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電影紀錄時代,拍自由的電影」——專訪《憂鬱之島》導演陳梓桓

作者
王家芃、陳孝祤、葉宇昕(青少年評審)

序言:一切的開始

《憂鬱之島》是香港導演陳梓桓在傘運紀錄片《亂世備忘》後歷時五年拍攝出的新作品,距離導演進研究所修讀電影、拿起攝影機已過十年之久,但在此之前,導演其實是念政治相關科系的,前後所學習的東西不斷積累,堆砌成導演獨特的觀點和作品。

在2014年雨傘運動及2019年反修例運動之間,導演發想了《憂鬱之島》的拍攝計畫並著手開展,比起有重大社會運動的那幾年,這中間沉寂的香港社會反而是導演更想紀錄的。彼時的香港,「憂鬱」是導演認為最能囊括當下群眾情緒的描述,透過回顧經歷三段大事件的三位長輩們的年輕時代,建構出港人一路走來的軌跡,以及香港之所以是香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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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普世性

一部著眼在香港的紀錄片,要如何和世界上不同角落、不同年齡層的人們產生共鳴?

片中最容易察覺的就是世代之間的連結,導演選擇重演的方式連結香港今天的年輕人和30、50年前的年輕人,既相似卻也不同,他們有各自不同的經歷和角色,在重演中平衡過去與現在的記憶。

訪談中導演提到「重演」這個形式,其實一開始只是單純在參加過許多紀錄片影展後所產生的好奇,是形式上的追求;但到後來,導演發覺重演就像老人們的記憶,不知道是真是假,或許會改變,但仍然想追求其真實性。片中除了以色調和比例展現重演的片段,更多次打破第四面牆,使得觀眾能夠抽離一些。導演提到在觀賞重演片段時,可能會對電影內容懷疑,譬如妝髮、造型和年代不符等等;抑或是完全不懷疑,陷入擱置懷疑(suspension of disbelief)的情況,全然相信螢幕上所發生的事,這兩者都不是導演所希望的,因此採用這樣的形式,讓觀眾有更深的思考。

除了世代間的隔閡和溝通,人類集體的苦難經驗(human suffering)也是導演所觀察到能夠令文化背景不同的外國觀眾有所連結的地方。導演之所以選擇這三位年紀較長的被攝者,最主要的原因是在這些經驗之後,他們仍然願意持續訴說自己的故事,彷彿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已和他們交融成為一體,而他們也仍然被這些記憶影響。不過在拍攝上,導演採用了有別於以往的手法記錄這三位被攝者——除了使用重演之外,也刻意的避開訪談形式。三位被攝者作為在媒體上經常能被看見的經驗訴說者,很多論述已被反覆提及,但導演從另一種角度切入,如同觀察般地以攝影機凝視被攝者,找到一些歷史遺留在他們生活中的痕跡。

在製作過程與後續放映時,導演接觸到不同時期離開香港的人,雖然離開的時間點、離開的原因及記憶中想留存的香港都各有不同,但這些離開香港的人其實仍然想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與香港保有連結,電影彷彿也在海外有其作用:導演提到,英國最近的香港電影節吸引了很多港人觀看,而這些在海外放映的香港電影便發揮了維繫香港集體社群的作用。

這部著眼於香港的紀錄片,透過不同經驗的塑造,帶出了世界共通的情感。電影結尾,導演在靜謐中拍攝一張張抗爭者的臉孔,配上各自被判刑的罪名及服刑時長的文字,在「faceless」的抗爭中讓人們仍舊看到一些臉孔,沒有語言、沒有聲音,情緒卻流轉其間,眾人的眼神或無奈、或悲傷、或憤怒,而共有的情緒是「憂鬱」,我們都仍在憂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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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香港/混雜的香港

