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聊聊吧：比紀錄片還陌生—影展與青少年影像教育
時間：2023/5/21（日）
地點：屏東總圖3樓大階梯＠屏東市大連路69號
主持人：鍾佩樺／影視聽中心 TIDF節目策劃
講者：林木材／影視聽中心研發處處長暨TIDF策展人、冷彬／富邦文教基金會總幹事
佩樺：
謝謝大家今日來聽講，我們很榮幸的邀請到了富邦文教基金會總幹事冷彬和TIDF策展人木材，來為大家分享影展和基金會這些年來合作推廣影像教育的心得。那講座一開始，能否先請兩位談談，為什麼決定要合辦青少年評審團這樣的活動？可不可以向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活動的理念是什麼？
冷彬：
我們會做青少年評審團，就是在思考一個影展參與的人可不可以不一定是專家或是影視從業人員而已，有沒有可能在選片或評比上加入青少年的觀點？這不只是做推廣的想像而已，而是有沒有可能帶進一些不同的視角、不同觀察影片的方式，某種程度也在讓我們認識不同年齡、區域、性別、背景的人，同樣在看這支影片時，有些什麼樣的可能性。
再來其實我很希望青少年評審團這樣的概念，在一個影展裡能有很明確的位置，這其實也是台灣社會重視年輕人聲音的重要宣示。我其實很開心我們合作這麼久，大家於公於私都成為很好的朋友跟夥伴，可是基金會努力到現在，真的只有紀錄片影展認真的看待這件事，把青少年評審團獎當作是正式獎項，既不是周圍的觀摩，也不是活動行銷。我們其實一直很希望推進同樣的概念，這幾年台北電影節曾一度跟我們合作，動畫影展也是，高雄電影節則設有兒童評審團獎，陸陸續續有不同的影展都在思考這樣的概念，如何納入更多元的觀點，尤其在評比的過程裡讓聲音更多樣。
不過我還真是要給TIDF最大的肯定，到目前為止真的只有TIDF把它當成一個正式獎項。像台北電影節一直是用行銷的邏輯，當成一個宣傳的活動，動畫影展也是類似的作法，桃園電影節則是讓青少年去評選新演員。其實任何一種方式我們都很感謝，可是我覺得我們今天有機會持續等下的對話，某程度也正是因為這個影展有接住我們認為不同觀點參與選片、討論影片的重要性，以及它的重量可能是等同重要的。
這個價值被認定之後，我們才可以在未來十年中，透過更多更多的方法，每一次去想像我們還可以再加什麼、青少年還可以再多做什麼？我們就愈可以在影展主軸裡滾動式的加入多樣、多元的能量，不是某種單點、插花式的宣傳活動，而是真的可以在影展裡建立一個教育機制。
佩樺：
剛剛提到了很多青少年評審團作為一個正式獎項，在這個影展之中還有推廣層面上的重要性。但可能在座的各位並不清楚青少年評審團實際的工作內容，跟進行的方式究竟包含哪些，是不是可以請木材跟冷彬和我們多做一些說明？
木材：
我們先界定青少年的年齡，原則上應該是15到18歲左右。通常我們跟富邦的合作是影展籌備期就會有個對全國的公告，告知我們現在要進行青少年評審的甄選，如果有意願的話就可以報名。報名之後我們會看你的自傳、資料，做第一輪的篩選，篩選完之後可能有50幾位左右，我們就會邀請他們到台北進行3到4天的培訓。培訓過程會有各式各樣的課程，有時候會一起看電影、一起討論，或請他們寫一些評論，有時候也會有戲劇表演的工作坊，大家回去之後可能也要再寫一個作業等等。然後我們會再進行最後一輪評選，選出20幾位左右成為正式評審團。這個正式評審團其實就跟一般我們在影展裡，你想像金馬獎評審一樣，我們是用很尊榮的程度去對待每一位，不會因為他是青少年評審，受到的待遇就跟國際評審不一樣。我覺得這也很重要，讓這些參與的青少年可以在影展裡的各個環節，用評審的身分去體驗。
我們每一屆影展大概會放130到150部片左右，是很大的量。當然評審團只要看他們評審的類別，可能6到10部就好，可是他在影展期間可以去參與各式各樣的活動。那對於15到18歲的青少年來說，我覺得影展應該比較是他們學習環境之外的另一種環境。我們常常叫他們要去讀書，可是讀書通常在現在的教育體制下有個目的性的，就是為了要考試。但你去看這個紀錄片是來自全世界的故事，不會看完之後還要考你裡面的小朋友叫什麼名字，不會有考試。你就放鬆當作是去看一部電影，可是這電影可能是來自全世界，而且是用比較新進的視角，去反映這個世界的某一個現實。舉例來講，我們等下會介紹一些得獎影片，有些片來自越南，有些片來自德國。那在學習的環境裡，或一般在電影院其實看不到這些作品，趁影展的時候就可以打開一扇窗，透過觀看紀錄片去瞭解一個新的世界。
當然這是內容面，也有形式上的，因為紀錄片有很多說故事的方式是不同於主流電影的。這種說故事的方式，或我們講它的電影形式，其實也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導演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跟我們的關係是什麼。我在幫每一屆青少年評審上課、聽他們討論時都覺得很有意思，我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花絮， 大家就可以理解我們在講什麼。
佩樺：
在看花絮之前，因為我們知道冷彬跟富邦的夥伴，其實在這幾天培訓的過程裡幾乎是24小時陪著他們。那是不是針對木材剛剛提到的培訓，不管是課程的安排也好，或是學員的反應也好，可以多做一些補充。
冷彬：
青少年評審是一個評審團的制度，像剛剛木材講的，它是正式設立在影展裡，然後影展期間，也是真的要關著看電影，平常從來沒有像這樣一天看電影到吐，看完之後還要評論、吵架、爭取，為你喜歡的影片背書。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我們其實是把它架設成一個影像教育的課程，就像剛木材講的，我們前端上課的人數其實是很多的，有一兩屆甚至到六七十個人，然後是全國性的。我們很希望邀請學生們進到這樣的場域裡，通過觀看一些世界各地的影片，尤其在影展裡常會有一些很獨特的影片，不管是形式或是題材上，甚至國家的，在我們的生活裡其實確實不大容易有機會看到這些影像。
除了看以外，我覺得我們的課程裡還蠻重要，或是我自己得到學生最多的回饋，就是我們花在討論的時間非常非常大量，學生會有很多機會彼此交流，然後有不同的影像老師或是議題的老師。因為紀錄片有時觸及的題目或是國家，可能是蠻複雜或是我們不熟悉的。通過這些討論，除了建立大家對於影像上一些不同的立場的交換以外，我自己覺得還蠻珍貴的就是練習如何分享、聆聽，把這樣觀看跟討論的經驗建立起來。
