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TIDF日日談：如果紀錄有顏色：綠色小組30年
活動日期：2016.05.08
活動地點：華山拱廳
主持人：TIDF策展人林木材
與談來賓：綠色小組代表王智章（麻子）、綠色小組代表李三沖、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學院院長井迎瑞
（播放《台灣就是這樣長大的》片段）
林木材：
《台灣就是這樣長大的》是綠色小組當時出版的錄影帶系列，其中一個系列的片頭，是幾個社會運動的短片集錦。以此開場，希望讓大家了解綠色小組當年無役不與，並用攝影機記錄了很重要的東西。事隔30年的今天，想請三位來賓回想，30年前那些沒有被討論到的事情。
我們會放映一些重要影片片段，討論裡面的觀點和立場。綠色小組1986年成立，1990年解散，事實上，四年的時間並不長，這些人從哪裡來？為什麼他們會在1986年時聚集在一起並且成立了綠色小組去記錄反對運動？這當中最重要的應該是王智章先生——麻子，1984年是麻子第一次體會到錄影、影像紀錄的重要功能，想請麻子講一下1984年他跟錄影、紀錄片的關係。
麻子：
先簡單說明1984年反對運動的狀況、社會氛圍。那時媒體多為報紙，電視台就是老三台：台視、中視、華視，當時反對運動除了選舉時有較大量資訊傳播外，平常就是靠黨外雜誌。那時黨外雜誌最多同時有十幾家存在，聽起來好像資訊蠻多的，但黨外雜誌三天兩頭就會被禁，被禁時在市面上很難看到，國民黨會直接到印刷廠把東西攔下來；書報攤也不太敢擺，常常是從底下抽出一本賣給你，是那樣的年代，而我那時就在黨外周刊工作，幫忙拍照。
1984年是台灣煤礦瘟疫年，連續有三個重大災變，很多人因此變成植物人，死了大概三、五百人。植物人很慘，因為不可能好起來，報紙上醫院放出來的消息都說植物人康復中，很快就可以出院，但我自己去拍照採訪的感覺不是這樣，家屬跟我們說醫院其實很想把他們趕出去，因為佔病床，但為什麼媒體是那樣報導？我自己覺得，一定是媒體打給醫院，醫院說什麼他們就寫什麼。但像我剛講的，周刊的傳播力不夠，所以我想說應該辦個記者會，讓傷患現身說法才有力量，但他們沒辦法來，所以我才想說要去拍，但該怎麼拍我也不知道。
我會想試著拍是因為有個朋友在傳播公司工作，他下班時機器就借給我，讓我去醫院裡面拍。剪接後我們做了一個記者會，結果很成功，給我很大的鼓舞，我就把這件事放在腦子裡，一直想怎樣可以突破，去做宣傳，我覺得那是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但當時機器很貴，電視台設備包括剪接機器大約一百多萬，我們根本想都不敢想。1985年時，我發現一台家庭式的Home Video，看很久，發現它蠻方便帶著在街頭衝撞的，最主要是它才五萬塊，大家湊一湊就有了，那時候剛好成員黃崇憲結婚，也拿出敬茶的紅包錢湊。有了機器我就開始去拍，這段時間拍了一些當時成立的新社運團體，但比較少衝撞或活動的場面。
1986年9月林正杰在街頭狂飆12天，這部機器大概從那時起第一次拍類似的東西，那12天拍完，其實我們沒有剪接設備，想要哪段就只能錄過去再pause、再接，接點大概就一秒，其實不能算剪接，但也只能用這樣的方式去散播。林正杰街頭狂飆結束第二天剛好是民進黨成立的928，兩黨第一次對決就是1986年年底的增額國代選舉，我一直想拍這個，但我只有一個人要怎麼拍？後來朋友介紹了李三沖跟傅島，我們三人就去拍選戰，主要多在大台北地區，沒辦法去很遠的地方。東西拍完就在蔡式淵競選總部那用一個小螢幕放給大家看，綠色小組就這樣開始了。
林木材：
剛剛麻子從1984年開始講，而真正的綠色小組是1986年由李三沖、傅島跟麻子一起組成的。想請李三沖也談談，1984年你在做什麼，為什麼1986年你們會一拍即合成立了綠色小組？
李三沖：
