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國戀
星國戀
![這些加入馬共的新加坡流亡者從未想過自己能夠走出叢林,但即使走出叢林,仍有家歸不得:「新加坡政府說,我們回鄉必須完成許多條件,其中之一是放棄共產主義,另外則是和昔日夥伴斷絕關係。」(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http://pnn.pts.org.tw/main/wp-content/uploads/2014/09/Communist-Party-of-Malaya-group-shot-redacted_edited-300x168.jpg)
文 / 阿潑
2006年,我觀賞了跨界基金會舉辦的「在左邊亞洲影展」,一連看了好幾部卻仍懵懵懂懂,脈絡始終不清,但那些黑白影像深深震撼了我。這個影展放映的紀錄片以東南亞國家為背景,訴說殖民至冷戰時期,勞工或少數族群經驗的不公與鎮壓的故事。但那時,我對此一無所知。
即使是今日,各類社運主題相關影片或影展打開了觀眾的視野,讓一些左翼議題和討論進入新世代的認知中,但冷戰期間的歷史與國際觀點卻鮮少被看見。我們或可知道台灣「白色恐怖」之於集權政府的苦難悲悽,但極少有人去探問「白色恐怖」背後的思想鬥爭與受難者的堅持,於是,許多論述便被簡化成情緒,卻不見個人的生命故事和掙扎。
若非藍博洲等幾位文化工作者的努力,這類作品在台灣的出版與播映機會實為稀微。擺置在號稱自由民主台灣的這個時空,這情況似乎有些諷刺。
在東南亞亦同,甚至更糟。
例如,在台灣已可公開討論二二八,但馬來西亞仍將五一三視為禁區,官方不調查,民間不敢談。在冷戰時期壓制共產黨、左翼份子、工運學運領袖等歷史也少見。即便如此,也有若干文藝作品招揭那些過往,留待後人討論。
新加坡導演陳彬彬的作品《星國戀》(To Singapore, with Love)便是一例。這部紀錄片透過訪談一群迫於政治壓力、流亡海外的左傾社運者、學運領袖、共產黨員,描摹1960到1970的政治氛圍。
在異鄉約莫半世紀,他們有的已取得國外護照,有的只拿許可證,在身分上都不是新加坡人,卻還是思念著故鄉,希望自由民主在這塊土地上實踐。透過他們的故事,便可了解那個時代對左翼的仇視與排擠,甚至不經合法程序拘留、禁錮他們數十年的不公不義。
他們控訴著新加坡的不民主、不自由,而新加坡政府也以同等姿態對付這部紀錄片─以「有害國家安全」為由,禁止這部紀錄片在新加坡上映。一如過往影片中角色所遭受的指控。
以國家安全之名
國家安全,是那個時代至高無上的理由,以國家安全之名,可進行非法扣留與囚禁,台灣如此,東南亞亦然。
1960年,馬來西亞通過《國內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10年後,隔壁的新加坡設立了內部安全局(ISD)。這個單位是負責新加坡國內情報的安全機構,有未經審判扣留個人的權力,「其宗旨是預防和解決國家安全威脅,包括國際恐怖主義,外國顛覆和間諜活動。監視和解決共產主義潛在威脅,防止可能影響公共秩序的緊張局勢,監測,逮捕恐怖和激進分子或保護新加坡的國家安全。」
因此,東南亞,特別是馬來半島,便各自在內部安全法令與組織下,清掃左翼份子。但所謂的「有害國家安全」不過是各個政權的自由心證。
以影片中第一個出現的人物何元泰為例,這位主張「提高英語水平外,不應忽略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的參政者,卻遭控「華文沙文主義,試圖煽動暴力」,以至其落選並被通緝。在流亡的那漫長35年間,他無法成家安定,也不領英國護照,就只是在異鄉思念著故鄉。每當母親生日,就到馬來西亞新山望著對岸的新加坡,等著母親和他相會。