然後我覺得比較好玩的是，你會發現通過了這些課程的設計跟交流的過程後，學生並不會覺得我在看一個遙遠、不干我事的影像了。他會開始知道，如何讓自己跟這個世界產生一些關聯，可能是非常相異、陌生的文化的背景，有一些處境或有一些情緒可以共感，可能是國家制度或是社會發展的節奏或困境，能去對應到某些紀錄片裡，你不再會覺得它這麼遙遠。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在青少年評審的訓練過程中，很希望大家練習的能力，一個就是對於事情有觀點，我有我的意見，如何去分享？如何跟別人一起工作？另外我也在想像自己作為一個世界公民，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方式，讓我們覺得自己跟這個世界產生了連動，我們的課程會在這方面蠻綿密的設定。
我剛才講的是十年，因為十年我們可以試的事情實在太多了！以至於現在青少年評審團我覺得它其實是一個滿龐大的課程架構。中間我們還會加一些課，包含著所謂的自媒體宣傳，如何通過青少年的眼睛、青少年的想像，去幫忙介紹這樣的影展是什麼，不要老是林木材在講。因為青少年參加了，然後看了那麼多影片，他可能對於TIDF是什麼，有截然不同的意見。所以我們就會創造類似像自媒體的課，過去這些年來學生試過各式各樣不同的方式，用他們熟悉的社群網路。我們有學生拍像YouTuber介紹影展的開箱文，或是青少年評審團影片的開箱文，或者是去年有學生做貼圖，現在我同事傳的LINE都是學生畫的TIDF的貼圖。他們會用很多不同的方式，然後也會回到學校裡分享。
剛剛在講TIDF巡迴年這件事，青少年評審團的計畫在巡迴年的時候，我們其實都會先首發一輪所有青少年評審，請他們回到自己的高中去詢問有沒有老師、學校可以對應一些設備，或是一些配合的場次。所以會在巡迴年有些特別給校園的場次，很多都是青少年評審發動的。然後這幾年我們還加了課，愈加課愈多，還加了比如說採訪，因為木材他們開出給青少年的空間愈來愈大，大家都發現有一大票青少年在影展各式各樣的場域穿梭，其實對國際來的影人來講也覺得很有意思。所以我們還開了像是採訪的課程，我們會在影展前或是影展期間，安排青少年去訪問入圍影片的影人，然後他們也會出一篇報導。
這每一個環節的設計，我們都會有課程協作在裡頭。上一屆更好玩的是，如果是有入圍青少年評審團獎的片子，我們甚至盡可能的讓青少年評審可以在現場導讀或是開場，這件事也要練習，所以我們會加這種課程，就愈加愈多。我自己覺得青少年評審團，它從原本只是我們想確立青少年在國際影展裡的主體性這樣的位置，慢慢因為影展的合作跟影展對於這件事的包容及認定，它可以開出來的介面其實就變得非常非常的豐富。然後伴隨著巡迴，我們有時候又會讓青少年評審回到他自己的高中去介紹這部片，所以就會有很多很多我覺得滿有機的發展，隨著這些機制的設定被開展出來。
佩樺：
剛剛聽了兩位說了很多過去評審團的課程內容，我們這邊其實也有準備過去的花絮影片，也許可以讓大家實際的看到這些青少年們到底做了什麼。我們就請我們的夥伴先關燈，放片給大家實際看看。
＊＊＊ 花絮影片播放中 ＊＊＊
佩樺：
這個影片其實滿長的，是富邦非常細心剪的一個22分鐘的影片。大家在YouTube上可以搜尋得到這部2016年TIDF跟富邦合作的影片，如果有興趣看全貌的話，歡迎之後再去網路上搜尋。
剛剛提了很多培訓過程，但木材一開始其實有講到這些培訓到最後，其實是會再另外選出大概25位左右進行獎項的評選。這些獎項其實並不是直接從TIDF100多部片單中選出來，而是富邦跟TIDF會先針對青少年評審團，挑選出一個青少年評審團獎的入圍片單。但我就很好奇，你們是怎麼去評估怎麼樣的影片是適合讓這些青少年評選的？有沒有哪些考量？怎麼樣才叫做適合青少年？兩位能否分享一下。
木材：
這個問題很難。因為你們剛剛看到的影片是2016、8年前的，8年前我們相對更年輕，也許那時候更靠近青少年一點。現在已經8年後，我就開始覺得好像我們來選也不一定那麼適當，我不知道到底什麼適合青少年看。
TIDF的徵件是對全世界的國家開放，只要你有新的紀錄片就可以投件。我們每一年大概會收到2000件作品，然後經過專業的評選，最後選出來大約會有45部入圍片單，有台灣、國際、亞洲的。我們內部就會先討論，這45部裡哪一些是我們覺得青少年可以試試看的。這個可以試試看應該分兩個層次，一個是說我們覺得它是青少年這個年紀看得懂、可以完全理解的，可是或許跟他們生活環境不太相關，例如一個蒙古騎馬少女的故事，台灣就沒辦法想像，可是是看得懂的；然後第二個層次是我們去猜測，這個他們可能看不懂，應該說這個電影會是他們沒看過的東西，但應該有辦法理解。那這種在閱讀影像上就會有些挑戰，或有一點點實驗、有一點點創意，有一點點講故事的方式會不太一樣。所以我們這邊選其實是用這兩個方向去想，然後把範圍逐漸縮小，縮小完之後我們就會去跟富邦討論。交給冷彬，你們是怎麼去思考我們提出的片單？
冷彬：
最大的原則就是每個正式獎項裡挑出一兩部。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帶學生看片的過程，讓同學認識影展有這些項目，然後這些不同的競賽項目分別的意義在哪裡。那至於選出來的東西，我們大抵上真說要有什麼原則，我覺得大概就是一個多樣性。我們有沒有辦法在最後濃縮回來的這六到十部，看片的過程裡產生一種觀看的多樣性？所以可能是題材上需要非常迥異，我們還會去check這個導演哪一國人、片子來自哪一國，就是某一種創作團隊的文化的多樣性。然後再來就像木材剛剛講的，我們會選擇影像敘事策略上的多樣性，如果有一個是大家相對是比較熟悉的紀錄片語彙，比較多的訪談或是跟拍這種，那我可能有一個就是整個影像的風格是非常奇特的，或是手法是非常獨特。我們希望讓議題的多樣性、國家的多樣性，跟影像策略的多樣性，最後被收攏在片單裡頭。
我自己覺得很可愛的一件事是，我們第一年一直在想這到底是不是個誘因，但是後來發現是。就是我們會跟評審說你們會跟所有國際評審一樣，得到一張影展的pass，表示你在影展期間可以把沒看過的片都看完。然後那時候木材說你覺得這是一個好的獎勵嗎？我們就想說應該是吧，結果宣布這件事情時，學生就大歡呼！然後他們就覺得非常振奮，想說歡呼欸。我說幹嘛啦人家都已經訓了四個月了，好歹應該已經有一種對紀錄片的好奇心了。所以學生也會再去，盡可能在影展期間多看一些，有時候我們也會再問一問，你覺得其實哪些片應該可以給青少年看，但可能我們沒有選到。或是你們看完之後，有沒有覺得哪些片根本就不應該收進青少年片單，以至於浪費太多時間在摸索或不知道在幹嘛。我們還是會每一屆在現場跟學生聊天，大概檢驗一下我們的選擇。
不過我覺得學生滿可愛的，他們選我們真的都不介入，真的在最後評審階段我們就在旁邊看戲，學生就自己會吵成一團、打成一團，然後大家看他的時候，都假裝沒事。學生們在選的時候他們其實會知道，最終我們會選一個今年代表我們青少年的綜合共識，然後這個片是要拿去做巡迴上的推進。就是每一年學生選出來的青少年的評審團獎，基金會一定會把它買起來，至少留在台灣三到五年做為教育推廣很重要的一個影像教育材料。我們會取得公播、發展它的教材，所以最後得獎的這部片它不會只是影展跟巡迴年的放映而已，很可能這部片會在台灣留上三到五年，作為基金會再去跟高中職或是國中做影像教育的教材。像《借問阿嬤》這部片我們都開玩笑跟導演說，你應該是全台灣青少年最認識的導演，因為我們光是帶著片子在過去進校園各式各樣的放映，大概就有五六千個同學實際在電影院或是在學校看過。
