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之島》映後座談

時間：05/08（日）20:50
地點：京站威秀9廳
主持人：TIDF策展人  林木材
出席影人：《憂鬱之島》導演  陳梓桓

主持人
謝謝大家來看這場《憂鬱之島》，剛剛這部片在TIDF的放映也是亞洲的首次放映，導演因為疫情的關係沒辦法到台灣來，他人在多倫多，剛剛參加了加拿大的Hot Docs影展，也得到了一個獎項。先介紹一下導演陳梓桓，導演上次參加TIDF應該是在2016年，那時候他拍了一部跟雨傘運動有關的片叫做《亂世備忘》，相信在座的大家普遍是有看過或是熟悉的，經過六、七年的時間，他又繼續進行下一個創作，就是你們今天看到的《憂鬱之島》，那我們先請導演跟觀眾打個招呼，也談一下他製作這部影片當時候的動機。

導演
大家好

主持人
梓桓，你先談一下拍這部片子的拍攝動機好不好？

導演
其實這個片是在2017年、就五年前開始，剛剛好是在中間的位置，就是雨傘運動之後、反送中之前，那是香港的一個非常時期。當現在我們拍這些社會運動的時候，香港好像是一個全世界的焦點，但是17年的時候，比較不會有人理會香港發生的事，但那時發生了很多不同的事，我在想可能要用一些不一樣的新的方法去開展這個歷史故事，因為這個片子跟我上一部片《亂世備忘》是有點相反的。像《亂世備忘》結束的時候，問了一個年輕的抗爭者，問他說自己20年之後會變成怎樣，會不會也依然相信自己相信的東西。但這部片是相反的，其實我們那時候是雨傘後的低潮時期，我發覺原來我們不是唯一在年輕時經歷過這麼大的事情的人，所以就開始在香港的歷史中，尋找這樣的人，看他們的記憶、他們重現的經歷，有沒有什麼事情影響了今天的他們。從17年開始到現在，香港改變了很多，包含19年的抗爭、現在的國安法，有很多事情發生，讓我不得不用我的片去做一些改變、去回應那時候發生的事。其中一個最大的是重演的想法，19年後我就casting一些演員，發現各方面的年輕人來的時候，也都有自己19年的經歷，我覺得很有趣。他們本身的經歷有一點呼應我片裡面的歷史人物故事，最後我就用了這個方法，用幾位年輕人去演過去的歷史，就是現在這個片的最終版本。

主持人
我想這部片用一個比較大的歷史眼光去回顧香港的命運，當然片名就很明確地指出「憂鬱之島」，也就是你給香港島的定位好像是一個很blue、憂鬱的。影片從60年代，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六七暴動開始講起。要不要也談一下《亂世備忘》聚焦在運動的現場，而這個片子中關於你的歷史眼光是怎麼展開的？又是怎麼挑選這些歷史上的事件？

導演
其實我覺得這部片有很大的部分是在討論「什麼是香港」，一開始我們就放進這個問題，其實這也是我成長之中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我是1987年出生的，就是香港主權移交的十年前，後來就移交中國了，到現在一直產生不同的想法，自己對於「什麼是香港」的看法一直在變。就像我在電影學院讀書的時候，我也拍過一些關於香港身分的影片，所以其實這部片一直都是跟我有關的東西。關於歷史，那時候我是從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從個人的經歷，這部片沒有放得很大，因為我們在談六七暴動或是八九天安門的時候，我只用了一個人物，所以很多人都說這個片沒有很全面地在談哪段歷史，但是我只是用他們其中一個人的經歷去說那個時代的背景跟那個人的關係。我後來覺得這個很重要，因為我們每一個人身處在19或17年的時候，雖然我們不是完全可以做主、可以自己完整的告訴別人那時期發生了什麼事，可是我們個人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所以這個經歷也影響我，想用一個比較個人的角度去說這個歷史，也可能是因為這樣，我用重演的方法。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就是我是把歷史的記憶重演給觀眾看，就算我們拿很多資金來重演，比如說文革都弄出來，但還是跟真實的情況是有分別的，這也是我覺得重演跟記憶有點相近的地方，就算是我訪問或跟拍那三個年代的人物，但他們所說的歷史與自己的經歷，也是不太確定的，我不確定他們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但有可能是他們說這故事說了很多遍，所以他會很習慣地用某種方式說故事，所以重演的時候，就會像是我們努力去重現那個歷史給觀眾看，但還是會有個距離。

