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生

作者: 
阿潑

【TIDF】餘生

餘生—賽德克·巴萊劇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文 / 阿潑

三年前,電影《賽德克巴萊》上映時,以7億成本與4小時36分鐘的片長破台灣影史紀錄。這些紀錄將來或可被超越,但有一點恐難被企及、也是我對導演魏德聖最敬佩之處,那就是它還原了時代與族群語言──整部電影幾乎以賽德克語為主。

該片的文化總顧問郭明正(Dakis Pawan)的工作因此十分吃重──他必須將中文劇本翻成賽德克語,還得教片中大量泛泰雅語系演員賽德克語。

與此同時,身為霧社事件遺族的他,還得承受族人的質疑:「是不是要把我們賣掉?」對其他原住民族來說,推廣族群文化或許是驕傲與歡欣的事,但對百年來不停被權力者利用、詮釋,遭受難以言喻傷痛的賽德克族來說,這些事遠比想像中複雜。

畢竟關於霧社事件的創作文本不少,但書寫和創作者皆為漢人,皆使用中文,自然也無法避免漢人觀點。即便是著力霧社事件研究甚深的鄧相揚 (著有大量霧社事件相關報導文學),也對事件遺族郭明正說:「我終究是個外人,你們的故事要自己書寫。」亦即,賽德克的故事,終究要由賽德克族來說,漢人作者無論如何都扮演著「轉介」的角色。

但郭明正在紀錄片《餘生》當中,坦言困難:

我們自己發聲的機會很少,也很困難,因為老人家都過世了。而且老人家都講族語,過去也很難有人翻譯。如果以大中國的想法,或是大台灣的想法去看原住民,我覺得永遠看不到原住民的歷史、人文與文化。不管用什麼方法去呈現我祖先霧社事件的這段歷史,不管用文字、漫畫、演說或是書、專論等等;對我們來講,傷疤已經結痂了,但每次都重複著挖傷疤的感覺一定有,有時候很痛。對我來說,很痛沒有關係,但我是很希望…,雖然很痛也會想要抗拒,但這段歷史必須要讓大家知道。所以我常常會忍痛,我也不願意如此,但我就是有感覺…。

有感覺的不僅僅是郭明正。面對電影拍攝風波、社會上的熱議、無法想像的效應,都讓霧社事件遺族與相關者有著萬般滋味,排拒的、憤怒的、不知所措的、光榮的….他們也有自己的痛,自己的感覺。這些感覺仍無處可說,無處可解。

餘生—賽德克·巴萊劇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餘生—賽德克·巴萊劇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餘生的觀點

8.8億票房《賽德克巴萊》成功塑造話題,讓原本在教科書上簡單幾句話的「原住民抗日事件」有血有肉、生動而立體起來,彌補了歷史教育的不足,也幫助島國民眾認識陌生的賽德克族與其Gaya文化。

但既然有了一部漢人創作的商業電影,何須再拍一部漢人製作的紀錄片?《賽》片完成已滿足了魏德聖的心願,為何還需要一部重複議題的《餘生》?紀錄片雖不比電影來得困難,卻比電影難有票房。

「《賽德克巴萊》是男人的觀點,《餘生》是女人的觀點;《賽》是為何去死的觀點,《餘生》是如何活著的觀點。」面對我的疑惑,《賽》片工作人員如此回答。

確實,《餘生》所打出來的口號即是:「對餘生而言,活著,比死去還需要勇氣。」

這部紀錄片以霧社事件遺族為主軸而展開。在去年金馬影展《餘生》映後QA中,導演湯湘竹便說:「因為有六個部落參與霧社事件,他們(賽德克族)會認為我們跟以前的人一樣,只做莫那魯道,但大家看完就知道,我們講的不只是莫那魯道,而是關於原住民族的基本生存權。」

紀錄片一開始透過動畫講述賽德克族的神話故事:一個部落勇士揹著一個嬰兒上山將多餘的太陽射落,邊走邊撒下種子,走了很久,青年變老也死了,嬰兒也漸漸長成青年,接下射日任務、解救部落。被射落的太陽變成星星,撒下的種子也長成大樹,提供青年回部落的吃食。「(霧社事件遺族居住的)清流部落就像揹著嬰兒的勇士,一代又一代的生存下去。」《餘生》透過口白直接點明以這神話開頭之意。