所以學生有時候也會倒回來跟我們講這些事情，說「你是要推廣！你們每次都選這種，我覺得你們選的片學校是不會接受你們去放的。」有時候學生也會有一些反饋，或是說「你知道這種片拿去學校放啊，就全校都睡著了！以後你們要再去推廣青少年評審團的片子啊，這種片就要考慮。」其實學生也會很可愛的，去想像他們做的這個決定之後發生的事情，然後回過頭來再跟我們討論。這種討論也常會發生在決選的過程，有人會支持那種很意識流的，然後學生最後會站起來說「不行啊！我們這片要去學校放，你們有沒有想過？不是所有的同學都可以經過這四個月的討論和訓練，所以我們要friendly！」我自己覺得這是最可愛，就是我自己最珍惜，或是說當時我們做了一個最正確的決定，我覺得青少年在想影像的事情確實跟專業、跟影人不一樣，但經過某些練習之後，他所謂專業上的判斷，還是可以到一定的程度，可又同時可以打開身邊同齡夥伴們，或是學校老師更多的認識跟想像。把那些經驗回饋進來，我覺得很有助於我們推進這些影像留在台灣做更多教育的可能性，或是討論這些可能性的樣態。
佩樺：
冷彬剛剛提到我們青少年評審團的得獎影片都會在各地巡迴，那在屏東我們下禮拜也會放映這次的主影展的得獎作品《迷霧中的孩子》，所以也請大家千萬不要錯過！在圖書館都可以拿到這次巡迴展的手冊，可以看一下詳細的場次，我們也會請到與談人做更多的討論。這次也跟富邦有很多的合作，也有前進校園去做一些映前映後相關教案的討論。
那剛剛兩位講到很多很精彩的關於評選出獎項的交鋒過程，或者青少年不同的考量。 那我就很好奇，是不是可以就歷屆的評選過程，給我們更多的討論跟細節？冷彬剛有提到，你們是完全不介入、放他們自己自由發展，但前提應該還是會給他們一些比較大的關於這個獎項的意義也好，或精神也好，你們是怎麼初步引導讓他們去進行這個培訓的討論？是不是也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木材：
好，那我就講一下。像剛剛佩樺提到去年青少年評審團得獎的影片叫《迷霧中的孩子》，下禮拜你們可以去看。它是講一個越南高山上的村落有個習俗叫搶婚，女生大概到16歲的時候，就會有另外一戶男性家族把她搶過去，然後他們就會結婚，這個女生接下來的人生就是生小孩、變成一個媽媽。主角是導演的好朋友，導演拍她很久了，她是一個16歲的少女，以前也很認可這個習俗，甚至小時候都在玩搶婚的遊戲。可是當她自己到了這個年紀，有一個她不那麼喜歡的男生追求，甚至要搶她回家的時候，她突然驚覺自己並沒有想要被這樣強迫，可是男方就真的很野蠻的要把她搶走。導演在旁邊拍，一方面想我要記錄還是要去救她，有很大的掙扎。我記得青少年在討論這部片的時候其實滿震撼，台灣這麼民主自由，沒有想過一個女性居然會這樣被對待；可是另一個反面是說，這是當地的習俗，那我們到底是要尊重當地文化，還是用我們自己的視角去批判它？這就在裡面引起很大的討論。
那因為每一屆大概有六部候選片，我剛剛看到屏東還會放一部也是當年的候選片《憂鬱之島》。這部片在講香港反送中運動之後造成的很多創傷，然後這個創傷的演繹，是請了一些演員來演出，形式上跟一般傳統紀錄片不一樣。這些青少年評審他們就一直在討論，這兩部片到底哪一個比較重要？《迷霧中的孩子》如果接下來可以去校園，是不是可以拯救更多的女性自覺還是性別的問題等等。他們就會很追根究底的去思考，這部片如果進到校園，進到教育的層次上，可以給台灣帶來什麼樣的改變？我覺得很精彩。
然後前年上上屆，2021的時候得獎片是《秘密的滋味》，我記得也是兩部片在那邊競爭，好像一票之差，最後有一個勝出。勝出的片是一位柬埔寨裔的法國男性拍的， 他媽媽是以前赤柬受害者，逃到法國去，然後現在兩個兄弟長大了，回頭拍媽媽當時候是怎麼逃出來的，媽媽不太願意講過去的慘痛，有點像台灣白色恐怖被迫害的經驗。這部片大家看了都很有感覺，因為你知道去校園放這部片，可以藉由柬埔寨的故事去反省我們自己的歷史。
但是當年第二名，就是沒有得獎的那部片叫做《呼叫外星朋友》，很奇怪。它是一個菲律賓片，這部片就去想像未來可能幾十年後地球已經完全不一樣，然後有一個外星人到台灣來，突然撿到了一卷硬碟，然後他去看這個硬碟去理解地球人是怎麼生活的，這個導演還創了很多外星的語言都放在這個片裡。那你說這部片到底在幹嘛？其實沒有什麼我剛剛講的那種關鍵字可以去回應這故事。可是很多青少年就覺得這就是現在流行的一種視覺文化，譬如短影片、視覺語言符號、外星科幻這類。有的人就覺得很炫，可是很炫的這一派好像也沒有辦法把他的想法非常有邏輯的表達出來，以至於這兩派就一直在游移。有些中間派，說我要投轉型正義一票，可是我也覺得未來派很重要，最後就一票險勝。
我記得那個討論大概有兩個半小時，然後大家就一直講。因為我們不太會說我就只給你一個小時討論，而是讓他們充分表達，而且我在現場都會一直問還有沒有人要講，真的沒有人要講我們才把會議終止。所以我覺得這對我來說很有趣，我不太曉得學校有沒有這樣的空間，但至少在TIDF青少年評審團裡不會壓迫你，也不會跟你說幾點你就要告訴我的答案，是讓他們自由的互動、自由的辯論，然後自由的思考這些影片到底帶給他們什麼。
有一個東西我也覺得很重要，就是即便像我們是做影展那麼久的人，看了非常大量的影片，但我們還是對於思考影片會有某一種局限性，就是我的文化、教育、背景帶給我觀點的某種局限性。可是當評審有趣的就是，你可以藉由討論去把你的天花板或框架整個打開來，這個打開有一些是先天上就會影響的，譬如說性別，我是男生你是女生，我們看某個事情其實就不一樣，因為我沒有辦法變成女性的完全視角去理解事情。通常我們專業評審團只有三位，可是青少年會有二十幾位，你就可以想像每個人帶出來的討論光譜可以有多廣。每次我去聽都覺得滿有意思，有時候你會竊笑這沒想過但很可愛，可是我覺得大家很用心的在盡自己所能去捍衛自己的選擇，這樣其實就夠了。
冷彬：
我覺得幾乎每一屆最後都會剩兩部，然後那兩部大抵上都會是這種狀態，就是形式上比較獨特一點，或是形式上相對親切，但可能議題上相對複雜。大抵上你都會看到青少年在影像語言的多樣性上感到著迷，或是他也會回來追問，到底這部片去學校可能可以帶給其他同學什麼樣的訊息。所以通常這個僵局最後也都是他們自己出來打破的，打破的方式就是說，好我們也聽得這麼多了，看看是不是可以把某一些相對後設，所謂相對後設他們其實就開始互相批判說，你就是回家讀了太多資料，你當初根本就沒有這樣想，所以你要誠實，哪些東西是真的是你的，哪些東西是你看來、學來的。然後我們大家誠實，再做一次投票。
我記得有一年是《錢江衍派》跟《夜寐之城》，後者是講印度街友的，我覺得是滿結構性的在講街友問題的影片；然後《錢江衍派》是講台灣的白色恐怖，可是他的手法比較獨特，所以學生其實到最後還有人以非常同情的方式看著我們說，《錢江衍派》真的很複雜，你這樣子叫他們影展怎麼推！木材都講專業，我就講這種（笑）