綠色小組前，我在新竹的農場工作，當時也接了電影資料館電影字典的翻譯工作。某天新竹回木柵的路上塞車塞很久，我就下公車看，碰到林正杰街頭狂飆的最後一天，剛好又遇到在前進雜誌工作的同學，就互留電話。隔幾天他打電話給我，提到那年的選舉——就是剛剛麻子講的那場兩黨對決的選舉，他們總部需要有人幫忙攝影，問我願不願意去，我就答應了。雖然我從沒拿過攝影機，連帶子怎麼放進去都不知道，但我願意去，因為美麗島事件時的年輕人，被台灣政治長期打壓，現在好不容易有個反對黨成立，非常希望能做點什麼事，我是這樣的心情。
有一天我朋友給我麻子的電話，我們約在前進雜誌社碰面，我跟麻子要求說：「我不會拍，你的攝影機能不能借我玩幾天，看看它的性能到底是怎麼樣。」，我還問他：「你可不可以借我一卷你拍過的錄影帶，到底你是要拍什麼樣的，讓我看一看我也比較容易準備」，然後我就把那卷錄影帶拿給我寫影評的朋友張啟明，請他放給我看，我就這樣誤打誤撞進入綠色小組，一起工作了四年。錄影帶的內容是林正杰街頭狂飆。很暗、晃來晃去，不是很好看，要很注意才能看清楚，但是很震撼。因為聯合報對它都是負面報導，當時我工作的那個農場訂的就是聯合報，老闆是會說這些黨外人士應該被抓去槍斃的那種人。我看到這個錄影帶後才知道，哇！原來是這樣的狀態。
林木材：
我們也好奇井老師1984年時在做什麼，或者說你第一次看到綠色小組的影片是在什麼地方？
井迎瑞：
我來補充另外一個角度。綠色小組對我們那個世代來說，是一個共同的記憶、一個品牌。雖然我沒有直接參與綠色小組的拍攝工作，但是同一世代的人卻有共同的成長經驗、想法、對世界的看法，尤其是對媒體的共同理念，所以我們都互通消息、相互切磋，是這樣一個背景。雖然我虛長他們幾歲，但大致同世代，有共通社會經驗。
我成長於七零年代，1977年出國留學，那時候出國不容易，尤其要學電影更是不易，我抱著這樣的夢想去了美國讀書。我第一個學校是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那個時代台灣去的人，最想做的就是到圖書館找三、四零年代在台灣無法看到的禁書；另外就是看電影，那個年代經歷過劇場時代，對世界經典名著、大導演，都比電影的思考多且熟悉，我們靠閱讀去接觸大師，像黑澤明、伯格曼、楚浮，對《去年在馬倫巴》、《廣島之戀》等我們非常熟悉，但卻從沒看過電影，學校的活動中心有個戲院每天放電影，我一學期可以看到四百多部。我們像海綿一樣大量吸收在台灣缺乏的養分。
1979年校園內很多學生運動，那時是保釣末期，很多保釣前輩，包括剛過世的林孝信老師到各校園包括我們學校來演講，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這件事。1979年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校園內台灣留學生群情激昂，用各種方式互通信息。在列印缺乏的時代，透過手抄本、校園的學生刊物去了解台灣的情況，然後我遇到了張富忠，他在美麗島事件後到美國校園跟台灣留學生解說在台灣發生的事件。之後是伊朗的學生運動，他們在校園裡大喊打倒巴列維，就這樣接觸到很多養分。
1980年我進入UCLA的電影系，這裡是一個自由思想的空間，當時我遇到幾個南美洲的學生，接觸到尼加拉瓜、薩爾瓦多的學生運動，也參加許多讀書會，接觸到很多第三世界發展角度的思潮，例如：第三世界如何受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乃至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影響和剝削，宰制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這些共同經驗，我們深受這些想法的啟發和洗禮，這是大略我個人發展和成長的背景。
1987年我遇到王智章，他當時也是從島內出來的，我們在共同的社會氛圍下來到美國，在一個夏令營見到面，分享對獨立媒體的共同想法。他們把台灣七、八零年的生活經驗直接帶進運動場域，組織了綠色小組；而我們則是在國外唸書才開始閱讀大量經典、接觸第三世界國家的思潮，我們帶進這樣的經驗，並把它們結合在一起。那年遇到他，同時也回到台灣，我開始用這樣的立場來進行我未來的教學工作。我們在那樣的時代氛圍中帶了各自的議題，但又有共同的理想，尤其在以媒體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的方法、以媒體作為一種改革社會的工具，在這方面是不謀而合的。在往後的日子裡，我以第三世界的發展經驗這個角度，直到今天跟綠色小組保持著亦師亦友的同志關係。
