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記取教訓，才不會走回頭路」： 專訪《阿根廷正義審判》剪輯師 Alberto Daniel Ponce

日期：2024年5月13日
地點：台北京站威秀
採訪撰文：李怡欣

請分享尋找審判影像的過程。

導演從2013年就開始尋找這些素材，但負責錄製影像的阿根廷公共電視台因為擔心政治報復，拒絕提供素材，經過很多嘗試，2019年終於從阿根廷非政府組織「開放記憶」（Memoria Abierta）取得了素材。不過阿根廷版本的數位化做得不好，有毀損遺失、順序錯亂、黑白畫面或沒有聲音等問題。後來我們找到被檢察官帶去挪威的副本，雖然必須把這530小時重新看一次，但對我們幫助很大。我開始檢視素材後，便認為這部電影絕對不能加入任何外來的素材，它們本身就具有強大的力量。我們花了九個月的時間觀看與整理，又花了兩年的時間才剪輯完成。

請分享整理素材的過程。

2019年還沒有AI可以幫忙我們整理素材，導演做了八本手寫筆記，製作人用Excel做了一個統整時間、案件等資訊的超級模板，我則用軟體marker標記時間線跟值得探討的議題，最後大家交換筆記，把重要的台詞分類成一個個議題，將彼此之間的關連性串聯起來，再按照合理的邏輯安排這些章節。

剛開始看素材的前兩個禮拜我都無法入睡，我們發現有很多不知道的刑求跟事件，實在太折磨、太氣憤了。但因為這部片的主旨是正義，我們不想流於煽情，於是把折磨放在中段。對我們來說，伸張正義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導演原本只想做一個半小時的電影，但我跟他說不可能，至少要四小時。初剪完是八個半小時，起初我提議把片子分成兩部，讓觀眾可以分兩天看，但導演覺得不太好，我就把片子再濃縮，修改到最後就變成現在大約三小時的片長。

過程中有個奇妙的插曲是，片中原本有段素材聽不太清楚背景人物在講什麼，所以無法上字幕。某次導演去大學演講時隨口提到這件事，台下竟然有個女學生說她有留下當時每一天的剪報，裡面有審判的逐字稿，我們便意外地獲得資料、得以補上字幕的空缺，非常不可思議。

雙機的鏡位轉換如何影響你的剪接選擇？為何想把細微的表情或動作加入片中？

雖然是雙機拍攝，但現實狀況是一次只用其中一機輪流拍，所以最後的檔案素材是兩機畫面切換剪接構成的，而且有些畫面畫質爛到不行，或是使用超古老的手法拍攝，例如遠景突然出現一個黑色圓圈，聚焦在講話的人身上；還有一幕是證人講話的時候，畫面邊緣部分被裁到，我必須從另一個地方把裁掉的部分補起來。

由於這些素材主要都是拍攝背影，所以有細微動作或表情的畫面都如小珍珠般非常珍貴。我們的筆記就有一欄特別寫下檢方、被告、法官跟證人的表情、動作跟言論。把這些身體語言加入片中，對我來說像是幫這部電影化妝打扮。

除此之外，我們還標註出大概兩個半小時法官沉默的畫面。運用暫停或沉默，讓觀眾感受現場氛圍，這個方式是參考及致敬1999年的紀錄片《The Specialist》，關於1961年納粹殺人犯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受審的電影。

如何選擇辯方的素材？

我很想放辯方的證詞，可是他們真的沒有準備，都是臨機應變，有個比較認真的辯方，提出一位1925年被總統要求殺人的上校沒有被審判，這是最有力的證詞。其餘都不堪檢視，甚至有些軍方進來的時候還在笑，真的非常丟臉。

在這個時間點觀看1985年正義審判的重要性為何？

40年前的這場審判是我們阿根廷民主的勝利，不過現在的正義並沒有跟過去一樣讓我們感到驕傲：其中一個辯方律師成為法官，現任女性副總統不斷聲稱當時沒有這麼多刑求。這些年來也有很多觀念改變了，例如早期女性被強暴或虐殺的故事很少被談論。所以我們想透過這部電影，讓大家重新認識40年前發生過的事，也提醒世人記憶非常重要，唯有記取這些教訓，才不會走回頭路。

這些審判素材還有後續的整理工作嗎？

片中有兩位檢方，老的已經去世了，年輕的檢察官現在在美國當教授，他跟福特基金會簽約，由福特基金會贊助資金，與挪威議會合作把檔案影像以4K的規格重新數位化。拿到檔案後，我會再次確認素材的順序跟狀況，完成後就會交給「開放記憶」組織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