還有第一年我覺得最好笑，到現在都還在開洪淳修的玩笑！第一年膠著到最後，突然有學生突破出來說，那你們覺得哪個導演最需要獎金？（全場大笑）你們覺得誰最窮？你們覺得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創作者可能最有需要？然後我們就在旁邊竊笑，這個青少年談獎金，但獎金並不多，又不是什麼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但他們就是很認真想說，他是不是會因此得到比較多肯定，之後未來可能可以得到比較多資源拍片。就是還會有這種，我自己覺得很可愛的時刻。那第一屆選出來的是洪淳修的《刪海經》，剛好是台灣作品，對還會有台灣作品，因為每一年都有台灣競賽，本來就有台灣競賽獎項，所以怎麼樣都會有台灣的一到兩部。所以你也會看到學生在那裡掙扎，我到底要把這一票投給台灣的片，還是投給國外的片？永遠都會有這樣的掙扎。所以我現在都跟洪淳修講說，你就是青少年認定最需要這筆獎金的導演，我常常都會開他玩笑。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其實後來我們都很認同，學生在這個過程中很展開的討論會觸及的面向其實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他不會只停在今天我們在講的議題，然後在處理這個議題的也許是倫理，也許是討論層次的深不深刻，有時候會突然跳出說這影像我們實在是不喜歡或是很無聊，就是他會在很多你從來都不會想像會被討論的面向裡移動。然後最後他們也會想辦法找到一個共識，因為大人不幫忙，大人就在旁邊納涼，永遠投不出來的時候，我們也沒有要介入，那你們就必須再去解決，如何達到最後的共識。達到最後我們還會問，沒有殘念齁？然後大家又會很難受。（笑）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練習的過程，所以它會體現在哪裡？你再回去看每一部片青少年寫的評論或是影人採訪，就會覺得那個東西其實沒有很輸很專業的記者，是因為你可以想像他們在過程中經過多少多少的討論，每看一部片就需要先來回一輪，然後到最後還需要花個兩三個小時。他們需要想的事情其實遠比我們預設的更多更複雜，同時他們其實也有能力抵達這些事情。
所以再回到前面，我記得剛開始我們在不同的影展遊說說我們要做青少年評審團，最常第一輪收到的片單，只有TIDF沒有啦，因為木材也就是一個你知道，很反骨的人。我們常常第一次去推青少年，就會看到影展開給我們的片就全都是以青少年為主角的片，成長電影、或拍攝的對象就是青少年。然後我們就會跟他們說，你知道嗎青少年最討厭看青少年，青少年最討厭人家覺得他只能看青少年的片。所以其實反而在TIDF裡，我們從不設定要是感覺起來很青少年的片，我們其實從來沒有這件事情的想像，因為經過了這麼多年的觀察跟討論，我們基本上是相信他們大概什麼片都可以來討論看看，都可以嘗試看看。有時候的那個balance除了兼顧多樣性之外，可能還真的就是再多兼顧一點未來推廣上的可行性，但是我們並不會去選出一套成長電影，或是一套全部都是青少年做為被攝對象，或是青少年的處境這樣的影片，這幾乎第一次就已經排除在我們的思考之外。
我會特別這樣講，可是我覺得始終每一次我們去跟新的影展合作，或是跟新的影展討論的時候，會發現大家還是這樣的思維，那我們就開成長影片給青少年看，我覺得這是在低估學生對於影像的能力。青少年評審團給我最大的體會，其實也是我覺得年輕世代你們就是活在影像的時代，你們同時間在影像裡可以看到的訊息，可能遠遠超過我們可以接到的訊息，要相信這件事情。我覺得最重要的其實是通過青少年討論的歷程，讓參與的人知道我就是可以在影像裡看到這麼多訊息，所以我要在這裡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去思考跟感受，我願意停下來想一下我剛剛感受到了什麼？為什麼是那種感覺？我剛剛看到了什麼東西？為什麼會給我這樣子的理解？而不是因為現在影像訊息量很多、很快，所以我還沒有反應完自己在想什麼就刷到下一個影片。
我覺得我們其實反而透過這個東西， 讓本來就在青少年身上擁有的能力被整理出來。本來你們就可以看到這麼多，本來其實你就感受這麼多，只是你在現有的觀看行為來不及給自己這樣子的空檔。我們只不過就是給你三個小時，你就會發現這三個小時你可以回應的東西是如此之多。我覺得越來越是把這個時間留住，鼓勵他們去表達、去感受，去分析自己的觀點而不是我們刻意要去提供什麼樣更多的資訊。
佩樺：
剛剛的討論非常有趣，而且非常意想不到的其中有一點是，我沒有料想到每次其實都好像會陷入某一種影像形式對決議題的battle。因為我們是紀錄片影展，其實我們在長年的推廣上也經常會遇到一個情況是，可能大家都會覺得紀錄片是一個比較類似議題的載體，或者在教育現場可能就會搭配某一些課程主題，去做一個議題的見證或者是解釋。可是其實紀錄片很大一部分還是電影，所以它其實還是有很多影像語彙可以多元發展的空間。我很想請教兩位，在這樣的培訓課程或是在這個獎項討論的過程之中，要如何把對影像的思考、對影像語彙的思考，也融入這樣的課程之中？要不然好像很多時候大家對於紀錄片直觀的想法，可能都還是比較停留在主題上的討論。
木材：
因為我們一開始設定課程的時候，學員是來自全國，我們不太曉得這些學員每個人在電影教育上或是電影經驗上，到底有沒有一致的程度。我舉例來說，可能在屏東的影展就比較少，在台北的影展就很多，所以如果是青少年要去看更多不一樣的作品，當然台北機會比較多，屏東比較少。可是當然現在有點不一樣，因為網路上可以看到很多東西，只是你沒辦法判斷。我們在設定四天工作坊的培訓時，就會加入一些電影的課，這些電影的課有一些是比較基本的，有一些是比較跳tone的。這種跳tone的常常是富邦去叫我去上一門課，這門課叫做「比紀錄片還陌生」就是我們去預設大家對紀錄片應該有一定的想法，這個想法最基本的可能是像國家地理頻道、Discovery這種知識性的影片，或是生態性的影片。這沒有不好，只是它就是一個知識議題的載體，完全的是載體。可是因為紀錄片它早期的發展，就是電影的一個很重要的起源跟分支，裡面有非常多不同影像語言跟形式的運用，它運用的程度比劇情片來得更大。我去上的這門課其實就是會放很多短片，然後跟學員討論這些實驗性比較強的影片，到底跟紀錄片有什麼關係？以及這些紀實性的影像，或是我們講非虛構的影像，它跟現實又有什麼關係？然後在形式上它有什麼樣的多樣性？
