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彩虹的中間是黃色》映後座談

時間：2023 2/11（六）
地點：影視聽中心大影格
主持人：林木材
影人：導演奇拉．塔西米克（Kidlat TAHIMIK）
口譯：錢佳緯

主持人
導演其實是TIDF的老朋友，他是2010年的焦點影人，很高興又邀請他來。我知道你剛剛在廳內又看了一次，要不要先聊聊看到年輕的自己有什麼感想？ 

導演
當我走入戲院，銀幕上面在播放《悲情城市》的預告片，看到畫質這麼清晰，天啊！我的電影好糊、好粗糙（笑），要怎麼被放在同一片銀幕上比較呢⋯⋯我接著看了我的電影，第一個想法是：這真的是我拍的嗎？我從1980年開始拍，直到1994年才完成，共花了十四年。重看這部片，等於重新體驗了這些事件是如何在我的國家、我的城市發生，包括地震、颱風、政治動盪等，而在這些時間裡我是怎麼跟孩子們一起度過。我心想，為什麼發生這麼多事？而這麼多事是要怎麼被我用電影蒙太奇（celluloid montage）組合起來？我也注意到片尾寫著「由奇拉・塔西米克進行膠卷拼貼（celluloid collage）」——是的，這部片不是由我執導的，是它自己生成的。

當我們談到「導演」（director）這個詞，總是跟商業經營有關，或跟管理、指揮、指引、推向特定方向有關。一定程度上確實如此，我必須運用科技，必須請我兒子做些事、重演某段落。不過，當我看著這個巨大又彼此鑲嵌著的世界時，或許是這些事件在召喚我，叫我拿起我的Bolex攝影機拍下來。我在拍的時候還不知要怎麼組合，就是相信宇宙吧！（笑）我相信，這些不同片段將會如積木般組合起來，然後我會有一段小故事，經過十四年累積，結果就成了這部片。

主持人
這是一種非常獨特的創作方式，也跟片中兩個主題很相關，一個是第三世界觀看世界的方式，一個是原住民的主體性。這兩個主題是你在一開始就知道要提醒自己，還是過程中才慢慢發現？

導演
我的第一部電影《噴了香水的惡夢》，可能有些人看過，這部片在國際上放映後，影評人説這是一個很好的第三電影（third cinema）案例。我假想第三電影指的是：我是一個第三世界的電影工作者，拍了一個第三世界的故事，運用的是第三世界的科技（笑）。哦，這樣說來，我可能就是第三電影的一個好例子。後來我才發現，呼——第三電影是一種意識形態很強的框架，帶有很強的對抗性，針對不管是美國、歐洲、蘇聯等地生產的電影。我知道我沒有那麼強的意識形態框架，我只是在處理第三世界的生命狀態，從我跟孩子們的生活出發，或許基於我拍的就是生活，所拍下的這些被殖民的心靈，就具有讓第一世界的人驚奇、驚艷之處吧。至於原住民議題，則跟一位伊富高（Ifugao）部落的耆老羅培茲．諾亞（Lopes Nauyac）有關，他是我的導師，在我接受「開化」教育後——這真是一個反諷的詞彙（笑），我竟然是在菲律賓被美式教育開化——幫助我重新找到文化立足點。所以，這兩項議題都是突然出現的，不過針對原住民議題的倡議比較晚出現。

主持人
時間很寶貴，導演也很難得來，剩下時間開放給觀眾。

Q1
想問你的工作室，經歷颱風、地震等等這麼多事仍持續存在，最早怎麼開始建立？剛剛主持人也問了一個關於第三世界的問題，我想延伸提問，現在你還會用「第三世界」這個觀看世界的方式嗎？怎麼看待這個詞彙？

導演
從第二個問題回答起，我不覺得我隨時帶著「我來自第三世界」的意識，例如當我面對科技現實的落差時，我就會出現這種意識。即使是在菲律賓（這樣的所謂「第三世界國家」），還是有些地方很「第一世界」，例如馬尼拉的某些地方在科技上就非常先進。談到第三世界這詞彙時，我比較在乎的還是世界的失衡，如過度開墾、氣候變遷等，有時我們只能是旁觀者，看著失衡怎麼發生，看著所謂的富裕國家、第一世界持續進行經濟活動，造成地球資源短缺、氣候改變、污染嚴重等。不過，我們目睹這過程，卻又被深深吸引，因為所謂的第三世界又很想成為第一世界。我是一個觀察者，我說的故事總是落在這個失衡下的現實。我所說的失衡，不只是物質失衡、地球破壞。去年在埃及舉辦的COP27（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決定第一世界應該對受氣候變遷衝擊的非富裕國家或開發中國家做出賠償，這當然是其中一個面向，但我比較關心的還是精神上的失衡，這比物質失衡還重要。我們應該聆聽原住民的智慧，學習他們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之道，才有辦法生存下去。