林木材：
綠色小組留下大量的影帶，剪接後的作品、有拍但沒有完成的錄影也非常多，那些影像都在臺南藝術大學幫綠色小組做的影像資料庫裡。我好奇當時大家是雜誌工作者或美編，不是所謂的專業電影工作者，你們怎麼會使用影像？我聽說你們拿到錄影機後第一次的練習是去動物園拍猴子，不知道有沒有影像留下來。
今年影展有一部片叫《去年九月》，這部片是1987年完成的，他講的是前一年9月發生的事情，也就是綠色小組記錄林正杰街頭狂飆的當下。成名作應該是1987年11月30號許信良回台的桃園機場事件，這部片子在當時引起很大的轟動，我們播放片段來討論當時這些片段怎麼拍的。
（播放《1130桃園機場事件》片段）
林木材：
大家可以看到，一開始攝影者所站的位置是在民眾這邊，但剪接之後會發現攝影機的位置跑到警察後面去了。我第一次看到覺得很疑惑，因為我印象中綠色小組是記錄抗爭現場的，他們應該越不過去警察的後面，所以我感到有趣的是，一般我們覺得抗爭紀錄片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場，去呈現人民單方面的觀點，可是這裡是對照式的，在電影裡，可說是一個交叉剪接的手法，想請問兩位，還記得這一段拍攝和剪接嗎？
麻子：
沒錯，當時我們真的沒有越過去，不可能越過去的，是這一支影片越過了，有人在那邊拍，至於是誰我們到現在也不知道。這段影片是從許國泰服務處得到的，誰給的他也講得不清不楚，而我們也不想知道。不是我們越過去，是那個人越過來，所以我們擁有了這段影片，然後就把它剪進去。當時的媒體全部一面倒地在抹黑民進黨、抹黑這個事件，因為選舉快到了，反對黨只能挨打。當時只有自立晚報做一個篇幅較大、比較站在人民立場講話的報導，另外就是我們這支影片。大家看到都如獲至寶，因為你說警察丟石頭沒有人會相信，報紙都寫民眾是暴民，我們從來都不知道警察會丟石頭，但影片出去後，謊言都被揭穿了，傳播的力量、影像的力量就在這裡，你不用講太多，看了就知道，只能說這樣的剪接方式有他的力量。
李三沖：
我來講拍攝手法。說實話，我真的不會拍，桃園機場事件是我第一次在抗爭現場，在荒郊野外，很多軍人拿槍站在那邊，飛機3、5分鐘就會飛來，那樣的氣氛我們這種第一次上街頭的，真的會怕。他們那天噴水，我們不知道噴水時要找地方躲起來，攝影機和身體都濕透了，完全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在拍，等水噴完才有時間確認攝影機有沒有狀況。那時攝影機沒有關機，一直在跑，所以噴水的畫面都是亂掃掃到的，那些大部分是我拍的。我們出了雙機，另外一機比較冷靜的場面是傅島拍的，他比較不怕，站在固定的位置，也會找一些現場畫面，剪接時很好用。這次影展我再重新看一次後發現，我們雖然不太會拍，可是真的有用心，知道要拍到什麼，例如：飛機在天上飛，像要迎接海外離鄉的人回來，所以拍了很多飛機從上面飛下來的畫面。一天下來時間那麼長、又在那麼大的現場，我們這種沒經驗的人真不知道要拍什麼。其實往後的四年，我個人到了現場也還是不知道要拍甚麼。
林木材：
從許國泰服務處拿到那卷帶子時，你們有什麼想法？怎麼想說要把這兩個畫面放在一起？你們看那卷帶子時是什麼感覺？因為畢竟跟你們拍的東西非常不一樣。
麻子：
就像李三沖所說，我們對很多東西很陌生，包括剪接，這支應該不是當時的版本，那時的影片好像不見了。當時我跟傅島輪流剪，很趕，帶子很慢，我們沒經驗所以動作很慢。因為輪流剪，所以這段也不清楚是誰剪的。第一版是不是這樣剪，我實在是不知道。
井迎瑞：