這門課之後呢，我的目的其實是要跟大家講影像的世界很寬廣，也不是只有很多人去區分的虛構跟非虛構，或是說劇情片、紀錄片、動畫片這種很二分法或三分法的方式而已。而是你其實可以打破，你看電影就是在看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人會有很多面向，有些面向是演出來的，有些是你真實的面貌，有些是不讓人家知道的東西。當你有能力去辨識這些形式，它被使用的動機，或是它被使用的目的的時候，其實你可能可以對這個世界有比較多的了解，那也是訓練觀看的一種方式。所以我們在課程上就是會加入這些東西，大家在培訓後基本上也可以有一個比較相同的概念，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再去做評審的工作。
冷彬：
然後我覺得我們如果說要明確有一個方法論的東西，大概就是會不斷的提醒學生，在討論的過程裡頭提出所謂的文本證據，也就是影像證據。就是說你站起來跟我們分享的時候，你說我覺得這片給我一個什麼樣的感覺，說了什麼樣的訊息，我們會請他明確的指涉出你覺得哪一些影像給你這樣的感覺，或是哪一些片段的訪談或是敘事的歷程給了你這樣子的想法。我們會請他們在表達自己意見的時候，同時練習提出文本證據，也就是回到影像裡頭。所以學生他們會不停的練習這件事，在講議題的同時回到影像怎麼講議題這件事情，而不是看完電影就只去講議題了。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在做紀錄片推廣，蠻希望可以去工作的企圖。就是過去紀錄片在校園裡被大量使用的時候，老師就是放完一部片，然後就說這部片在講轉型正義，關掉電影之後就去講轉型正義，從此跟這部影片分手。可是我覺得真的好的談議題的方式，反而是不停的回到你剛剛看的影像裡頭，它到底提供了你什麼樣的資訊，或是它用它的影像怎麼樣鋪陳，給了你這個訊息，所以你對於那個議題的感知會從這些人物、細節，甚至音樂裡被觸動出來。當我們不停的去跟學生強調，你不要只講你想講的，講完你的意見之後，要給我們一個片段、一個畫面、一段敘事、一段訪談也好，去提供讓其他人可以跟上你想法的證據，而不是我只是在聽你對這件事情的發表。
當我們多做幾次前端這樣的練習，我們就開始逐步希望他們在討論時具備這樣的能力，其實他到真的選片時，大抵已經不大需要我們再去做這樣的提醒了。學生們會主動說，比如說在哪一段裡他怎麼怎麼處理，或是比如說在那一段的時候，導演跟這位被攝者之間的對話，就是他會知道要去提出用來輔佐他觀點的文本證據的時候，我覺得就改變了滿多事情。坦白講，如果回到議題面，我也覺得學生對於議題的感受變得更深刻。我覺得這是台灣在做紀錄片融入校園課程裡頭，非常缺失的一個連貫。我覺得我們只是充分的通過跟學生們一起工作，證明其實學生有非常強大的能力把這個東西建立一個關聯性，在影像策略以及敘事觀點上，建立非常清楚的連結。我覺得大體上我們多做的事情是這個。
然後就像木材講的，我其實覺得為什麼我們後來即使不是TIDF的課，只要基金會做任何跟影像有關的課，都叫林木材去講「比紀錄片還陌生」，是因為那個單元裡的選片就是一些學生在看的時候就會覺得，你先不要講這是不是紀錄片，甚至是叫不叫影片，都會在那裡吵半天。它呈現了某種影像的當代性，以及影像敘事的多樣性，那個東西最可以討論的，反而是回到「真實」這個事情。我自己覺得，紀錄片影展能跟學生討論滿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到底什麼是真的？當紀錄片開始用動畫也叫紀錄片的時候，你怎麼理解真實？當然也許到下一屆的時候，可能衝擊又更大了，因為AI介入了，到底什麼東西叫做真實？
當影像的多樣性被開拓出來的時候，我們再回頭去講傳統紀錄片裡也充滿了操作，學生似乎就更有能力去接到。不然對他們來講，我去跟著一個被攝者，然後拍他生活、聽他訪談，這東西就很真實。可是我們就講說，你知道他拍八年然後給你看兩小時，他可以決定你要怎麼認識這個人。當它是傳統策略的時候，事情還是複雜一點，但他拿出了一大堆就是什麼鬼的時候，學生就會突然去想像那到底我們在談紀錄片核心的意義是什麼？到底所謂呈現真實這件事情的真實是什麼？哪些東西是主觀？哪些東西其實是共識？有的時候就會帶到難道劇情片就沒有真實嗎？其實反反覆覆的我覺得在紀錄片影展裡頭，開出來對於影像邊界這件事情的開闊性及批判性，反而大過於只有單一的影像策略的影展。我自己覺得在學生身上，你是可以很強大的感受到這件事情。
木材：
我們今天有準備一個短片大概九分鐘，這個是我們在青少年上課的時候通常會播給他們看的 ，它被我歸類在就是比較陌生的紀錄片類別，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這部片叫做《我認為這是最接近的樣子》，我們可以看一下然後稍微聊聊我記得的學生反應。
＊＊＊影片放映中＊＊＊
木材：
這是好幾年前TIDF選的片，是一個以色列導演拍的，其實故事說起來還蠻簡單的，就是他的媽媽過世了，有一小段媽媽過世前最後的影像，他想念媽媽的時候就會倒帶，結果爸爸不知道他有倒帶，就把那卷帶子拿去拍其他東西了，所以媽媽的影像大概就只剩下一秒左右。他想念媽媽的時候就沒辦法看了啊，所以他的片一開始就用有點像是扮家家酒的方式，去創造了一個情境，把他對媽媽的思念還有對影像沒辦法留存媽媽身影的遺憾，透過這部片表達出來。它有點陌生是說扮家家酒這件事，雖然每個人都會，但在紀錄片裡比較少看到，導演利用了某種創造性，因為在電影裡你說這是什麼他就可以變成什麼，就跟小朋友小時候在玩遊戲一樣。第二個就是他用了後面留存的家庭錄影帶的影像，我們的專業術語叫「檔案影像」，因為它就是被留存下來的，反覆播送，然後利用他創造的另外一個場景去做回應。我看的時候覺得哇這個導演很簡單又很厲害，情感又很豐沛，我們就有放給很多觀眾看，也包含巡迴場。有件事我覺得可以講一下，有次我們在戲院放這部片，放到最後不就一直重複嗎，就有個觀眾跑出來說欸你們那個放映壞掉了，要不要進來看一下那個放映機是不是壞掉、一直倒帶！（眾人大笑）
冷彬：
我大概看了30遍，做教材的時候也看，但我覺得每一次那個情感還是一樣強烈，從來沒有一次覺得那個心酸少了一點。所以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很好的案子，我們後來用這部用得淋漓盡致，即使經過了十年，可能小朋友已經不知道什麼叫做洗掉了，可能要稍微上一點電影課，關於類比時代和數位時代。我記得大概這兩次放，第一次放大家都蛤？沒有洗掉、倒帶的概念，我不知道現場年輕朋友你們知不知道他在幹嘛。但我覺得他就是一直在跟學生溝通一個所謂影像的能量，它不是很繁複，但當你可以掌握到對這個影像語彙的認識時，它可以處理的東西是很多的。