主持人
我們開放給觀眾，如果有問題歡迎舉手。

Q1
第一個不是問題，所以我用廣東話來講，我朋友叫我一定要來看，然後看完要跟他說。他跟我說有件事情希望導演可以嘗試，有沒有任何地方或影展可以把影片放上網？讓他們自己找方法看？這是我朋友想請我幫忙傳達的事。

我覺得你找到19年的那些參與者去做演員，帶入之前70、80年代發生的運動，那個演員要帶入角色的時候，他會重新去理解當時的情況，而且可能不一樣的地方是，親身經歷過19年那時候，那種帶入感就不一樣，也會進行一個反思，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中間還有給他一些新的東西，跟他們討論後也放進去，我覺得讓整個事情很立體，剛才你也講到這是你自己做的時候，慢慢改、再決定的，你可以再詳細解釋一下，中間怎麼跟他們交流，或是這部分在他們重現的時候，你是慢慢覺得behind the scene的東西都放進去，還是怎麼決定那個過程的？謝謝。

導演
謝謝你的問題，之前那個星期在加拿大有網上的放映，但現在好像已經停了，我們會再想方法讓他們看到。另外那個問題是，那時候一開始其實是我自己創作的ego，重演是很早我在TIDF上看到很多很有趣的紀錄片，覺得紀錄片也是可以這樣的。我在讀書時的短片是用紀錄片的方法拍劇情片，就是一種Mockumentary、假的紀錄片，這次剛好相反，這次我想用劇情片的方法去拍紀錄片。一開始是純粹覺得很有趣很好玩，但是後來慢慢拍下去，很多人問為什麼要重演，從他們口中說歷史不是更好嗎？也因為紀錄片的傳統很少有重演會很成功，對我來說就是不停地問這個問題，為什麼要重演？

後來在19年發生這麼大的抗爭之後，我找演員的時候就發現那個連結很強，就算我們說19年，可能那些年輕人對於我現在這個影片所說的這些歷史沒有很認識，但是我的歷史觀是，香港的歷史是一直留下來的，就算今天的人對過去不太了解，也是因為過去的歷史才能走到今天。我選角的時候，那些演員的經歷讓我覺得很神奇，我的影片要演一個面對審訊的一個人，在六七暴動的時候，剛好來選角的其實很多都是正在等待審訊的一些香港年輕人，他們對政治的看法也很不一樣、identity也很不一樣，這讓我覺得很有趣。重演不單只是重演、不只是單純地重現那個歷史，可能是要讓重演變成一個連結年輕人和老一輩的人的一個方法。

後來拍的時候，我們拍攝的團隊之前大部分是拍fictional的，我拍重演的時候是2020年，剛好是疫情的時候，他們比較空閒、沒有太多工作。他們拍的時候其實給我很多空間，譬如說在監獄裡的相遇，我們用了大概一個小時，讓他們在監獄裡面聊，其實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新的嘗試，要演他的人跟被演的人放在一起，讓他們聊香港是什麼，我覺得這也是讓我覺得重演是個很不一樣的地方，不只是我自己創作的野心，反而是真的可以achieve一些東西。另外我大概拍了14天的重演，現場其實也有一個兩個人的團隊，我平常會跟一些紀錄片攝影師合作，讓他們來拍我們的過程，就像是making-of或是behind the scene那種模式，我就知道那個影片、那個crew拍的東西，對我的影片有用，因為我可以看到我們怎麼處理那個政治、如何處理重演，我們如何讓年輕演員自己的經歷可以連結過去的歷史。我後來在making-of的影片裡面努力去尋找一些有用的東西，然後再放進去，所以其實就是一直不同的嘗試。一開始重演是很大略的想法，我希望做一個讓觀眾覺得這是fictional的，但它其實是紀錄片，這是自己個人的想法，後來覺得重演是有它的意義，現在就變成是連結今天和過去的想法。

主持人
好，謝謝，我想演出也變成一個演員去辨識和認同自己身分的一種方式。

Q2
導演你好，我想請問兩個問題，因為有一些是劇情設計，有一些是人物自己真實的表現，所以有兩個地方我蠻好奇，第一個是林耀強他們在西區警署門口燒衣紙去紀念的時候，有一位女士突然說，她覺得從天安門回來的人都是很孤單的，我想知道這句是劇情設計還是他自己說的？