不過因為主張語言教育,就被質疑通緝,便表明了當時政權不問是非、任意問罪的情況。
另一位人物、新加坡醫師洪瑞釵說得直接:「家人若得罪政府,就拿不到資格證,如此一來就進不了大學,若涉入政治,就會失去許多機會。」他的丈夫邱甲祥因為擔任工運組織者陳華彪的辯護律師,也被追究、緝捕。1976和1977年這兩年,新加坡政府大力掃蕩共產主義,被懷疑者大量被拘捕,而邱甲祥不願被關押就逃離新加坡。一年後,妻子洪瑞釵也跟著逃。
在學生時期加入學生會、聲援勞工的陳華彪,是新加坡有名的左翼份子。在被關押一年後,也逃到英國。他說,即便自己學法律,是個菁英,卻對內部安全法令、未審訊扣留種種感到疑惑不清:「沒有人提過那是什麼。」但這無所知的規定卻將陳華彪等人逐出國外,至今未能回家。
不僅新加坡如此。2005年完成的紀錄片《浪漫情懷》(Romantik ISA)亦是探討馬來西亞國家安全法的作品,影片中提到,自1960年,大馬政府為了圍堵共產黨而訂定國家安全法,但通過以來,有上萬人遭到拘留,沒有人清楚那是什麼,就無緣無故被關了許多年。這個法案讓政府可以拘捕他們「認為」的疑犯,不須經過司法程序,就可拘留兩年,或是無限期延長,明顯是個侵犯人權的法令。即便是共產勢力消失後,ISA還是一再被用來對付政治異己人士,例如,不受政府控制的媒體。
因此,陳華彪雖在國外事業有成,仍關注著新加坡新聞:「我希望新加坡能民主自由,因此,對我來說,問題都還沒有解決。」
無家可歸的難民
在國內的政治意識是一回事,但長期流亡國外又是另外一種。
六四20週年時,若干出版品與影片出爐,其主題大多扣準流亡民運人士歸鄉心情。20年,足以讓一個嬰兒成年,也讓一個青年變老,不再年輕的人們思鄉念頭格外濃烈。《星國戀》中的流亡者們亦然。
陳華彪一直保留著他拎去英國的兩只皮箱,決定若有機會回新加坡,也要帶著這兩個舊皮箱回去,因為這是源頭,也是過程,「結局如何並不曉得。」1976年逃到英國的他,直言在哪兒生活都一樣,都必須不停奮戰,真正的挑戰與謀生無關,而是「何時」及「如何」回到新加坡。
他的書架上有許多左翼書籍。在陳彬彬鏡頭下,他不時喃喃自語:「真不懂為何新加坡人都不讀這些書。」他也收集李光耀著作,為的是研究。
李光耀也特別注意他。在其自傳內,李光耀稱陳華彪這群接受英文教育的「親共學生激進份子」受到國家特別注意,即便陳華彪已逃到英國,但內部安全局在1987年對這些疑似共產主義者發出拘捕令,警告陳華彪。許多認識陳華彪與不認識陳華彪的知識份子則被捕入獄。同年,陳華彪被褫奪公權,失去新加坡公民身分。
「新加坡媒體從不引用我的任何話。」陳華彪抱怨,在這國家他沒有任何解釋的機會。
直到今日都希望能讓新加坡民主化的陳華彪,並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麼,除了盡自己所能關注新加坡以外,也就只有不停演說。但即使如此,新加坡仍視之為眼中釘。
但當年為陳華彪辯護的邱甲祥遺孀洪瑞釵卻沒有這番野心。她對於離鄉成為難民,曾非常無法接受,也不諒解。新加坡政府官員對她說,「你在新加坡是一級公務員,什麼都有,逃到英國去,你什麼都不是,就是個難民。」她當時不懂,直到流落異鄉才知那滋味。
洪瑞釵學醫本為醫治新加坡人,到英國後,只能為外國人開刀,無限感慨。丈夫卻四處交友,彷彿一切都無所謂,直到她發現丈夫寫給母親的信上寫著:「有錢不代表什麼,重要的是靈魂。我什麼都沒有了,但我仍保有靈魂。」而丈夫的母親則回電:「你不准回來,不可以接受審訊,要是你害朋友入獄,我不會原諒你。」他們母子之間已互相諒解,洪瑞釵才釋懷,接受了人並沒有不同,人與人該是平等的。
更重要的是,她在巴勒斯坦人的處境中,明瞭了難民是怎麼一回事,也從幫助他們之中找到答案和自我。她說:每個巴勒斯坦人都是流亡者,無法返鄉,總想著孩子在長大,死了該埋在哪裡?