這個神話故事同樣出現在《賽》片中──莫那魯道之女馬紅莫那自殺獲救後,日軍命她上山勸降,於是她拎著酒和魚去找父兄。在《餘生》當中,莫那魯道對女兒說,「這酒我喝下,你不要再來找我,你如果再來,我會殺死你。」在《賽》中則是大哥達多莫那邊飲酒邊跳舞唱歌,唱的歌謠即是射日的神話故事:「我選擇死很容易,但你要活著很難。」他叫馬紅要生孩子,生很多孩子,將生命延續下去,好讓後代記得父親莫那魯道的驕傲。

延續生命,即是馬紅莫那活著的理由。她懷著悲痛繼續活著,領養了一個女兒(張呈妹),當女兒也結婚生子繼續繁衍後代,賽德克文化與族群生命就會因此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背負家族滅絕之痛的馬紅莫那,無法安心活著,時常上山尋找父親遺骸,甚至嘗試上吊自殺。對家人來說,她終日以淚洗面,最常哼唱的歌曲內容表述著「若不是為了孩子,會追隨父母的腳步而去,但孩子很可憐,不能留下她。」整個家族丟下她而死的痛,讓她生不如死,卻也知自己不能重複這條路,「因為孩子很可憐」。

這折磨了馬紅莫那一生,談起這些故事的張呈妹,也哽咽流淚。

張呈妹之女,亦即馬紅莫那的外孫女承接了馬紅之名,叫做馬紅巴萬。眼見外祖母如此憂傷,讓流著賽德克族血統的她排拒「民族」這類議題事務:「我們認識的霧社事件和別人說的不同。他們可以不帶感情地談論這些事,而我們卻強烈感受到馬紅的悲,馬紅的痛。」繼承了馬紅的名字,彷彿就看到她悲慘的人生,馬紅巴萬不願被劃上等號。

馬紅巴萬曾直言反對魏德聖電影的內容和角度,作為莫那魯道後代,不管她瞭不瞭解,願不願意,她都還活在那段歷史裡,莫那魯道曾經是她的包袱。

餘生—賽德克·巴萊劇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餘生—賽德克·巴萊劇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清流部落

但如湯湘竹所言,《餘生》並不像電影那樣以莫那魯道為主觀點,而是強調活下來的人的掙扎與處境。

《賽》片僅僅演到第一次霧社事件結束 (亦即馬赫坡六社的武裝行動與日本軍隊攻擊),但歷史上還有第二次霧社事件發生,也就是馬赫坡六社生還者在收容所時,在日本殖民政府的煽動與默許下(沒有收回借給道澤群的槍枝),遭到敵對的部落的攻擊與殺戮。《餘生》則從這裡開始談,談到幾乎滅絕的賽德克六社,以僅剩不到三百人數被殖民政府強遷到川中島,亦即今日的清流部落。在長途跋涉過程中,這些賽德克人懷著隨時可能被殺的恐懼往前走,畢竟,才剛遇到殺戮而已。

活著的人認為難以再活下去了,很想自殺。一位從別的部落嫁來的婦女卻說:「不能死,死了孩子們怎麼辦?活著才能繁衍後代。」

如同馬紅忍痛負重活著一般,其他遺族亦同,他們活著,僅僅為了不讓族群命脈斷絕,而這正是「餘生」的真義。清流部落內便有一個餘生紀念碑,紀念著先人,紀念霧社事件,也紀念活下來的人。儘管如此,在川中島出生的賽德克卻不太清楚霧社事件。

作為清流部落第三代、馬赫坡社後裔郭明正就說,老人家從來不談這些事,他甚至不知道馬赫坡。

郭明正在38歲時因生一場大病而遇到鄧相揚,意外發現這個外人比他更了解清流,還鼓勵他記錄自己的部落,霧社事件的真相與賽德克文化歷史,才真正在他生命中展開。

不只馬赫坡社的郭明正,荷戈社頭目後代也說自己50年代看到霧社事件時,還不知道是自己祖先的故事。

為了控制「番民」,日本殖民政府在霧社事件後加速皇民化運動,清流部落族人更是被嚴格教育著。他們的獵槍被收起來,成為耕作的農夫,甚至成為了讀書人,「以前父母之間都會比賽孩子唸書。所以清流部落的讀書人特別多。」郭明正和表哥邱建堂都是部落的知識份子,他們原來不懂原因,後來才知這是長輩讓孩子們繼續活下去的方法。