我從我這個角度再補充一下。1980到1985年間我在UCLA，那時在影像美學上，我們是揚棄好萊塢，而吸納第三世界電影的。我的指導教授是一位衣索比亞籍的老師，我們跟他學習第三世界電影發展史。當時提出一個口號：「電影就是一桿槍，一秒可以發二十四格的一桿槍」，這個理念深深影響我們。當時UCLA的台灣留學生組了一個讀書會，我和王菲林負責媒體小組，搜集了大量有關第三世界電影的素材：包括影片、UCLA電影資料庫的一些典藏，都透過這個老師收集過來。在跟其他人交流時，我們媒體小組就會提出我們整理的一套第三世界電影，刻意揚棄好萊塢電影光鮮亮麗、讓人家進入夢境的那種剪接、拍攝。我們在討論時也會加強別相信流暢的image的這個概念。我們很直接反應第三世界社會的發展——直接拿攝影機當作對抗的工具，既揭露、又反思、也譴責。剛才的影片就展現了這樣的image。後來這些影片我設法帶回台灣，1987年在耕莘文教院，台灣第一次辦了第三世界電影展，影片皆是我提供的。
麻子：
井老師一學期看四百部片，我到現在都還沒看過四百部。其實我們都不是科班出身，也不懂什麼電影美學，拍的時候也沒去想這些東西。當時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就是記錄、傳播。老井那個時候真的很辛苦把這些影片帶回來，我1987年去（美國），要回來時老井叫我帶一罐茶葉，裡面其實大概裝了10還是12隻影帶，用這種方式陸陸續續把該帶、想帶回來的東西帶進來。
李三沖：
現在我們要把那12卷影帶還給老井，都還在，在南藝大。
林木材：
雖說你們在拍攝時並沒有想到這電影未來會怎麼呈現，可是事實上剛剛的片段以及其他作品還是有它的美學在。接下來我們再看《鹿港反杜邦》片段。這片應該是從1985年開始到1987年拍完。
（播放《鹿港反杜邦》片段）
林木材：
綠色小組的使命——記錄、傳播、戰鬥，我們現在來談談傳播的部分。影片一開始有一段是說民眾在看東西，他們在看什麼？請李三沖補充一下。
李三沖：
地點在演講會場，民眾在看綠色小組拍的鹿港反杜邦運動。就傳播這點來說，綠色小組有兩種方式：一個是賣錄影帶，透過非正式的管道來賣。當時因為是戒嚴時期，言論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常被禁，賣錄影帶很困難。我們透過專門賣黨外雜誌、錄音帶、錄影帶的攤販販售，他們常跑夜市、演講場，我們大部分的錄影帶就靠他們賣，綠色小組的運作經費主要就是靠賣錄影帶的錢；另外，因為我們不是一般拍片團體，而是一個社運型組織，是把攝影機當社運工具的，所以我們跟許多運動團體的關係很密切，我們甚至就是一場運動的一部份，會幫抗爭團體製作影片，讓他們在記者會、座談會、說明會放映。我四年內所剪接的120部影片中，約有一半都是針對這個需求，而不是要公開發行。
剛看的鹿港反杜邦這場活動，一開始是在廟口放映，那時是用兩台電視機、錄放影機擺在桌子上播放，其實很難看，大白天螢幕也看不太清楚，所以會在電視機上面加厚紙板來遮光。另外因為電視機的螢幕小，所以還分兩個地方放映，一個是在這個演講會場，另一個是在對面廟口，這就是我們當時另一種傳播方式，也就是在抗爭現場播放。
1989年，經過三年的抗爭，我們開始覺得錄影帶雖有效果但很慢，一個錄影帶從拍攝、剪接、送拷貝、包裝，之後還要想辦法送到銷售的攤販手上，這中間時間很久，三台已經把你打得遍體鱗傷了，如果要跟三台對抗，效果事實上不好，所以1988年中期，我們開始想說下一次選舉有沒有可能用發射電波的方式來跟三台對抗。經過努力，我們終於在1989年的選舉順利在台北縣尤清的選舉總部架設一個無線電視台，雖然它的發射範圍很小，但在台北有發射成功。這四年間我們傳播的方式就是這三個樣子。
（播放《綠色電視台開播片》片段）
李三沖：
這個過程很有趣，我們當初真的只是基於一種理想，可是實際上根本不知道如何去發射無線電視電波，其實它是一個容易的技術只是很昂貴，絕對不是綠色小組賣錄影帶可以付的。但很巧，我們有拍一個老兵返鄉運動，傅島因為他爸爸也是從大陸過來的，我們就請傅島去的時候順便找看看有沒有便宜又簡單的電視發射器材，運氣很好找到了，也從大陸帶回來，我們在那邊請一個台灣漁船幫我們走私運過來，過程非常曲折，最後拿到時，離我們預計要發射的時間只剩一個禮拜。國民黨他們新聞很進步，我們想說如果私設第四台，他們應該很快就會找到發射器然後把訊號弄掉，所以天真地想說用打游擊的方式，先從高雄後勁請朋友開小貨車上來，把發射器擺在車上，外面看不出是什麼東西，就開始在台北市的街頭跑來跑去。麻子他們在工作室附近發射，我們在工作室負責接收，但一整晚我們都收不到訊號，後來知道這樣不可行。我想像這樣是現在所謂的SNG，但那個設備做不到，只能定點，我們選一個最不怕警察來抄、人群最多的地方，所以就設在尤清的競選總部，離選舉投票只剩三、四天，那幾天沒日沒夜的弄。
