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DF專訪】《野草不盡》導演黃靖凝：以離散港人心境（鏡），映照自身認同猶疑

採訪：萬孟賢、徐熙婷 、廖淯淇、王雅平

撰稿：萬孟賢

「2020年始，香港出現大離散潮，本片紀錄和追蹤了人們匆忙離去之時，留下的城市對話」──《野草不盡》（The Grass i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2022）的片頭字卡為整部作品下了很好的註解，移民美國又「回流」香港的新銳導演黃靖凝，捕捉一名新手父親和一名大學青年離開香港、旅居英國之身影，企圖攤開在「後．反修例時代」被貶抑為「逃兵」的他們不敢高聲疾呼之掙扎與私密心聲，也藉由拍攝過程，梳理自己長年迴盪於國族間的身分認同問題。

當運動逐漸遠去，離散已成事實，擁有野草般韌性的港人，又如何在異地生根、茁壯並繁榮？本片不予以解答，而是站入仍在流動的時代當中，留下第一手的見證且不斷拋出反思。

Q：您如何開始接觸紀錄片拍攝？

A：我是新聞系畢業的，在校時就學過紀錄片，後來到香港電台實習做過紀錄片節目。畢業半年後與家人一起移民美國，兩年間接了一些製作影片的案子，我不是在看見反修例運動後才決定回流的，而是報名了香港電台的紀錄片導演計畫，回來面試時剛好接近2019年6月9日第一個遊行，經歷了兩個月的運動之後，就決定要留下來，沒有坐上回程飛機，最後決定9月中回美國把所有行李搬回香港。

起初是幫外國媒體做反修例運動相關的短期報導，之後有本地紀錄片工作者想做跟拍人物的片子，我就和認識的攝影夥伴組個五人團隊開始拍。我當時覺得回美國的話會整天想這個東西、不會開心，所以就留下來把影片拍好。

Q：記錄這兩位被攝者的動機為何？怎麼從這麼多受訪者中選到他們？

A：2020年5月國安法通過前，社會氣氛很差，許多人都在想要不要離開，那陣子我很失落，在住家附近邊走邊思考時，想到有些東西是香港正在消失的，就打算做點紀錄、拍點東西。因為我對於自己要不要走也找不到答案，所以就去拍，等於像是借鏡，透過這個紀錄片去認識一下離開的香港人有什麼想法。

後來開始找被攝者，幾乎找遍身邊所有朋友，也有找telegram上曾聯絡過的抗爭者，可是很多人都刪除帳號了。2019年我做過一個很大的open call，那時候抗爭者們是很開放、很願意受訪的；可是到2020年，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很低落，必須是親近的人才會深入地談很多東西，所以其實非常難找被攝者，再加上疫情，很多人都待在家不願意出來，最後總共找了大約五十位，其中只有十位左右願意見面、接受拍攝。

最後片中這兩名受訪者是朋友介紹的，我發現他們都蠻有「主角」的魅力，拍紀錄片要考慮很多東西，像是被攝者說話要夠清楚、對離開的過程要有掙扎等等，我覺得這些在長期跟拍的紀錄片中是最重要的。一開始我都會先做一個兩到三小時的面對面訪問，透過訪問觀察他平時如何對答、情緒會在什麼時候呈現出來。訪問結束再跟拍一下。

有一次我跟片中的少年去中文大學餐廳吃飯，他很放鬆地讓我拍，我自己也是第一次把攝影機架著人就走開，放著讓它繼續錄。可能因為我也是中文大學畢業，感覺彼此之間有種信任，讓他能容許我這樣拍攝，我便覺得他是我比較想長期跟拍的人；至於父親，我接觸他一個星期之後他老婆就要生小孩了，在醫院時就有一種很想繼續拍下去的感覺，所以最後就選擇這兩個人。