看著他們,洪瑞釵不由得想到自己,於是,她積極參與巴勒斯坦醫療援助組織,幫助和自己同處境的族群。
但對何元泰來說,事情就沒那麼簡單。他未歸化為英國籍,而且大兒子一出生便渴望孩子能拿到新加坡護照,成為新加坡公民,「我希望他是新加坡公民,更重要的是,日後加入武裝部隊。」何元泰認為,若新加坡要成為一個強盛國家,必須要有保護自己的能力。無奈,新加坡政府規定,父親必須擁有新加坡護照或合法出入境證明,新生兒才有獲得新加坡藉資格,但何元泰的孩子不符合規定。對此,他十分失望和沮喪。
《星國戀》中,盡是這類的愛國與思鄉之情,看著這些人物對國家的熱情與愛,不免也讓觀眾好奇:他們究竟犯了什麼錯?究竟是什麼了不起的罪過,讓他們終身不能踏入自己心愛的國土?他們也自問:「我們究竟做錯了什麼?」
鬥爭並未結束
《星國戀》中的主敘事者,多是1970年代出走的左翼領袖,但影片中也不時穿插逃到泰國的左派份子的訪談。他們大多於1963年冷藏行動或兩次大規模拘捕中逃跑。那一年,共有一百多人被捕入獄。
有些逃亡者加入了馬共,與馬共一起在泰馬邊境中生活。他們稱自己加入馬共是被逼的,「因為流亡的身分,只有馬共接受我們。」
這些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共產黨,在殖民時代就為「解殖」和「獨立」奮戰,但國家獨立後,國家卻反過來仇視他們,不給他們應有地位和尊嚴,以至於他們得不停戰鬥。
1989年12月2日,馬共在泰國政府見證下,與馬哈迪領導下的馬來西亞政府簽署《合艾和平協議》,馬共因此放下武器宣布解散,正式結束長達41年的武裝鬥爭。這些加入馬共的新加坡流亡者從未想過自己能夠走出叢林。但即使走出叢林,仍有家歸不得:「新加坡政府說,我們回鄉必須完成許多條件,其中之一是放棄共產主義,另外則是和昔日夥伴斷絕關係。」其中一個受訪者坦言他做不到,因為,「人怎麼可以放棄信仰?」
對於這些奮鬥一生,甚至曾經入獄的左翼份子來說,有很多原則和信念是不可拋棄的。影片中被拘留17年的賽.扎哈利便說,他們持續鬥爭,就是要讓這代年輕人知道這個社會仍然不自由,仍然是被有權勢者壓制住的,「今日的當權者是我們鬥爭時期權勢者的延續。」他強調:「鬥爭仍然繼續。」
洪瑞釵也說,他們雖然付出不少代價,可是,至少他們這代嘗試過了,已經盡力了。
但這些嘗試的結果呢?或許就如陳華彪說的:「結局還不知道怎麼樣。」
然而,《星國戀》被新加坡當局禁止上映,已說明一切。
這些加入馬共的新加坡流亡者從未想過自己能夠走出叢林,但即使走出叢林,仍有家歸不得:「新加坡政府說,我們回鄉必須完成許多條件,其中之一是放棄共產主義,另外則是和昔日夥伴斷絕關係。」(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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