（播放《反五輕運動》片段）
林木材：
綠色小組是跟隨社會運動在記錄的，但剛剛這段讓我非常訝異，因為過程已經有點像是調查報告了，自己發現有這樣的事情，然後去做更深入的調查，尤其是攝影機更證明了這個因果是可以完全連接起來的。麻子針對這部分可否跟我們談談，因為我們本來以為你們是社會運動跟隨的記錄者，可是這樣看來你們的主動性是更強的。
麻子：
其實可以的話，我們都會到現場蹲點或採訪。這個事情是因為之前剛好看到一個訪問，有一個中油的員工住在中心的宿舍，他說他回去打火機一點就整個爆炸。我們後來去採訪他，他在醫院的燒燙傷中心，整個都包起來。後勁這個事件其實拉得很長，後來李三沖到後勁蹲點約半年以上，還在那收了一個徒弟叫白馬，剛播的其中一段採訪就是白馬掌鏡的。可以的話我們會儘量像林木材所說的去調查，做到讓大家相信或是成為資料輔助的權威，影像的力量就在這裡，它跟文字不同，能夠更直接讓人感到震撼，所以我們是利用影像它特殊的渲染度。
林木材：
桌上這些綠色小組的錄影帶，是我們在國家電影中心的倉庫發現的，被堆在旁邊，沒有送到膠卷典藏那樣的中心，它們都有非常好看的封面設計，大家可以看看。剛有講到綠色小組是更主動的介入和調查，我們接著來看講遠東罷工事件的這段影片。
（播放《遠東化纖罷工事件》片段）
林木材：
大家剛剛如果仔細看的話會發現，這一整場其實是兩個很長的鏡頭組成的，不像好萊塢電影大概30秒鐘就會有一個cut。像這樣的長鏡頭在綠色小組的影片裡非常多。我的問題是，我們知道綠色小組的資源有限，尤其是影帶的數量、機器的使用，你們到底怎麼去決定要把所有的資源放在這上面？台灣其實在1987年前後有非常多的社會運動，你們如何取捨要去記錄哪個部份，尤其事情都是正在發生？
麻子：
林木材講的沒錯，我們設備簡陋，什麼都缺，包括人。所以這個活動主要由林信誼在記錄，因為新竹其實有點距離，而且台北天天在發生事情，所以這部主要由信誼拍攝。如果有活動這種有大場面的，我們再去支援，很多的運動我們都用這種方式拍，最後再由林信誼去剪接。
剛剛提到一鏡到底，它非得一鏡到底不可啊！因為我們只有一部機器，假如有兩部，或許會有其他剪接方式出現。我覺得一鏡到底是我們很不一樣的做法，雖然我們的影片感覺類似新聞事件，但假如大家習慣看電視的話，就會發現電視台頂多讓你講個兩秒就拍去剪了。例如像今天這個場合，電視台可能會早一點來把我們抓出去講幾句話，就回去交差了，不會是我現在的談話內容；我們的做法就不一樣，我們要讓大家看到事情、真相是怎樣的、到底是怎麼發生的，會讓事件完整的呈現。
井迎瑞：
我們從開始到現在看了很多片段，心裡非常激動，台灣真的就是這樣長大的，今天看來更顯珍貴。把它當成一個見證、歷史、檔案的角度來處理，其實它是非常庶民情感的，哪裡有壓迫哪裡就被看到。我們今天來看這些影像紀錄，是要超越作品的角度來理解的，當時綠色小組共同的理念，就是為了讓社會、讓後來的人，能夠更完整的知道當時所發生的這些事，所以用這樣的方式直接傳達他們在現場所看到的景像。因此，他們必然要用比較完整的時間和鏡頭來記錄環境，而其中的資訊相對地就不受戲劇化、懸疑性、故事性所主導，而能再再顯示出見證的、歷史的價值。今天我們重看這些資料，以文件、檔案、歷史性去理解它，正是它所發揮的價值。
林木材：
我們現在來談談戰鬥的部分。麻子剛提到，主流媒體呈現片面的、官方式的影像，這也是為什麼綠色小組在1986年非常轟動的原因，因為主流媒體不報，他們就用更完整的篇幅讓民眾知道真相是什麼。
三十年後的現在，我在影展前去政大宣傳，那門課大約有兩百名學生，大部分都是在1990年後出生的，也就是二十歲左右，當中有聽過綠色小組的大概十位不到，大多是因為老師上課大略提到而知道的，他們完全沒有看過綠色小組的影片。影展針對這些年輕觀眾，到底要如何讓他們知道綠色小組那時候那麼重要的使命、或說他們傳播出去那麼重要的資訊？該怎樣把人拉回八零年代的時空？所以今年影展除了跟綠色小組合作21部片外，我們還另外做了一個小單元「時光台灣1980s」。