Q：從訪談到跟拍，您花了多久時間才和被攝者培養出片中呈現的親密感？

A：在香港是拍攝一系列跟「離別」有關的事件，比較帶有目的性，到了英國則是拍攝生活中的素材，所以我感覺關係有更進一步，而且還受邀住進片中的父親家裡，可以隨時架攝影機在旁邊，跟他們一起吃飯、生活。

片中有一場穿藍色衣服的人和父親的對話，是比較後期才拍得到的。原先我們是在一起喝酒，所以我不能站在攝影機後面，但將器材準備在旁邊，然後他突然說出對稍早遊行的感受，當他開始有些情緒時，我就請他把mic掛上，很直接地跟他說我想拍。當時可能有一點喝醉了，所以他讓我這樣做。

我覺得那個場景蠻重要的，因為我一開始是以記錄者的角色接觸他，後來漸漸發展成朋友，不過還是要隨時謹記在心──「我要了解你什麼？」或「我要記錄你什麼？」然後把重要的場景記錄下來。

Q：這部片從2020年5月開始構思拍攝，一直持續到2021年5月，當時怎麼判斷素材已經拍夠了？

A：其實現在還是想繼續拍下去。從英國拍完回來，就在想要不要先剪一個版本，因為接下來只會有更多這一類的影片推出，我自己就認識不少人想要拍這個群體。

當時我有一半的素材是他們在香港最困惑、或離開前夕的討論，如果這個東西不先剪出來，就要再等到他們取得英國護照才適合收尾，可能要花費六年，太久了。此外，片中的對話都很真誠，我想快點讓更多人看到，因為其實還有很多人要離開香港，他們也可以藉著影片去思考這些事情。       

Q：在剪輯上如何權衡兩位被攝者的比重？

A：其實父親佔影片中比較重要的地位，因為我想說的是移民的「失語狀態」，在對話中父親呈現了那種狀態，我想要以這作為主線，少年則作為緩解氣氛的輕鬆角色。父親一開始講過他曾經想回香港貢獻，可是現在已經不想了，而少年對香港還是有很多羈絆。邊拍攝邊剪接時，我感覺少年其實是父親的年輕版，所以最後他們交接之處就是那場遊行。

Q：片名意涵與設計？

A：這個片名想了很久，我想找一個抽象概念去表達懸在中間的狀態，因為這部片不是在講他們移民英國的故事，而是在講香港人去留之間的掙扎。剪接快完成時我重看影片，發現少年摸黑行走那一幕，他講了一句「草很高走不過去」，聽起來有種弦外之音，那時就覺得野草蠻能代表香港人的狀態，然後又想到「野火燒不盡」那句詩，就把兩個東西連接了起來。

我跟攝影夥伴講了中文片名，他說曾想過英文片名可以是 "The Grass i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很巧合，他想的東西也包含「草」。一開始我有點質疑，因為這句英文諺語有「別處會更好」的意思，但之後想了一下，對走和留的人來說，他們也會覺得對方的生活比較好。所以英文和中文名的共通點是──都不是很有希望，可是也都有一些值得深思的意義在──感覺挺好。

Q：如何設計開頭與結尾遙遙呼應的結構？想藉其帶出什麼感受？

A：開頭是晚上，結尾是黃昏時分，其實那是同一天拍攝的，結尾的部分比開頭先拍。

在黑暗中那一幕，少年說「以前走過那段路，可是現在不想走」，我覺得把這句話當成開頭，會讓觀眾好奇他之後想走去哪；結尾場景就剪進他們在天黑之前、在草原上聊一些內疚感受的片段，也讓頭尾都有草的元素。

但在草原場景後，還加了一段錄音，因為不想要影片的結尾太決斷(definitive)，我想這部片是要表達「你就是走不過去」的感受，不是去了英國問題就能解決。因為草原場景有結尾的氛圍，所以黑白畫面錄音那段就加到最後。

