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並非所有生命都能羽化成蝶： 專訪《蜻蜓飛過的歲月》導演洪多藝 HONG Daye
日期：2024年5月11日
地點：京站威秀影城
採訪撰稿：葉禹昕、曾子晏
您是怎麼認識紀錄片，是什麼動機促使您高中時期就開始拍攝紀錄片？
我在國中的時候就會去看韓國的國際紀錄片影展，那時起就對紀錄片產生興趣，當時我對紀錄片的認知是對社會的不公不義進行控訴。上了高中，升學的壓力讓我有很多的憤怒跟不滿想要說，高二的時候剛好當地舉行紀錄片工作坊，就申請進去開始學習拍片。當時我想讀的是跟社會福祉、社會科學有關的科系，一開始並沒有想做導演，只是單純想拍紀錄片。
我現在對紀錄片的想法比較多元，當然還是覺得紀錄片有導正社會不公不義的力量，但也有其他面向，像是去闡述個人的意義。而我現在比較想做的是跟社會、跟人有所關聯的事情。
您花了多久時間拍攝，並且是怎麼去架構這些大量的素材 ?
我是從2012年高中時期開始拍攝，那時幾乎每天都拍，每天拍到的素材都有十幾G的容量，而大學時期是想到才會拍。正式的剪輯是從2016年才開始，但是因為素材真的太多，所以都是優先挑選印象中好笑的開始剪，我也是剪一下停一下，一直到了2021年才正式完成。
一開始我分成兩個版本來剪，一個是傳遞資訊的版本，一個是傳遞感情的版本，最後才去剪出一個能將兩者合併傳遞的版本。而在剪輯過程中，我會把我的感覺或是缺少的資訊用文字寫下來，依照剪輯把它們安插進去，也成為現在片中的旁白。
我並沒有意圖想要帶給觀眾什麼，只是在剪輯這個作品的時候，比起用時間或是事件來思考，我更注重情緒的流動，我隨著我的心情、感受去剪輯了這個作品，所以若觀眾可以隨著我的情緒起伏去感受這部片，我會很開心。
您在拍攝同學和父母的方式上有什麼不同嗎？而他們當時是怎麼看待您拍攝這件事？
鏡頭畫面代表我和拍攝對象的距離感，所以我拍親近的朋友時是比較近距離的，高中時期我和父母的關係是很緊張的，當時我也不喜歡父母，所以不太想拍到他們的正臉，不過後來隨著我長大，我們的關係有和解。而最後在車上的那場對話沒有拍到父母正面的原因，是因為當時他們的話語是非常內心、真誠的，覺得正面拍攝會對父母造成壓力，所以我沒有選擇這樣的拍攝方式。
在高中的時候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歡被拍，所以我會刻意避掉，主要拍那些願意被拍的人，後來那些不喜歡被拍的朋友和我就漸漸疏遠，喜歡上鏡頭的同學就會跟我比較親近，直到現在都還保持聯絡。但我到後來才發現原來大家都不太喜歡被拍。
您現在從這部片回頭去看以前的自己和同學們有什麼感受？有什麼特別喜歡的畫面嗎？
其實在拍完後的兩年內我都覺得大家好可憐，覺得大家都處於一個不確定的狀態裡，但現在的我是感到自豪的，因為那是每一個人都在努力的過程。
我很喜歡晚上那些和朋友閒聊、抱怨的畫面，尤其是晚上在操場拍月亮，跟朋友罵說「很想死啊！」等等這個畫面是我最喜歡的。而我跟那個彈吉他同學的對話，是作品放映時最多觀眾笑出來的畫面。
想問您對升學體制有什麼想法，對於現在正在經歷這樣升學體制的人有沒有什麼話想對他們說 ?
我覺得韓國升學體制的問題還是很多，我本身在高二跟高三分別拍了短片，去控訴過這樣的升學體制，然而我觀察現在的高中生，發現升學制度其實並沒有改變很多，成績依然占主要位置，在這種透過比較的制度之下，有人好就會有人不好，我覺得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與其說有沒有想對他們說的話，我更想當傾聽高中生煩惱的角色，每次跟高中生們聊天互動，我都覺得很有趣。我在他們這個年紀時，煩惱都圍繞在考大學、成績、人際關係，我唯一會想跟他們分享的是，不要為了考試成績放棄任何熱愛的事物和興趣，文字、書寫和拍片支撐著我渡過那個極度厭世的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