籌畫階段我們先跟綠色小組確定片單，之後開始去找當時三台的新聞，大概看了四百則以上，從中知道當時新聞怎麼報的。最後華視願意贊助我們播出這些新聞，非常幸運也非常偶然的是，華視當時隸屬於國防部，所以拍到的影像也是三台裡最豐富、最具代表性的；另外，綠色小組因為記錄反對運動所以跟當時的民進黨是站在一起的，很多人批評綠色小組說它就是民進黨的華視，因此我們用了華視新聞片段與綠色小組影片來對話，觀眾進戲院時會先看到一兩段新聞片段後才真正進入綠色小組的片子，這個安排像是一個對照。事實上在八零年代末期就是一個影像上的戰爭、影像上的對抗，如果想要體驗那樣的感受，可以到戲院裡面去看。
（播放單元預告）
林木材：
90年綠色小組解散後，這些影帶還沒有進入南藝保存之前，它們在哪裡？
李三沖：
這些影片就是放在工作室裡，有除溼，我們解散後則是擺在朋友家。那時剛好井老師到南藝大，他一直關心這批東西的情況，他說可以把影帶放到學校，會有比較好的保存條件，我們很高興，想說終於有一個可以安頓的地方。磁帶總會隨著時間而消逝，我怕如果不處理就會消失了，於是我們跟南藝大找人力支援，把這些影片數位化後轉成另一種磁帶，也轉存到硬碟。
數位化後我們手頭有了這些影像，就想說可以重新整裡，利用現在大家熟悉的接收管道，也就是網路來發表；在技術上，89年莫拉克颱風後，我們跟麻子到台中幾個原住民部落做重建工作，在那裏有一個工作室，我們對使用數位化設備剪接影片開始熟悉，有了素材和技術，就可以做這樣的工作。今年是綠色小組三十週年，我們每星期整理一部短片放在FB粉絲專頁「綠色小組影像協會」，一方面希望當年一起走過那個年代的工作夥伴、朋友可以一起回顧，80年代那幾年台灣民主化到底發生什麼事；另一方面我們希望年輕、利用網路的世代能有機會透過放在網路上的影片去了解，1986年到1990年，在台灣的社會運動激烈衝撞黨國戒嚴體制的那段時光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井迎瑞：
我1987年回台灣到現在，曾經是運動者、教育者、創作者到現在則是保存者。身為教育者、運動者時，我一直思考如何對綠色小組最有幫助，後來發現我與綠色小組連結最適合的角色是保存者。我想將這三千卷的錄影帶檔案化、脈絡化，透過我的工作，將綠色小組和這些影像資料放到更大的視野當中被看見，去改變並擴大當前社會對它的理解。也就是說，只有建立檔案和脈絡化的理解，才能避免它們被破碎或斷裂的主觀看待——也就是只看到抗爭的那面。惟有如此才能讓綠色小組的資料發揮鑑往、知來這兩個功能。
鑑往包含兩個元素：一是看見自己的路徑，剛才我們看到《台灣就是這樣長大的》，做為媒體人或一個獨立影像工作者，它的路徑是什麼？從學術的角度看，這稱為後設性的認知，你只有鋪陳了這個脈絡，才能清晰的知道台灣或綠色小組是怎麼樣長大的，而這也有便於綠色小組的朋友重新回看這些東西，只有完整的檔案才能看見發展的路徑；其二則是透過綠色小組的鏡頭，折射出怎麼樣的台灣社會。而何謂知來、為什麼能知來呢？我認為只有把這些影像整理成資料庫才有力量、才完整，資料庫是個知識系統，裡頭有價值觀、理想性和對世界的看法，透過這樣的方法才能產生現代的歷史知識，這個叫做鑑往知來。
現在我念茲在茲就是希望幫綠色小組的影像資料建立一個完整的檔案和歷史脈絡，因為它背後有一套人文價值、有一套素樸的美學，這個東西透過檔案才能看得清楚。除了維護它的完整和安全，我更要建立一個平台，讓未來的詮釋能夠發生。綠色不需要避諱，做為一個檔案保存者，我要讓各種多元的聲音存在這個檔案資料庫裡。我們在南藝大建立了「台灣歷史影像資料庫」，我們有台視完整的新聞片，也有綠色小組完整的紀錄片，作為一個創作者或影像工作者，可以有顏色，但做為一個檔案保存者，我希望能夠做到完整和全面。
林木材：
據我所知南藝大是去年開始整理綠色小組的影帶，有經費可以整理應該是從1998年開始？
井迎瑞：