另外一個地方是十一的時候被捕的少年，跟六七暴動的時候曾經被捕的少年犯，他們在獄中的對話到後段，那個少年突然承認說，其實我是十一被捕的人，他們有一些對話，我也想知道這一段是那位年輕的演員自己突然加入的，還是本來就打算告訴那位老人家其實跟你對話的年輕人他就是被捕的，還是他不知道那個少年是誰，以為是你們工作人員？我自己有點感覺是那少年很努力的去扮演那個老人家年輕的時候，我覺得他很努力的去理解對方的生命，可是我不確定那位老人家他有沒有以同等真誠地去理解那位少年的生命？在電影的最後我好像沒有看到，所以不知道有沒有一點遺憾？這就是我一點的想法。謝謝，這是個很棒的電影。

導演
林耀強那場的那個女士叫李蘭菊，他是哪時候說那句話我不記得，因為這不是我寫出來的。林耀強他們做這個燒衣紙行動的時候，他其實習慣開著電話，因為電話會播著國際歌，就是那個時候在天安門他們常常唱的那一首歌，那個聲音很大，那時候我的收音就不能用了，我覺得那一場是很孤獨的，但我覺得音樂會有影響，後來就請他們來做ADR，ADR就是重新錄音，所以林耀強跟那個陳清華，就是另外一個男生，他們兩個在香港就去錄音室幫我重新錄，你看到的那個聲音跟嘴型是有一點分別的，因為蘭菊她人在美國，我就不能叫她來錄音，就只能用電話錄音給我，其實那句確實是在現場的時候講的，但因為聲音用壞了，所以就只能用ADR的方法放上去，可能會讓觀眾覺得那是假的。

另外就是監獄裡面的相遇，那時候是重演，其實我沒有直接選擇把他們放進去，但是在拍攝現場他們互相認識的時候，我覺得我們難得租到監獄的場景，不如就把他們放進監獄裡面，讓他們好好聊一下。其實六七暴動，老一輩的記憶都是比較長的那一種，他對自己的故事有一套自己的說法，一見面的時候，也是比較說自己的經歷。後來中間大概說到20到30分鐘的時候，我就很累了，有一個休息的時間他們出來，我就跟年輕的演員說不如你也說一下自己的故事吧，因為這對你們的討論也是很重要的，我就推他一把。他回去的時候，因為他是比較被動的，他在進去的時候，找到一個空間，就說了自己的經歷。我覺得很特別的是，他們能連結是一個很簡單的原因，就是他們都面對過現在，年輕的那個現在在監牢裡面，大概判了三年半，我上星期剛剛見到他，其實他心裡對要面對的東西的掙扎，是有一點相似的。他說的東西，在對話中就是他對於審訊的時候他的心情是怎樣，這些東西也是他很想去跟老人家聊的原因，因為他確實是有這個經歷。我是覺得那個老人家，就是上一輩六七暴動的人，他面對這個年輕人他是有同理的，就算是他們對於政治的看法都不一樣，但是他們在牢裡聊的，也是他自己想說的話，也是自己的經歷，也是想讓觀眾理解他們的經歷一些方法。我覺得那一刻，他突然聽到那年輕人說他自己也是被審訊的時候，我還是覺得他也是有點同理，他看到這個年輕人，我覺得他是有一些連到了那個年輕人的心情，所以我覺得後來談的東西是比較真的。之前我跟他聊的時候，他也是很厲害的講自己的故事，但是在那個監牢裡面，我就覺得得到了真一點的感覺，他開始攤開了自己的內心，雖然最後還是他說自己的話比較多。

Q3
謝謝導演，其實我是想問一下關於去四川汶川的那個環節，為什麼你會特地加入那個段落，因為我也知道2008年剛好差不多是香港的愛國情懷比較高的時候，對比起現在香港的話，我想知道你加入的原因、脈絡是什麼意思？謝謝。

導演
你說地震的那一場嗎？

主持人
對對對。

導演
我覺得超有趣的，放地震那一場，因為這種愛國的教育，在過去可能四、五十年是一直持續進行的，我也去過這些愛國的trip。我身邊也有人去過，後來我發現幫我剪輯的人，有一些年輕人大概19歲、20歲而已，他也說他有去過那裡；另外一個監製，他也說他以前去過那裡，想說為什麼身邊很多人去過這些愛國的tour，我覺得這挺有趣的。