但在這些教育中,賽德克的孩子卻失去語言失去文化,在所有的失去中迷失了。郭明正便說:「我們說紅頭是說外國人,Mukan是閩南人,Telu是外省人,那我們是誰?」生大病後,開始投入族群語言文化研究的他想著:「我不希望在知道自己是誰前就死掉。」他認為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是誰。

 

尋根

對我這個外人而言,《餘生》最重要的不僅僅是透過遺族之口追溯霧社事件原因與發展,也不只是描摹他們在事件發生後的處境,更有著追尋族群根源的意義。

這部紀錄片的鏡頭跟著郭明正追尋馬赫坡溪的岩窟。這些曾躲著賽德克女人小孩和戰士的岩窟,因為九二一地震與大自然變化,改變位置、失去蹤影。

聽著郭明正的遺憾感嘆,我不免覺得,人們極力追求所謂歷史的真實,但觀看歷史的角度與證據在時代轉變中,始終不是鐵板一塊,不動如山,會有更多的詮釋、更多的拼圖,還有更多討論。因為,即便是河川山岳天文地理這類我們以為永恆不變的事物,也是抵抗不了時間的力量。於是,人們永遠在變動之中,認識變動。

舉《賽》片和許多霧社事件資料中都提到日本理番政策問題為例,當時霧社分室最高主任佐塚愛祐與馬赫坡駐在所所長小島源治彷彿是「禍首」,人物往往被簡化。

《流轉家族》(日本警察下山治平後代所著)一書中便有這段介紹:「佐塚愛祐上任後,不顧民間疾苦,義務勞動增多。霧社事件的導火線,就是義務勞動搬運整修霧社公學校等宿舍問題所引起。這些檜木砍自馬赫坡、波阿崙社的狩獵區,砍伐工作則是道澤、波阿崙等社負責,搬運則由馬赫坡、巴蘭、荷戈、羅多夫社負責,他們被規定不可以滾下山的方式而是要背下山,不然就常被日警鞭打。」

但在鄧相揚的報導文學作品及《餘生》中,會以比較人性化方式描摩佐塚愛祐與白狗蕃馬悉多翁社公主亞娃依.泰木結婚後,其子女後代的問題、痛苦和掙扎。佐塚愛祐的親人甚至也表示,理番政策錯誤,怎能單單怪罪一人?

小島源治的告白,也在《餘生》呈現。透過《台灣省通志》編撰者洪敏麟教授的訪談,觀眾也能聽見小島源治晚年對於日本煽動霧社事件感到良心難過的說法。

餘生—賽德克·巴萊劇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餘生—賽德克·巴萊劇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流轉家族》的莫那魯道也有著另一種形象與解釋:「馬赫坡駐在所主任佐塚愛祐在昭和五年調升霧社分室主任,帶其妻白狗蕃馬悉多翁社公主亞娃依.泰木(後改名佐塚八重子)上任。白狗蕃與霧社蕃本是宿敵,在沙拉茅之役時,霧社蕃馬赫坡頭目莫那魯道被馬悉多翁社殺成重傷,所以,白狗蕃公主夫婿升任霧社分室主任,令馬赫坡不悅。」在這本書的口述者下山一的描述裡,莫那魯道很愛耍脾氣,時常生氣,他的妹妹也因「政策婚姻」嫁給日本警察近籐儀三郎,卻不被重視,近籐被調到花蓮,日本人還騙莫那魯道一家說近籐已經死了。他對妹妹被始亂終棄不滿。

在如今春陽等部落族人的認知裡,莫那魯道並非英雄,而是流氓。這形象完全別於國民政府與漢人敘述中的「英雄」。

霧社事件如此因人因地因事因物而有不同看法,在時間的變動中產生多種變化,賽德克文化亦然。他們的文化也因從獵人到農作中改變。小說家舞鶴作品《餘生》,更細緻描摹「現代化文明」對賽德克的破壞與侵略。