「比紀錄片還陌生」單元裡有更多莫名其妙的東西，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路徑，包含我們後來做了很多影像上的練習都用這樣的模式，我們甚至可以跟他們討論，那你覺得這些物件的選擇是什麼意思？為什麼爸爸是選這個物件？妹妹是選這個？媽媽是選那個？你覺得「這就是我認為最接近的樣子」的那一cut帶給你什麼樣的感受？就是他是從情緒上的表達到意義性的建構，透過這麼簡單的東西就可以處理很多，所以它是我們在做影像教育非常重要的範例，用一個很簡單但面面俱到的方式，去呈現我們可以透過影像討論的層次，有意義、有影像，又很簡單。這真的是很好的例子，到現在即便要克服學生對類比時代的認識，我們還是不厭其煩的在所有紀錄片影像教育專題裡使用這部片，我們也有做教材開發，幫學校做了各式各樣的教學活動的討論，不管是在情感教育、家庭議題或是影像策略上都做了大量的教學活動。
佩樺：
就像冷彬剛剛說到的，這部片2014年在TIDF放之後就不停的延伸到富邦各種影像教育的活動，那冷彬是不是今天也帶了一些教材類的刊物？要不要跟我們簡介一下？其中好像就有這部片對不對？
冷彬：
對對，我們最近有寫完這整部片的介紹，包含文本、影像分析跟各式各樣敘事策略。然後其實也還有一個附件資料，是老師在課堂上或是自己看了一個這樣的影片之後，還可以怎麼想、怎麼理解這些事情，甚至是模擬他的方法去問一個你覺得佚失的片段，或是無法再重回的影像現場，怎麼用創意的手法去處理。它可以討論的東西非常豐富，又只是一部九分鐘的影片，非常好用。我們也是做過三個多小時的片，老師一看到就很困頓的告訴我們說要實踐你們這個教材，我整天的課就沒了。後來我們反而是非常認真的，包含黃邦銓的《回程列車》也是青少年評審團必看的教材之一，其實也是一個完全透過靜態影像堆疊的影片，它的形式也非常有趣。我們後來也陸陸續續為木材講「比紀錄片還陌生」單元，挑選我們覺得很厲害的片子開發，就像我剛說的只要青少年評審團選的片，我們也一定會把它留在台灣，幫老師或喜歡電影的人書寫這樣一本小書，內容就是整部片的介紹，包含一些場景和文本的分析。
那當然我們會延伸做滿多事的，《借問阿嬤》因為它講二戰，劇情有一點點角色上複雜，剛好是講二戰時間來自於三個不同阿嬤的經歷，有德國的阿嬤，支持納粹派的，也有猶太的歷經集中營的阿嬤，然後還有一個是英國的阿嬤在二戰的時候她是情報員，非常有趣的三個阿嬤。但因為這情境很複雜，所以其實那時候有些老師是說二戰都講不清楚了，更何況還要談納粹、猶太人跟集中營的這些脈絡。所以我們後來就跟國家人權博物館合作，寫了一套叫做《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的書。當然不只是面向台灣白恐的問題，同時也把二戰裡頭的轉型正義這樣的題目放進來，做一個懶人包，這部電影其實就搭配了我們後來發展的人權關鍵字的教材。所以我的意思是說，我覺得紀錄片作為影像教育的一種路徑，其實反而有更多複雜的層次是可以討論的。TIDF一直都是對我們來講最重要的片源，每一年都在等他們出什麼片，就可以來處理哪一個形式，也許是議題上的，也許是影像策略上的片單，來做各種開發。
佩樺：
那這些教材如果想要使用或是閱讀，可以怎麼樣得到它們？
冷彬：
其實圖書館如果要我可以寄整箱來，我們大概有三五十部， 至少大家來圖書館可以看到。不過確實如果你們查富邦的青少年電影學校，其實只要查電影學校計畫就好了，所有這種單冊式的全部在網路上都有。當然不只是TIDF的片，也有很多重要的國片和國外重要的經典片，那這些跟國外合作的，其實是從法國國家電影中心授權的教材資料，都在我們「發聲電影學校」的網站上可以看到。
佩樺：
剛剛兩位的分享非常精彩，因為我們今天現場來了非常多朋友，現在是不是也問問看現場的各位朋友是不是有任何問題？不管是針對剛剛的提到的要點想要追問，啊立刻就有了！熱情的手！
觀眾：
謝謝兩位的分享，我覺得青少年參與影展是一個很好的培力的過程。剛才老師也提到說，其實我們是邀請全台灣各地的青少年到台北參與，我很想了解一下，當台清交的同學們都是雙北的學生，那更需要中南部或偏鄉的學生有機會參與。但這個參與基本上是有門檻的，有時候需要成本，對於偏鄉的學生來說，以屏東來講，我們跟台北相距是最遠的，那我們怎麼降低他們時間跟經濟上的成本？我們有怎樣的措施去幫忙他們？
第二個就是，其實我覺得富邦一直在媒體教育跟兒少、青少年這部分，其實我覺得很少台灣的NGO會對於兒少或青少年這麼的用心。我也想知道這個的脈絡，因為其實兒少、青少年第一個他們沒有選票，他們沒有錢、沒有話語權，這部分其實很多時候是相對弱勢的一個族群，那你們怎麼會看到？
另外就是有關於老師（木材），我覺得TIDF有時候都會做一些很有趣的影展實驗，我最有印象的是1960、70年代台灣紀錄片的敘事影像、記憶什麼的。那個跟青少年是不是就相距他們的生活經歷很遠？以那一年的為例，怎麼去帶青少年到那個場域，然後去理解？我不知道那一年青少年有沒有參與？我對於那一年的主題非常、非常的記憶深刻。謝謝。
佩樺：
謝謝你的提問！那也許先從冷彬這邊開始。
冷彬：
其實我們當時設定盡可能是全國性的營隊，也就是反而希望讓中南部的可以來。第一輪我們是自主報名，集中住宿的原因也是希望，如果我們是每週末上兩天課，大概就不大可能做全國性，所以我們至少在最起始的課程是用營隊的形式。其實坦白講，中南部的學生來得還挺多的，不得不說。當然也可能是因為我們系統性的篩掉了蠻多台北的學生（笑）現在報名的量其實非常非常大，我們選擇第一輪進來的六七十個，反而是讓那個多樣性變大。第一輪進來的同學，坦白講只要你不是寫報名表看起來就像是被爸媽逼來的，或是被老師規定來參加，你大抵上有一個本身的好奇在，那跟經驗無關。有的時候我們反而是會選進那種完全就對紀錄片有錯誤認知的，比如說請寫出一部你最喜歡的紀錄片，他寫《翻滾吧！阿信》！（全場大笑）通常是這樣，每一年一定都有這種完全你覺得他可能沒有對頻道的，反而會被選進來。
我的意思就是說，它跟你的觀影經驗、觀影程度或是認知，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們反而在選擇上盡可能的開展多樣性，把比較多的名額保留給中南部，尤其是二三級城市的、高職的學生，坦白講我覺得其實這也是對台北學生來講最大的幫忙。每一個人從自己的生活經驗看影片的觀點非常不一樣，如果全部都來自於同一個區域，或同樣類型的學生的話，比如說都是高中，然後都是台北市，其實那個討論相對會貧瘠很多。他們對於人的共感能力也不大一樣，所以創造原始的很大的多樣性，是我們盡可能會做到的。
如果你通過了第一次的選擇，第一次報名是一個營隊的形式，後面如果我們加課，如果是中南部的學生，我們大概就會提供一定程度的交通補貼。像TIDF有搭配影展，所以會有限地性，但如果像基金會其他青少年的案子，我們很多的課程會盡可能是老師移動到台中或是台南。某種程度我們也覺得台北學生應該跑一跑，我們反而會故意上課都盡量在台中，覺得大家跑的距離差不多，或是在台南，然後讓台北學生跑遠一點。或是我們就會拆小組，老師有一定程度是移動到中南部讓學生就近參與，這是我們會盡量做的。
