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國度的戰爭絮語： 專訪《逃離前夕的地下日記》導演席娃．卡坎諾香 Silva KHNKANOSIAN

日期：2024 年 5 月 14 日
地點：京站威秀
採訪：洪翊芳
整理、編輯：陳以庭

請導演談談與居民們相處的過程與挑戰，您如何真正「進入」這些地下空間？

他們一開始會問我是哪裡人？是不是亞美尼亞人？因為我搞不好是亞賽拜然人，也就是他們的敵人。知道我是亞美尼亞人後，他們就讓我進入地下室。我在那邊待了兩個月，裡面的人都知道我是來拍片的。空襲時，大家都要躲進防空洞，不會有人說你不可以進來。我一進入防空洞或地下室，就會先自我介紹，再詢問裡面的人是否能拍攝他們。如果不行，我就不會拍。我盡量去到每一個地下室，因為我想呈現整體的感覺跟氛圍，收集最完整的資訊。

片中許多被攝者面向鏡頭，以一種近乎「宣示」的姿態發表自己對戰爭的看法，導演如何看待與思考本片作為一種「表態」、「宣示」（declaration）的意義？

我拍攝時沒有給任何指示。他們看到我會問我在幹麼，我說在拍片，他們就會直接對著鏡頭，把想說的話講出來。戰爭期間，大家動作都很快，沒有餘裕拖拖拉拉。有時候鏡頭一拿起來，他們就開始講話了。我覺得這樣對片子來說是好的，如果先請大家準備好，再進行場佈，他們的態度或許就不會這麼開放了。

請導演談談片中鏡頭語言的使用，包括許多用門窗、牆壁製造出線條，限制住人物的安排。

大學時，一位老師告訴我們，最好的攝影師就是——我們在任何時候把拍攝的畫面暫停下來，都會看見一張完美的照片，所以我盡量在取景時保持構圖的飽滿。

同一場戰爭、同一個地下室裡，有的人無奈淡定、也有人義憤填膺。導演當下的感受是？

我覺得在戰爭裡，人們好像就只有兩種情緒，不是很高興，就是很悲傷。大家當然會相信我方一定會勝利，甚至我也會這樣想，但一面對到現實，就沒有辦法這麼樂觀。像那位得知兒子擊落直升機的母親，她其實很高興兒子打敗敵人，但我覺得事實上他兒子是殺人了，並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就刻意把這一段放進去。

導演也跟居民們一起在地下室過夜嗎？

大部分的地下室我都待過，有時一覺醒來，也分不清晝夜。我也會待在一間旅館的地下室，但多數時間，我都待在一個媒體中心的地下室，因為那邊有供電。疫情期間，剛好有德國人來到這邊，跟我們說要戴口罩、要做快篩。我們就想，你們有看見這邊發生了什麼事嗎？我們都睡在地上，戰爭中陣亡的人可能比確診死亡的人還要多。不過，我們可能都已經確診過了。

本片是導演第二次處理卡拉巴赫的戰爭議題，請您談談對卡拉巴赫的關注。

卡拉巴赫對我來說有一種很親切的感覺。拍第一部片時，我就很喜歡這個地方、這裡的人和自然環境，也交了一些朋友。開戰前，第一部片也在當地放映了幾次。這裡對我們來說就是亞美尼亞的一部分，雖然在政治上有另外一個名稱，但文化、行政上都跟亞美尼亞是一體的：卡拉巴赫居民拿的是亞美尼亞的護照，國籍是亞美尼亞，講的是亞美尼亞語，駐守當地的軍隊也是亞美尼亞的軍隊。

導演是否規劃繼續拍攝這些居民的生活？

現在亞美尼亞的局勢不是很穩定，有一些大型的示威活動想換掉目前的政府，所以現在政府也顧不上卡拉巴赫難民，但我跟那些居民一直都保持聯繫。

密西根作爲全球唯一承認卡拉巴赫主權的政治單位，是否曾給予實質幫助？如今卡拉巴赫已不復存在，導演是否會希望在密西根放映本片？

密西根並未提供任何實質的幫助。剛得知密西根承認卡拉巴赫的時候，我還以為是假新聞，它們承認的原因我也不清楚。這部片沒有在密西根放映過，我要來看看密西根有哪些影展，跟他們說有一部紀錄片叫「Far from Michigan」！

您會認為這個片名帶有一點反諷的意味嗎？

很難說。當時我在巴黎，跟製作人一起做剪接。在某個風和日麗的一天，我們坐在咖啡廳討論這部片，心情很沉重，製作人突然說：「這一切離密西根好遠（It’s very far from Michgan）」，當下我們就決定，片名就是這個了。

片子裡有一些比較輕鬆的畫面，比如大家開玩笑、喝酒——喝酒是一定要的。我其實也拍到很多人們哭泣的畫面，但我都刻意不使用，因為我想要呈現他們真實的生活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