1997年漢寶德先生創立了台南藝術學院，他是個有人文素養的教育家、藝術家，在他的領導下，包容我們很多想法，包括建立這樣的資料庫、蒐集這些看起來好像沒什麼用的資料。但那時並沒有完整的經費可支持，只能用剩餘的年度經費，直到2006年才第一次有教育部正式的經費，這筆經費使用在1987年到1996年這批影像資料維護保存和使用計畫上，這個計畫持續到2013年8月我們把資料庫建立完成為止。
林木材：
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查詢「綠色小組影像資料庫」。現在開放給大家提問。
【觀眾提問】
觀眾：
當時開播的播出時間多長、收視情況如何？後來綠色小組為什麼會消失？
觀眾：
好奇從井老師個人層面出發去看，在過去闡述綠色小組的影片到現在再次呈現這些影片中間，老師有沒有一些心情上不一樣的地方？另外想請問兩位前輩，綠色小組的影片過去比較處於工具的身份，現在則以紀錄片方式呈現，因為當時是記錄社會運動的，那這影片在美學概念上會不會少了或多了些什麼？
觀眾：
我是美麗島事件那年出生的，對於八零年代的印象是很多社運流氓，因為電視都是這樣報導的，所以我覺得蠻幸運可以在這時候有這樣一個影展，它策劃一系列的影片去還原我小時候的記憶。我覺得很棒的是從綠色小組看到了一些觀念，最大的收穫是一些誤解被解開，因為對我來說，綠色小組是傳說中的四個字，但我沒有看過它任何一部片，也不知道這些人是誰、他們在做什麼、當時扮演了什麼角色，所以過去一直有個印象，以為綠色小組是民進黨組成的。我的問題是為什麼是綠色？而不是紅色、白色小組？
觀眾：
我是90後出生的，是第一次看到桃園機場事件，覺得很震撼。很好奇在拍攝的時候有沒有想到攝影機的位置？因為這幾支影片攝影機都是跟著被動員的群眾、運動組織者，現場協調開會或做決策的時候一直跟群眾在一起，但警方協調或討論時都聽不清楚他們說什麼，攝影機位置是有意識地在選擇嗎？影片除了運動上的意義外，也很驚喜美學上的成就，這樣看下來每一支片子都有不同的風格，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每個現場事件風格不同讓每支片有不同的美學呈現？另外音樂的選擇是有意識的去配合運動氣氛嗎？
麻子：
電視台只維持了三天，直到尤清正式宣布當選。那次其實多了幾千票，但政府遲遲不肯宣布他當選，尤清一直不放棄，在競選總部的舞台上，透過唱歌把人留住，也透過我們的電視台一直直播，直到當天晚上三四點才宣布當選，在那個時間點我們電視台就結束了。
綠色就是綠色，有人說既然不是民進黨，那是不是生態或環保？因為這方面的影片我們也拍不少。但民進黨用綠色我們就不能用綠色嗎？我們一開始成立時定位自己是：生態的、草根的、進步的、和平的，也不只拍生態方面的東西。反五輕、鹿港都是環境的議題沒錯，但它們也都是社會運動，要反、要爭取的，就是生存權和居住安全，要對抗的是經濟部、國家政府，所以也是一個反對運動；其次我們本質就是記錄、傳播、戰鬥，更深地說，本質上我們是在革命。
消失的原因從整體社會氛圍來看，當時社運已經走向體制了，包含民進黨議會席次變多，社運要藉議會運作來爭取更多的東西。由於基本上我們金錢來源是靠販賣錄影帶，當上述條件消失後，我們的階段性任務就結束了，也有試著轉型，但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井迎瑞：
我個人對綠色小組的影片有蠻深的情感，有一次還看到自己在影片裡。1989年我參與記錄過新光紡織關廠工人的活動，在整理這些影片時覺得很激動、很親切，也看到很多當年的朋友和當年的情況。
關於藝術性，1989年我當電影資料館館長時，發覺我們關於國家歷史的檔案非常缺乏，更別說影像美學了，你要研究台灣的電影史或社會發展史的話，影像資料非常欠缺。因此比起引進西方電影大師的作品，更緊迫的是建立台灣自己的影像檔案。在資料館服務的這段時間，我花了很多力氣蒐集整理關於本土的劇情片、新聞片和紀錄片，這樣有朝一日要研究自己的電影史、社會發展史，才有影像資料也才能使這些研究成為信史。有了檔案就不會以訛傳訛。
基於此，我個人也有了一個追求，即我從創作者轉變為檔案維護者的角色，這影響我後來的教學和對紀錄片的想法。我認為應該強調它的文獻性質和檔案價值，完整地去記錄當時事件發展的情況，比去表現一個導演如何再現真實要來得更加重要。不是反對大家去當導演，對於社會的多元性來說，各種人才都需要，但台灣在發展過程中，獨獨欠缺了老實、規矩、蹲下來建立檔案的人，這個需要去平衡。所以在鼓勵創作的當下，也建議有人能夠謙虛的蹲下來，不要太談個人情感來做這些記錄工作。