然後後面其實就會發生非常多非常好笑的事情，比如說有非常多學校是因為他們學校有了一個青少年評審團，學校的老師才聽過這個影展，這可能真的對他們來講是很遙遠的事情。反而有的時候是因為後面我們加課，有的時候不得不請學生移動，尤其中南部的學生，有些需要到台北的影展，或配合影人可能在北部，那我們就會請學校幫忙准予他們假。我們當然很有誠意會跟影展發公文到學校，啊這邊是不是有老師？這樣我就把我們私下的⋯⋯我們會出非常正式的公文，告訴學校老師說你們有個學生榮膺什麼什麼影展青睞、擔任本屆評審團的成員，將與國際影人一起評選，寫得非常華麗。（全場笑）然後其實學校會覺得，哇這件事情竟然發生在我們這，然後就會很支持。所以後來會帶動一些，我們在做巡迴時有機會去到一些真的比較偏遠一點的學校，就是因為他們也很好奇說我們的學生到底參加了一個什麼活動。所以我們當然會有些技術性的方式，反而讓更多不是台北的學生在這個過程裡，參與的同時也覺得被鼓勵到。而且這樣子某種程度的榮耀，其實也會回到學校裡共享。
我必須說我覺得中南部的學生算是滿多的，坦白講屏東的也很多，所以他們還說你來屏東？我說很合理啊，因為每一年都會有一些屏東的學生參加評審團，這大概是我們會用各式各樣的方法盡力做的事情。我們的同事也都很浮誇啦，發那個公文去學校還會寫收件人TIDF國際紀錄片影展「評審」誰誰誰收，這樣學校就會一頭霧水，並不是標示說幾年級班哪個同學，沒有，都是「評審」誰誰誰收，寄那個證書去，都很浮誇。我們也很想要老師感受到參與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有趣，而且非常光榮的。
我覺得這就是回應我說的，我們想做的所有事情就是透過設計，讓青少年的主體性出來。我很希望學生知道，你們是重要的。這個倡議本身，其實也在跟這個國家講，應該要直接聆聽青少年的聲音，而且相信青少年應該要有聲音，我覺得這是一個國家進步非常重要的開始。尤其我覺得影像就反映了蠻大的當代性，有一些影像老師們看就很痛苦，可是學生看你就會看見那個差異，世代跟世代之間對於很多新科技，或是新的影像訊息的反應能力是越來越快的。
讓他們不停地參加討論，某程度也回到我們在講我覺得媒體素養不是一種防堵性的東西，不大可能說這些東西幾歲以下不能看，網路世界不是這個樣子的。所以如果我們可以建立更多更好的經驗，讓大家願意好好地討論、好好觀看，也就是我常說的如何透過觀看的過程產生主動性，而不是你就被動地看，今天網路餵給我、投放給我什麼，或眼前刷過什麼影像我就看，看完笑嘻嘻，上一則來不及想，下一則又已經餵進來，這是非常被動的。我覺得公民的能力也好，或是所謂媒體識讀的能力，就是建立在你觀看的時候，相信自自己有主動性。當你開始相信你有一個主動性的存在，這件事情是apply到各種界面的，你會在你的生活中相信自己有主動性，會在面對學校體制或是任何覺得奇怪的時刻，相信自己有一個主動性存在。
我覺得我們想做的就是改變所有事情，都是憂心的大人在呼喊、憂心的大人在關注這樣的邏輯，盡可能讓它移動到學生本身，你們自己相信你們是有能力發聲的，而且你會願意對這個東西產生一定程度的責任感。這些花時間的討論，這些花時間去跟別人交流、去主張你的意見、去聆聽別人的想像，這個過程其實就在對你所謂的發言這件事產生責任感。在有主動性的同時，要對你自己講的東西負責任；不是say whatever，不是為了說而說。就像剛剛我在講為什麼要講文本證據，類似像這樣的交會運用，我覺得它都在處理基金會整個兒少培力裡，創建兒少主體性滿重要的原因。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我就是覺得大人一直喊是沒有用的，這個國家已經要被大人搞砸了，地球已經要被大人搞砸了，我們只有讓年輕的下一代知道，這些把世界搞砸的大人們將要交給你們一個即將毀滅的地球，所以你必須要產生主動性，我們才可能有未來。我是完全不相信大人能夠解決下一個世代所需要迎向未來的災難，不管是氣候，不管是人為的，我覺得這件事情很可怕。我覺得我作為一個大人我能做的，就是帶著非常愧疚的心情去告訴你們 ，請你們加入這件事情，相信你是主人，而且你不是未來的主人，是此時此刻的主人。拜託，就等到未來來不及了，這地球已經被大人搞得很差了！
我覺得紀錄片影展裡頭，最大量的就是在處理這些事情，攤開來看全世界的大人把這個世界搞得多麼的可怕，全世界大人多麼的瘋狂，即將交給你一個要毀滅的世界。所以你們要有主動性，我覺得這是我們很大的相信，所以我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希望通過媒體教育，通過影像，通過行動，通過創作，讓主體回到兒童身上，回到青少年身上。讓你們相信，你們應該要站起來，告訴這些大人：請你們負責任一點。（全場鼓掌）
佩樺：
真的很精彩！那木材除了回應剛剛觀眾的提問之外，是不是冷彬剛剛提到的一些觀察你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木材：
觀眾剛剛問的問題啊，我其實在冷彬講的時候在想我有點難回答，因為我也不曉得什麼原因。但像冷彬講我們就是比較反骨的人，所以其實我們在挑影片的時候，也沒有在想觀眾要看什麼，我不會說我挑這個片就是給青少年看，就是沒有嘛，不是這個邏輯。換句話說，我們沒有這個方向性選擇的時候，就要有一個價值去支撐我們為什麼要選這部片，我們不是為了觀眾選。冷彬她有個信念嘛，啊我的信念是我相信影片本身有它的能量，或是說影片本身如果是一個好的影片，其實可以找到適合它的觀眾。那那個適合它的觀眾是誰？其實我們不曉得。
譬如剛剛看的《我認為這是最接近的樣子》，我們是把他放在陌生單元。陌生單元如果去預設觀眾，就是喜歡看奇奇怪怪實驗片的人，那些人怎麼可能會是青少年？所以它為什麼會這樣跑到青少年的教材裡？我其實也不知道。可是你仔細去看它是一個好的作品的時候，就會有層次、有面向是可以擴及不同族群的，這個才是我們在做影展想的方式，這個方式跟大部分的人都是不一樣的。
當然我們去做這些選片，譬如你剛剛問我的1960年代單元，我們就是曾經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去尋找台灣60年代已經被湮沒，或是大概已經不知道那些電影跑到哪裡去，紀實性或實驗性的影像，我們花了一年多把它們找出來。找出來之後，下個問題就是策略上要怎麼讓觀眾進來看？其實我也不知道，就是試試看嘛。可是其中一個很有趣的就是在這個單元裡，有一部片是1966年拍的叫做《上山》，一個20幾分鐘的短片，當年是拍三個大概20幾歲、念藝術的年輕人，他們很想要有藝術抱負，可是60年代就是白色恐怖嘛，不能亂講話又有越戰，台灣情勢其實有點緊張，這些要搞藝術的人也沒辦法做什麼大事。所以他們三個就常常聚在宿舍聊天，說今天教官又怎樣，誰是因為是國民黨就拿到獎學金，就在講這些。那藝術沒辦法做，怎麼辦呢？他們就說現在沒辦法幹什麼，我們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去爬山，去山上看看風景踏青。結束，這個影片就講這樣。可是它裡面就含有一種時代的苦悶。