香港,一座海島,大海不僅是其經濟命脈,更串連起香港前後世代那錯綜複雜的命運。    

觀影過程中不難發現導演運用大量海洋相關元素,像是每天早上八點游泳的伯伯、載著女孩離開的飄動船隻,不時出現的海浪聲等,充分展現香港與大海互相纏繞且密不可分的狀態。每早八點總會堅持出現的游泳伯伯,當年因文革而選擇游泳逃離,以香港的燈火做為追求自由的方向。導演在採訪中提及「海也是有很多uncertainties的......大海的改變很多,有風和日麗的時間、有颱風的時間、也有平靜的時間,海的改變可以很多,但他還是在那邊游泳,我覺得這個感覺很強。」相似的畫面不斷出現、貫穿全片,導演以伯伯堅持游泳作為象徵,提醒觀眾香港是個自由的地方。

此外,片中出現的監獄旁其實也是海,一些被關在獄中而不自由的人們,竟是生活在象徵自由的大海旁,不自由與自由相互對比,監獄冰冷的水泥牆也隔出香港當今社會與自由漸行漸遠的距離。海作為尋求自由的載體,其極度不穩定的特性,乘載著多元意象,藉此引發觀眾對海的思考與想像,進而將其與香港連結。

談及香港的意義時,導演坦言自己未有確切結論,反而在拍完《憂鬱之島》後,更加體會到香港社會的混雜性,而那樣混雜的狀態,就是他所理解的香港,絕非一個答案就能完整回答。雖然香港近代歷史相當混雜,但導演在後半段選擇以重演鍾耀華2019年4月在法庭上講陳情書的片段——「在這一切身分前,我們首先是一個人」為《憂鬱之島》做了一個具普世性的結語。導演收束不同歷史中的人物、海內外觀眾的共同交集,我們都是人,共同見證憂鬱的普世性,精準點出香港在面對當代政治狀態時,最基本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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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慎不必恐懼

談及香港現今的藝術創作環境,導演認為用獨立製作的方式是相對自由的。面對2020年強行上路的《港版國安法》,及隔年香港立法會通過的新版《電影檢查條例》、大幅壓縮創作空間的情形,導演顯得比較樂觀一點,相信獨立製作的電影——其資金、人力、內容創作均由導演全權負責——還是有創作的可能性。《憂鬱之島》也是採用這個方式,導演及團隊在2017年開始這部片的時候,走訪海外各大電影節,想辦法提案,尋求海外的支持。而除了尋求外部資源,如果創作者可以用簡單的方式拍片、壓低成本也是種相對自由的創作方式,因為至少在資金來源上,可以減少很多被干預的機會。
 
「你要時刻的警戒,但是不能害怕擔心」——其這是導演的創作心態,抱持著這樣的觀點,至少導演認為自己的創作仍是自由的,不受恐懼支配。只要是人,面對如此強大的政權必然會感到憂心、害怕,但恐懼是暴政的利器,因此即使人身自由、言論自由被侵犯,仍應保持心境上的自由,不要被恐懼吞噬。導演講到:「留下一個有用的身體去繼續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很重要,香港可能已經不是一個自由的地方了,但對我來說創作上還是自由的。」。

面對如今面目全非的香港,導演及許多年輕世代同樣感受到深深的無力感。2019年反送中的爆發,並非一個條例的問題,而是整個香港面對無法改變的體制、無法改變的政權,所產生的集體憂鬱的累積。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崗位努力,卻沒有看到實質的改變。因此,導演談到在混亂的社會中找到自己的定位顯得更為重要,做好自己該做的部分、拍片、剪片,這樣就足夠了,不要問太多我們能改變什麼,不然就太痛苦了。

作為一位影像工作者,導演真正想改變的,是那些主流的香港電影看不到的完整香港。導演認為主流電影看不到香港,而是避開一些東西的香港,正因如此,導演認為自己的作品是重要的,得以讓觀眾接觸到真正的香港,而非那些似是而非的香港。導演說,拍紀錄片就像一場冒險,就像一艘帆船航向大海,但沒有明確的目的地,憑藉著經驗、技術,才得以駛往正確的航向。

人生也好、紀錄片也好、香港也好,也許過程中會遇到許多阻礙,但相信這艘載浮載沉的船尚未靠岸,在一切未終之前,我們都可以共同努力,修正航向,前往光亮且自由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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