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攝影機面對這一切，是我對自己的救贖」： 專訪《我們到底做了什麼？》導演藤野知明 FUJINO Tomoaki

日期：2024年5月13日
地點：台北京站威秀
採訪撰稿：梁振瑋

片名《我們到底做了什麼？》既是導演在訪談中對父親提出的問題，亦隱含對自我的反思。能否請導演談談片名背後的思考？

關於我們到底該如何面對姊姊的狀況，其實我早在20年前就有答案了，我認為家人應該接受姊姊患有思覺失調症的事實，並帶她接受治療。我找不到答案的是，該如何讓父母了解這一切，並說服他們帶姊姊去治療，我們的想法就像是兩條毫無交集的平行線。

父親在片中曾提到，姊姊之所以會變成這樣，全因為她不願努力付出。這個想法一開始就錯了，但我到底該如何讓父母了解，並照我著所想的去做呢？這是我發現在跟人相處時，很難找到答案的一個問題。

片名曾有哪些備案呢？

我曾經思考過的備案包含《所謂的活著就是這麼回事嗎？》。由於姊姊生病的緣故，我以前十分抗拒與他人相處，因為當你和別人交流時，往往只能從對方身上得到模稜兩可的回應，不像學習數學或物理等科目時，能求得具體的答案，還能從中掌握事物清晰的樣貌。但也正因為姊姊生病，讓我不得不面對這個問題，促使我思考人跟人之間究竟該如何相處。

對您來說，這部片得以完成並公開上映的意義是什麼？

我父親在姊姊的葬禮上說她過了還算充實的人生，卻對她患病的事實隻字未提，彷彿罹患思覺失調這件事，也隨著她生命的逝去而消失。如果我不把這件事記錄下來，並公開放映的話，姊姊曾罹患思覺失調的事實，可能就會因為沒被承認，而逐漸被大家所遺忘，有些人甚至從頭到尾都毫不知情。這也是我必須完成作品，並公開上映的最大原因。

姊姊62歲就過世了，以她那麼優秀有能力的人，應該要有機會去嘗試更多世間的體驗，而不是像這樣白白浪費了自己的人生。對我來說，拿起攝影機面對這一切，某程度上就是我幫助自己渡過困境的方式，也是我對自己的救贖。

父親是否看過影片？他的反應為何？

我在進行後製剪接時，有放部分片段給父親看，然而他當時已年屆96歲，或多或少出現一些失智的症狀，對於很多發生過的事已毫無印象，甚至在片中聽到我母親的聲音還問我：「這個人是誰？」其實我在進行片中最後一段與父親的訪談之前，也有放影片給他看，並把他看片的過程拍了下來，但最終沒有放進電影裡。

影片後半您帶著出院後症狀改善的姊姊體驗人生，能否請教您是如何安排這段的拍攝內容？

我主要想呈現姊姊想做，最後有帶著她完成的事情，例如她收到北海道手作市集寄來的傳單，跟我說她想去，我就帶著她去，也把過程拍攝下來。另外我也想記錄姊姊從發病前到症狀改善後始終沒改變的習慣，像是她喜歡拿零用錢買彩券，我就盡可能把這些生活片段捕捉下來。

導演與本片製片淺野由美子成立「象島影片工作室（動画工房ぞうしま）」，從事紀錄片製作，能否跟我們分享工作室名稱的由來？

我與姊姊相差八歲，在我出生之前，姊姊獲得父母全部的關愛，因此當我出生時，姊姊為了捉弄我，故意以「島象（しまぞう）」這個奇怪的名字來稱呼我。我成立工作室時，想起了這段童年回憶，便把姊姊當時為我取的名字顛倒過來，以「象島（ぞうしま）」來為工作室命名。

導演過去曾拍攝一系列關於日本原住民族愛奴人的紀錄片，記錄愛奴人收復祖先遺骨的過程，以及爭取捕捉鮭魚的權利等主題，為什麼對此議題特別關注？

我在拍攝《我們到底做了什麼？》的過程中，找不到任何可以傾訴對象，畢竟父母堅稱姊姊沒有生病，即使我試圖找別人討論姊姊的病情，大概也不會有人理我，甚至可能覺得我很奇怪。當時我處於一種孤立無援的狀態，彷彿孤身存在於另一個世界，甚至連我在生活中與他人相遇，彼此對視時，內心仍會傳來一個聲音說：「他不會想聽我說話吧！」我對當時的感受依然記憶猶新，因此當愛奴人對自身困境大聲疾呼，卻只迎來外界的不聞不問時，我便與他們產生共鳴，覺得他們跟過去的我面臨著相同的困境。我認為應該要傾聽他們的心聲，因此才決定拍攝這個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