Q:片中被攝者多次表達對中國人和普通話的排斥，但在海外華人社群的中／港界線肯定不會如香港在地壁壘分明，「後．反修例」時代的海外港人如何處理族群融合與政治信念間產生的矛盾？

A：我覺得他們是想將香港人跟中國人做出分別，雖然他們對身份再三強調，可是我不會直接說「排斥」這個詞。這其實是影片下一個要去關注的東西──就是「身份」，我暫時還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經過2019年的運動，他們對於說「自己是中國人」這件事很不能接受。可是我覺得過了五年、或更之後的狀況是值得觀察的，香港人的身份其實一直都在流動，這是港人在外地必須去面對的事，因為他們將來只會面對更大的挑戰──他們的孩子去上學，可能被教育要做Chinese；香港現在還有人關注、記得反修例的事，但再過幾年，在歐洲，特別是英國，有這麼多不同的人過來，那麼繼續堅持香港的東西不知道還有沒有意思？這是值得深思的事。

Q:除了希望給留下和離開的香港人看，當初拍攝本片有沒有其他預期的受眾？

A：一開始是真的想給香港人看，因為拍片其中一個動機是當時社會會指責離開的人、認為離開就是背棄香港，而被指責的人也不敢多說什麼，抗爭者分成「離開」、「留下」兩大派，彼此間有衝突。拍這部片的目的就是記錄下離開者的一些思考和內疚情緒，讓香港人深入了解他們。

那時也沒有想過在台灣放映，直到去年很多媒體、平台開始倒閉，專門發行、推廣香港獨立電影的「影意志」辦公室也被收掉了，去年還有「香港獨立電影節」，今年就沒有、之後也不會辦了。我跟電影節的人聊過，他們說在香港沒有播映的機會，因為影片拍到遊行，在香港放映會有一定的風險，所以才想到台灣，然後就看見TIDF徵件，便朝這個目標走。前幾天影意志的人問我要不要讓這部片在世界各地放映，因為現在很多不同地方的香港人群體會舉辦電影節，像英國也有一個在英港人舉辦的香港電影節，三月份剛剛結束，澳洲、加拿大也有，就是因為香港不能播，所以如果想給香港人看的話，就要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群體中播映。

Q：導演接下來是否有新的拍攝計畫或有興趣探索的題材？

A：我其實有告訴被攝者我想繼續拍他們，可是因為我人在美國，如果要往返英國會有時間與金錢成本考量。第二個是，如果要再去英國，我應該會拍更多人，因為《野草不盡》一開始是想拍離開香港的人，沒有想到要拍移民生活，所以那時找的都是正在遷徙的人。可是如果繼續拍下去，就需要探討身份認同或是在英國的新群體，我也應該要接觸其他被攝者，尋找自己的創作角度，再加上一直在跟拍的這兩人，重新琢磨呈現方式。

Q：最後想回到一開始您說因為自身的經歷，對於「離開還是留下」有較多感觸，您從2019年回港記錄反修例運動，至今已快三年，中間也產出了本片，這期間對「離開」這件事有沒有什麼不同看法和感受？

A：最近我申請一些獎助金，美國很常會要你定義自己是什麼人，我看到一個之前不知道的專有名詞──Asian Diaspora（離散亞裔），覺得蠻能形容自己現在的身份。

2017年剛來美國時，想要把自己歸類成Asian American（亞裔美籍），但當時有種疑惑的感覺，因為Asian很大，我不會把自己和其他亞洲國家歸為同類人。然後想起三年前反修例運動時，我在等一個能真正離開香港、把這裡的事情放下，到美國開始新生活的時機。可是我覺得現在走的人是不能放下香港的，我也不能說2019年的運動過去了，就把香港的事放下、不去拍香港的題材。很多人正在經歷離散（diaspora），他們也想說他們群體的故事，在美國的我不能完全不理，反而覺得現在我走了，還是要找資金並且跟不同的紀錄片導演多溝通交流，繼續做我的計畫，拍攝在英國或海外的香港人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