去檢視問題本身,或問題與自己的關係。」朱日坤提到,「這是一種選擇性失明。」社會上悲慘的事情天天在發生,就算曾經親眼目睹,但就因它與自己無關,就當做沒發生過,「要嘛就避免政治的解讀,要嘛就找個藉口逃避,無視現實的存在。這些想法都很有問題。」
「中國的獨立電影是很悲哀的。」朱日坤說,除了沒什麼人看得見,在文化精神、藝術層面上也相當薄弱,好的電影非常少,大多都是風花雪月或小溫馨。
「中國的文化和所有人都非常隔絕,文化只在藝術圈裡有一些流傳,且所有東西都是切割得清清楚楚。」朱日坤表示,懂音樂的人大多不懂電影、懂電影的人對於音樂的想法也相當落後,因為中國沒有文化教育,只有淨化的黨政教育。
所以,這些帶有反抗性格的獨立電影,究竟是拍給誰看?政大廣電系副教授郭力昕提到,很諷刺的,這些電影幾乎沒辦法給大眾看見,就算它有一點想要促進民心覺醒的目的,能看見的,也幾乎都是高知識分子,但最需要這些養分的不是他們。
「這些藝術家在做的不是為了當下,而是以後。」受邀參加宋庄影展多年的郭力昕提到,朱日坤對中國獨立影片、影展做出的重要貢獻,就是將「檔案保存」這個精神從西方的影展中帶回來,欲對抗中國破壞紀錄,以掩蓋真實歷史發生過的痕跡。
郭力昕說,就算宋庄影展年年被禁,每年都還會留下影展手冊、活動紀錄、影像論述這些相當寶貴的資料,「至少讓這個世代發生的事情不被淹沒。」

辦影展就是一種抗議

也有人批評宋庄影展每年都「明知故犯」,但在郭力昕眼裡,從舉辦影展,到例行性的被封殺、逃逸的方式、抵抗的行為,已經變成一種行動藝術,更成為關注者的共同記憶。這個紀錄,是抹煞不掉的。
「台灣不應該完全置身事外。」他提到,目前兩岸的問題已攤在檯面上,與中國的交往無可避免,「但應該要與對的人交往。」不是自我矮化式的談判,也不應只是叫囂式的喊喊口號、消極抵抗,台灣有言論自由的優勢,自然能積極關注中國以合法面目去危害人權的狀況,「中國用經濟套牢台灣,但我們或許有機會以文化翻轉過來。」
電影沒人看見、現實被人忽視,是什麼鼓舞像朱日坤這樣的藝術家持續創作?朱日坤說,「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自己為什麼拍。」他提到,並不是一部電影就能喚起大眾的覺醒,那麼只會淪為口號式的操作,應當先忠於自己、忠於自己對社會的看法、忠於自己的表達,在這個基礎上去推動和社會進步有關的事,「這個改變是漸進的、更扎實的。」

中、港人期待台灣支援發聲

「好的藝術是一種清潔劑,讓人與社會能夠更完善。」朱日坤說,藝術不只是反應現實、記錄當下而已,而是從思想、從精神的角度去完善一個人。
香港正在漸漸淪陷的同時,「今日香港、明日台灣」聽來好像不再只是驚悚的口號。無論我們究竟能從中、港逐漸提高的危機意識中發現什麼,中國一位藝術家的警語值得我們思考:
「台灣不是可以講話嗎?怎麼只講這樣?」「如果民主化是這樣,那我寧願留在獨裁的社會,至少還能保持清醒,知道我在反抗什麼。」

 

 

 

 

 

 

出處/新新聞1436期【顯影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