於是,《餘生》這部紀錄片進行了另一個追尋,即是讓飾演魯道鹿黑(莫那魯道之父)的曾秋勝(Pawan Nawi)父子三人,跋山涉水前往賽德克族起源之地:神石(Pusu Qhuni)。傳說賽德克人是神木和巨石的後代,從清流部落出發,須走整整十天才能到,當代的賽德克族幾乎無人去過,曾秋勝父子與《餘生》工作團隊恐怕是近代第一組到那兒的人。

往神石的途中,曾秋勝不時以酒敬天地自然。快接近目的地時,竟有大批水鹿群聚靠近,就像先人、祖靈的呼應一般,觀眾看了都感神奇。到達神石之時,曾秋勝喜極而泣,不忘告祭祖靈:「我已抵達祖先之地,我究竟是誰,請告訴我。」

「我是誰」這個問題,再次出現。

 

誰的霧社事件

雖說《餘生》談的不只是霧社事件,不以莫那魯道為主,然而從馬紅巴萬與張呈妹開始,這部紀錄片仍是如《賽》片的複翼一般,談的依然是參與行動的那六社,側偏的仍然是那方觀點和故事。畢竟,在霧社事件歷史中,馬赫坡等六社是永遠的主角,但這些主角是如何被利用、詮釋的呢?

《餘生》以馬紅莫那的悲痛開始,但看到後來,才了解她的悲痛包含歷史被誤解。有一次,有人找她談霧社事件,她傾吐所有的記憶,但在報上刊登的內容卻是「花岡一郎是領導者」,錯誤不只如此,花岡一郎與花岡二郎竟成了兄弟。這錯誤讓馬紅莫那非常生氣,一直要求女婿去更正,但女婿怎做得到?這種不甘,讓馬紅莫那晚年更顯痛苦。

後來,因為花岡一郎、二郎入忠烈祠及莫那魯道遺骸領回的討論,讓許多「真相」浮出。雖然莫那魯道的名聲被洗刷,但他葬在霧社或清流的爭議卻也繼續。1973年10月27日,霧社事件43周年當天,莫那魯道遺骸被國民政府以漢人方式葬在霧社,他也就成為了「愛民族愛國家」的「抗日烈士」。

這種定調方式,不僅霧社事件遺族疑惑,「敵對」部落也難忍。霧社事件究竟是甚麼,莫那魯道是不是英雄,部落間對不對立等等討論,都會刺痛每個賽德克族人,也令他們無法接受──而這樣的情緒會隨著電影或紀錄片上映,再被撩起。回到本文一開始談的,誰能為他們代言,為他們轉介,甚至為他們作定論呢?

多年前,我到清流部落時,郭明正表哥邱建堂在酒酣耳熱之際不斷強調:「霧社事件不是抗日,是抗暴。」

我們必須回到賽德克文化脈絡中理解,觀眾在電影中看到的「違背文明的屠殺」並不是仇恨對立,而是「出草」,那是文化的一種,甚至是和解的一種。

作為其他族群的觀眾,我們該如何理解這一切?

我認為在《餘生》這部紀錄片之中,羅多夫社後代、霧社事件親歷者之子曾秋勝老師的所有話語都值得細細品味。

在尋找神石的途中,他提及祖先來自道澤群,又說不分那個社,大家都是賽德克。在神石面前,他邊掉眼淚邊說:「我迷路了。」(我認為這有多重寓意) 而後繼續說:「我和孩子都不放棄找到祖先發源地…我們不分道澤或德魯固,不管祖先是誰都來過這裡…不要分你我。我們的土地是賽德克的,今天起,不管外來民族如何搶奪,都要努力不被奪走。我們不要讓別人看不起,因為我們是賽德克巴萊。」

從「我是誰」到「不分你我」到「我是賽德克巴萊」,是我認為的賽德克族群「餘生」中最重要軸線。不管外界如何討論霧社事件,如何認知賽德克,活著的、延續族群生命的賽德克自己要有自己賽德克的聲音和力量,因為他們是賽德克巴萊,他們文化中的真正的人。

 

本文轉載自 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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