另外一個有趣的是，因為08年北京奧運是香港對中國深感認同的最高點，後來經過十年的時間，就變現在這樣了，所以我覺得08年有這個地震，這對於我們來說是個很有趣的事，這是我們討論香港主體性的時候，我覺得值得放進去的，而且我覺得有種......我不知道，因為我拍的時候是19年初，我放上去的時候，我覺得哇整個氣氛、整個各方面、整個堅強的情況、整個音樂，其實是很情緒化的，這情緒跟愛國連接起來，我就是有點被觸動的感覺，超有趣的，可能也是08、09年那時候我自己的想法，我就覺得這部分很重要。而且我也覺得我介紹的人物、一個很理想的一個人物，這可以看到他跟中國的關係，也從他身上看到香港跟中國的關係，我覺得還蠻重要的，所以就放進去。其實我有拍很多他去不同地方的，去奧地利、去日本、去佛山之類的，很多都沒有用到，但我在四川我就覺得這還蠻重要的。

Q4
想先謝謝導演，製作這麼有時事性的一部電影，導演你說你從2017年就開始拍，感覺你找到很多，可能對香港已經很熟悉的一些臉龐，就出來casting，很重陣、很強。那我的問題有兩個，主要第一個是有關於這部片跟日本的關係，有看到幾個製片是日本人，統籌很多也是日本人，所以導演你是跟包含日本港人的社團有什麼連結嗎？可以說明一下這關係嗎？第二個是說，我有點好奇後面那些在法庭裡面的那些片段，因為我覺得導演應該是無法進到法庭裡拍，所以應該也是重演吧？特別是片尾的那些小片段，或是鍾耀華為自己澄清的那些片段，可以請導演講一下自己或是當時候演員的心情嗎？謝謝。

導演
第一個問題是......

主持人
日本方、資方，你有拿到日本的一些......

導演
對對對，我有，這是合拍，跟日本合拍，我上一部電影《亂世備忘》在日本發行的時候，就認識太秦公司（太秦株式会社），他們對我新的電影很有興趣，這部片其實有20%的資金是來自日本的，他們也在我們最需要錢的時候出現，因為重演需要很多錢，他們那時候就跟我們合作，我們安排7月在日本上映，所以日本對這部片是很重要的部分。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主持人
法庭那場戲......最後的法庭那場戲。

導演
可以再說一次嗎？

主持人
法庭那場戲，後來有非常多的主角，你怎麼去跟......

導演
那個時候大概是20年尾的時候，因為國安法，也有很多人要面對審訊，我這個片最後其實拍到差不多、覺得是不是應該要找一個結局這樣，要加一個結束的部分。那時候不能剪出來，因為事情還在發生，但是其實我身邊很多人要準備移民離開，也可能不能回到香港了，也有一些人像片中的人要面對審訊，也有很多人經歷19年的時候意志消沈。那個時候我就覺得一團未知。可能我們用自己的位置，去看這些我們述說的歷史，是有多一重的意義。但是現在要結束了，我就想很多人在面對審訊，不如就做一個法庭、被告的一個重演。其實我們租不到大的棚，我們就在一個工作室搭了一個被告欄出來，到處去找一些面對審訊的人。沒有很多，因為一開始大家可能覺得有點危險，最後就找了20幾個，他們來的時候也做一些訪問之類的，但訪問的時候，我就跟他們說你不要急著回答，叫他想一下，花30秒想一下再回答我，其實我影片大部分也是思考的畫面，說話的沒有用進去。其實有很多情況是有不同的人來訪問，隔天我就請他來演，我覺得可能用這些面孔去結束這部電影是比較好的，就是我們可以用現在的情況回看香港過去，也知道我們現在站在的位置，可能也是一個比較強的結束。

主持人
好，謝謝，現在台灣時間11點了（笑），很晚了大家還在這，我們可能沒有時間了，剩一分鐘，梓桓你有沒有想要跟觀眾特別講的事情？

主持人
天哪！他不會動了（全場笑），他當機了，好，好吧！（全場大笑）OK，接下來還有一場《憂鬱之島》的放映，我知道完售了，但因為在我們的競賽單元，如果有機會得獎的話，會在星期天加映......他應該沒辦法回來了（全場笑），那謝謝大家，這是一部很重要的電影，謝謝大家的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