說到原住民智慧也聊一下，片中在沙漠找到膠卷那段，純屬意外。當時我去紐約參加Robert Flaherty電影研討會，活動結束後，剛好碰上菲律賓宣布戒嚴，無法馬上回家。我的朋友特柳賴德影展（Telluride Film Festival）總監Tom Luddy，問我要不要跟他們一起旅行？我跟他們一起去了，就在這趟旅程下，拍下片中詢問原住民智慧的段落。當時同行導演之一是塔可夫斯基，但我那時不知道他是誰（笑）。途中我就拿我的Bolex攝影機來拍。在我離開紐約之前，一個在學拍片的學生告訴我，她有十三卷過期很久的16mm膠卷，她沒有勇氣扔掉，也沒有勇氣拿來拍，就送給了我，我用的就是這些膠卷。這也是為什麼這段畫面很混濁、很模糊，因為那膠卷看起來有十年了（笑）。不過，當我把這些畫面放在一起，我就想OK，好像因為很模糊，很適合當成寓言來看。總之，一切都是意料之外，源於我剛好用了嚴重過期的膠卷，我剛好跟這個常說英文的奇怪俄羅斯人一起旅行，還有當我問了這位印地安女性有什麼智慧話語時，她建議我去聽風、蜥蜴尾巴、老鷹的聲音。凡此種種，都在我有意識必須去談第三世界議題之前就發生了。

Q2
為什麼以不同顏色來劃分章節？是在拍片過程中就這樣想，還是剪接才想到？

導演
很多時候我是在剪接時才找到講述這個故事的方法。我拍片沒有劇本，只有《土倫巴》寫過劇本，但也是為了申請經費，開拍後並未參考。我拍的都是我的經歷，例如拍我去旅行、我的小孩在學校發生什麼事，或任何發生在我們家後院的事，這些構成了我的影像基礎。不過，當反對獨裁者馬可仕的人民力量革命發生後，我就知道黃色會成為電影的主導命題，因為這是代表革命的顏色（人民力量革命以黃絲帶為重要象徵）。當革命在1986年讓獨裁者下台，大家都跟我說，你最好快點把片子剪完，柯莉艾奎諾現在是炙手可熱的大人物，全世界都會想看你這部片，你可以賺大錢（笑）。確實，這會是一個引人入勝的爭取民主故事，關於柯莉這位家庭主婦如何扳倒獨裁者。不過接下來幾年，當我看著新政府的一切跟革命之前似曾相識：軍方發動政變試圖重新掌權、舊勢力與貪腐依舊、美軍基地也試著回來⋯⋯。我不能就這麼收尾，斷言我們已贏得民主。一場革命不會解決一切，問題仍在，問題是文化層面的，根深柢固的，那是我為什麼要拍這部片的原因。我們經歷了三個世紀的被殖民，還有五十年來由好萊塢來書寫或描述我們的文化，帶來深深的影響，讓我們對自己如此困惑。所以，我需要去尋找，至少在我的電影中，透過讓我的兒子求教於羅培茲．諾亞（Lopes Nauyac），試圖找回自己，找回平衡。

回到剛剛的顏色問題，黃色可說是這部片的觸媒，促成其他各部分組合起來。在人民力量革命後，我看見很多阻礙民主落實的事，就把這些變成章節名稱，以黃色作為中間的顏色，在後面加上去，像是「我們是不和諧的迪士尼色彩」（We are Dis-Harmonious Disney-color）、「我們是無力的黑色」（We are powerless Black）等。這些顏色都是象徵，但我想把這些顏色放在一起，或許也指向：任何一場我們稱之為「革命」的事件，都不該視為只是一場革命，而應該視為我們國家整體革命中的另一個「階段」。

主持人
因為時間過很快，可能沒辦法再讓觀眾問問題。最後想請導演談談，他在這片拍完時是五十歲，現在已經是八十歲了，有沒有什麼特別想跟觀眾講的？

導演
我那時頭髮比較黑（全場笑），現在多了些皺紋，也有了孫子。你們在片中看到我的兒子長大，事實上，山形影展放映過三個版本，1989、1991、1993年都有放映過一個版本，隨著版本差異，這部片也像嬰兒一樣越長越大、越來越長。片中角色隨著電影成長，作為一個電影工作者，我也在電影中不斷成長。我剛剛注意到電影的最後一場，是拍我的導師羅培茲．諾亞（Lopes Nauyac）在做木雕，這場是由我大兒子掌鏡，他們兩人都在去年過世，羅培茲是八十五歲，我兒子快要四十八歲了，他是兔年出生，今年就是四十八歲，他們都已經前往來生了。這是我兒子去年三月在西班牙去世後，我第一次看這部片。看到這一幕我很高興，羅培茲有把他的原住民智慧傳給我兒子這一輩，我也希望這些能再傳給下一輩。羅培茲是我的長年摯友，讓我看見我作為一個藝術家、電影工作者、影像創作者，能以我的第三世界身份（thirdwordness）對世界做出什麼貢獻。看到他們在片末一起出現，讓我覺得我這個收尾真是做對了（on the right track）（笑）。我在日本獲得福岡亞洲文化獎時説，作為一個藝術家，我的秘訣是偏離正軌。以前念MBA他們教我，要當個好的經濟學家、生意人，就是要保持在正軌上，但我總是不斷偏離正軌。長久以來都是如此，但也正因如此，才能看到羅培茲把智慧傳給我兒子，而也因此，再透過我兒子傳給我孫子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