我們在推這部片的時候，就想說這三個年輕人是誰？要用研究的角度去思考，這三個人是誰。那三個其實是有名的人，第一個叫黃永松，他後來是漢聲雜誌的創辦人；然後第二個叫牟敦芾，他是一位電影導演；第三個是黃貴蓉，曾經是牟敦芾的女朋友，也做過演員跟編劇。好，原來這三個人是大人物，我們就去找這三個人，然後發現這三個人有兩位住在美國，有一位住在台灣。我們就想那影展的時候可不可以邀他們來看？你們想像你們現在看一部五十年前的作品，然後看完之後這個人從觀眾席上走出來跟你說：欸你們剛看到的是我五十年前的樣子，然後這也是我第一次看我以前的片！所以就會有個魔幻時刻在現場產生，這跟你在家裡看網路是不一樣的，他會跟你講話，跟你說我當時在幹嘛。所以影展對我們來講有一個現場性、現場主義存在，你要在那邊跑來跑去，在那邊遇到很多人，遇到影人，甚至影片裡的人，就會發現這裡是有很多可能性，且是不可預期的。
那這個魅力我覺得可能來自歷史，可能來自現代，我們作為創辦者就要去不停的拓展那個可能性。不是很無聊讓你來看片，然後看完就回家，明天再來看片，那我在家裡看就好啦！它是一個滾動不同現實動能的一個festival或一個活動，策劃的時候就要一層一層，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很仔細的去想它可以帶給我們什麼。我大概也只能這樣說，因為我覺得如果一直在思考觀眾，而餵給觀眾片子的話，那可能會變得非常的媚俗，這個可能不是影展的任務。
佩樺：
而且木材剛提到其實我們影展有時候很多節目策劃，其實也沒有料想到之後的發展，所以跟合作的夥伴一起共創，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過程。比如說像剛剛那樣子的影片，我們也沒料到它會在2023年至今，都還在教育的現場做為影像教材。
冷彬：
沒錯沒錯！而且我其實也想講，就是我們這些年來，做了太多影像教育的現場，我後來覺得所謂的時代性，所謂的議題性，都不是讓青少年遠離或是親近的理由。而是我這個東西到底在怎麼樣的脈絡下帶進學生的經驗裡頭，以及在觀看的過程裡，我到底提供一個什麼樣子的經驗值？我覺得它會是更重要的。這就是為什麼我現在其實花滿多力氣，跟不同的影展在講，或是可能你們看到這幾年我在講兒少，就是因為我覺得建立一個所謂的現場性也好，或是建立一個在觀看過程裡頭不一樣的經驗，這件事情坦白講不用發生很多次，其實只要有一次在影展現場，你經過過或是有幾次跟一群人認真的討論過影像，這件事就會從此改變你觀看影像的眼睛。所以到底這個經驗怎麼被建構出來？可能是更重要的。
我覺得影展就是很努力選完片，選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片，因為我常常需要先看，有時候就說你們一起來、大家來看，然後辦公室就會說噢又來了！我們也不是專業的影人，我必須說我們有時候看片也是覺得天啊！我同事還說好險我們大家一起看，這樣兩個小時還可以大家聊聊天、開開玩笑，不然怎麼熬過去。我們也跟你們一樣，看片並不是像他們有個專業的眼睛，每一刻都帶著分析的雙眼，我們同事平常也是都在看漫威這種。（全場笑）那我們怎麼幫助彼此，從這些相對來講不那麼主流，或是不那麼日常、每天都會看到的影像裡找到樂趣？我們就會通過我們怎麼幫助彼此的過程，去想像要怎麼樣把這種經驗移到學生的身上。我們開什麼玩笑、補什麼，或是有時候你就是真的覺得OK，接不到，木材他們說這個真的接不到。那我們就會去想說，是不是要多做一點點什麼事情，讓學生接得到。也許是一些背景的東西，進場了之後你再去看一下，就會知道了。
我記得有一年我們做過最艱困的，是做北影東南亞主題短片的評選團。我們自己看完的時候想說真是見鬼了！我們就是沒有辦法想像，正常人都不知道，這麼多國家、這麼多短片每件事情背後的脈絡怎麼評？所以我們就為了台北電影節，開了一連串給青少年的東南亞專題，會需要先備做一些事情。所以我才說，我覺得去為自己爭取一些這樣子的現場經驗，去創造一些有別於你既有的觀看習慣，或是跟不同的人看完影片試著討論看看。這些所謂的互動性或現場性的經驗，會非常關鍵的改變你面對影像的能力，然後你就會不滿足於那些很廉價、快速的影像。
相信我！這件事情我已經實驗證明 ，他家小孩、我家小孩都不會去看那些，因為他們知道有一些東西是更有趣的。他們不會滿足於只看一些同學在看的，我常常問說你們班都在看，你要不要看一下？他就會說還好。以前大家說那是因為我們有什麼其他的條件，但我們有的條件就是他們比較有機會看到一些不一樣的，這件事情是我們可以自己創造的。你永遠去選擇一個你不熟悉的，尤其在這個大數據未來的時代，我不停跟學生講，我們在青少年評審團課上會一起一起腦力激盪要如何突破大數據，然後就會想出什麼你沒事就去搜尋一個你永遠想不到的國家的電影排行榜，然後去點選之後就會洗掉你的演算法，或是你就選一個你這輩子絕對不會接受的仇恨性語言按一個讚，它就會洗掉你的演算法。我們其實常會故意跟青少年評審討論這些事情，無疑就是希望產生某種互動性、現場性、跟人在一起的機會，這件事情就會變得非常非常有趣。
佩樺：
兩位提到影展的現場性其實對於觀看的刺激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下禮拜在總圖五樓即將會有這樣影展現場的放映，也請各位朋友千萬要把握機會。我們最後剩一點時間⋯⋯
冷彬：
睡著也沒關係！你只要醒來的時候繼續看就好了～
佩樺：
對對對，同時剛剛木材提到有些映後你看到導演或是被攝者出現，其實帶來現場的感受是非常不同的。我們在屏東的影展也有邀請到導演本人到現場和大家映後座談，場次表上有打一個黑色星星的都是導演會出席的場次，也請大家盡量不要錯過，可以把握機會。
冷彬：
出席的人都蠻能聊的，重量級的導演們都會出席。
佩樺：
對，而且每次講完他們都圈粉無數，大家都變成他們的粉絲。那最後一點點時間，因為今天很難得，想問有沒有人想最後提問？如果沒有的話可能我們今天活動時間就差不多了。好，那不知道兩位最後還有沒有什麼想補充？
木材：
我想補充一下，如果大家對我們剛剛講的內容有興趣，可以上YouTube搜尋TIDF青少年評審團，你就會發現很多評審團他們在做過去的作業時，會把自己變成YouTuber去介紹影展或是影片，或有各式各樣剛剛冷彬講的做貼圖啊，各種方式。有很多青少年自己發聲、用自己的觀點去解釋影片的內容可以看，我覺得很有趣。其實我今天有準備，但是時間不夠，我是鼓勵大家可以去看。
佩樺：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我覺得今天下午的對談真的是非常精彩，我自己作為影展工作人員也學到非常多。那我們是不是再次以掌聲感謝兩位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