李三沖：
我們在剪接影片、呈現立場時最主要的心情是：如何把這場抗爭發生的事情盡量說清楚，這是最基本的要求。必須先看完所有拍過的資料，有時是兩機甚至叁機拍的，很多，關在剪接室裡面可能就是三天，要先把拍回來的訊息搞清楚。其次是決定用什麼方式在一個半鐘頭裡，用影像或旁白把話講清楚。通常不太有空間去思考如何起承轉合，設計，剪接手法也都沒有。一場沒有時間要求的影片都不太可能這樣做了，更何況像520事件、桃園機場事件、329這樣要緊急跟三台對抗的東西。常常當天拍回來晚上就剪，剪完隔天用遊覽車送到中南部，這樣的情況，沒有時間讓你想，就是趕快把訊息處理出來，然後用很有效率的方式把它剪好、傳播出去。就我個人經驗是如此，相信其它工作夥伴應該也都是這樣，因為我們生產影像的目的，就是為了趕快把它傳播出去，這是第一個要求。也因為這樣的性質，你不會去想其它的東西。
其實電影美學知識我不太陌生，我參與電影資料館電影辭典的編譯工作時看了一些書，在大學時也參加電影社團，那時台灣沒什麼電影可以看，我都會想辦法去看一些不太容易看到的電影，這個經驗大概井老師也有，對電影也有夢想。但這些東西即使我想把它用到綠色小組的影片上也會很勉強，因為兩個完全是不同邏輯，綠色小組是運動團體，它所生產的影像跟一般人拍的影片風格不同，這是決定性的因素。因此美學問題不存在，不是我們故意去去美學，而是因為它有基本上的不同。
林木材：
這次做綠色小組30周年的專題，對我們這個世代而言也是非常有難度的，過程中與李三沖哥、麻子大哥就片單討論了很多次。綠色小組認為，有些歷史時刻非常重要，而我這邊就需要去想這是哪一年的事情，花很多時間去找，在圖書館陸續找到當時跟綠色小組有關的剪報，包括那時候他們被警察抄。最終我們呈現的這21部片是有事件的時序脈絡可以觀察的，包括我們也拿新聞片跟綠色小組的影片去做對比。
我們做功課時發現，綠色小組當年大部分被擺到傳播史的脈絡裡，討論他們如何傳遞真相的過程；但對紀錄片影展而言，我們會覺得少了什麼，所以今年我們把這個主題取為「如果紀錄有顏色」，希望去尋找台灣紀錄片的源頭，想去討論到底綠色小組對於人民或台灣紀錄片來講有沒有其它意義。當然那時中視也有《燈光寶島》等系列的電視紀錄片，可是這些紀錄片跟社會運動還是有很大的落差。綠色小組當年發行錄影帶，今年30周年他們製做了這個小盒子裡的USB，用新的方式來傳播影片，裡面有：《1130桃園機場事件》、《520事件》、《生死為台灣》、《遠東化纖罷工事件》、《反五輕運動》，有興趣可以找綠色小組。
另外，我念研究所時也是井老師的學生，井老師的電影資料管理學對我有很大的啟發，例如：資料怎麼整理或如何建立檢索系統這些概念。後來我從事影展工作，就像井老師講的，如果引薦西方大師電影進來，大家也就是這樣看一看，所以有沒有可能用節目策劃的方式，讓我們去回顧台灣紀錄片的歷史，或重新把這些東西拿出來讓現在的觀眾看。策展過程中其實最困難的是，雖然資料被保存下來了，但這21部影片確定後，我們需要發動大量的人力去聽打影片裡面他們講的話，大家可以聽到，裡面有台語、原住民的語言，還有外省老兵的口音，有些到現在我們還是聽不出來說了什麼，工作人員還去找了泰雅族、阿美族的人去聽他們的族語，最後終於整理出很完整的逐字稿。所以大家看到的這些中英字幕，是花了非常長的時間先把中文確定後再翻譯成英文，最後呈現給大家。對影展來說，我們盡力使這些影像有可讀性，也是幫台灣留下這些資料的一種方式。現場的影展快報和傳單，都是希望去延續和擴展更多關於綠色小組的論述，剛剛講的一些事情，有些甚至可能都是第一次被聽到。今年適逢綠色小組三十週年，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契機，包括政治上、社會上的轉變。影展做了這樣的主題，也希望大家可以把這些推廣出去讓它更廣為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