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世界》映後座談

作者
 張岱瑋

時間: 05.12 SUN 15:00
地點:光點華山電影館二廳
主持人:Buda
出席影人:導演 蕭美玲
攝影:章睿棻

主持人
導演要先跟大家講幾句話嗎?

導演
感謝大家,今天是母親節,應該有很多家庭聚會,但大家抽空來一趟看我的電影,非常感謝!

主持人
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看過 2007 年導演的作品《雲的那端》,這部片在上一屆的TIDF也有放映,在那個片子裡面,我們從Elodie身上,看到導演在討論關於身分認同還有國族認同的問題,那麼在相隔14年之後,我們在《平行世界》看到的是關於相處、成長跟道別的練習,我想我先提幾個問題,接下來把時間交給現場觀眾。

主持人
導演,其實等於Elodie的一生你都一直在做紀錄,有很大量的影像素材還有作品,那我們在這部《平行世界》裡面可以看到,其實它的拍攝分了非常多的階段,那在不同的拍攝階段中,你對那麼多不同素材的想法,有什麼樣不同的思考?

導演
這其實是非常複雜、非常龐大的問題,我的剪接素材有4TB,在各個年齡、各個階段上,拍攝的意義不太一樣,甚至有時候也不是為了做作品而拍攝,這是一個很漫長的歷程。拍完《雲的那端》以後,其實我並不打算繼續拍攝,因為那時有蠻多人對我是導演又是母親的角色產生質疑,像是關於小孩的影像權、父權等各方面的質疑,所以拍完《雲的那端》以後,我並沒有打算說要繼續拍攝,可是在《雲的那端》結尾的時候,我碰到一個問題是她已經開始看兒童心智科了,然後心智科確診她是自閉、亞斯,所以在那個階段,我們一直在做早療訓練,所以那時我的拍攝其實是為了交我的家庭作業,因為我參加家長成長團體,而每次訓練只有半個鐘頭,所以就要回家做作業,那家長成長團體會把這個影像一起討論,你這邊有沒有做對?這邊怎樣比較好?就是實際從影像中去討論。因此那個時期的拍攝,不是為了要拍片,當然十幾年下來,每個階段的拍攝目的不一樣,到小學的時候,攝影機變成是一種協助我控制自己情緒的工具,就是我比較不會抓狂,因為就連寫功課都很困難,所以在那個階段,攝影機是我對自我的監視,然後同時我也覺得說,如果撇除所謂的自閉症、亞斯伯格症的標籤不談,她就是一個這麼純真的孩子,我就是記錄下這些片刻跟存在。

主持人
那我們就把時間開放給現場的觀眾,有沒有觀眾有想要先發問的?或者是我們還需要些時間沉澱一下?

導演
我自己先補充一下好了,其實這個影片拍很長,剪接大概是三年,就是Elodie離開的時候。可是這個版本並不是我第一個版本,我第一個版本是交給國藝會,因為我拿到國藝會的補助,而第一個版本的結尾有一段話,我說:「我不知道這個影片有沒有機會被觀看」如果沒有的話,我為什麼要兩三年日夜煎熬?我自己感覺像拿一把刀射向自己,因為其實一直到剪完片,我都沒有決定要把它播出來,所以就很辛苦,兩三年都在工作,可是又知道我不一定會播,所以我在最後有一個很大的感慨,所以最後結尾其實是結在這裡,這是給國藝會的版本。從影片剪完到播放,這件事情對我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歷程跟考驗。

主持人
這部片最先應該是在鹿特丹影展?

導演
不是!這個影片第一次是在阿姆斯特丹 IDFA 2022 年的國際競賽,然後再來到韓國的 DMZ,再到山形,然後我在山形也拿了獎。其實影片做完到現在,那個才是我實際參與了我的生命歷程。這個就是電影的問題,就是說你很難去切割,就算影片做完都無法切割,所以我一直很猶豫地、很小心地在處理這個影片,包括《雲的那端》,一直到現在我都沒有任何公開,我其實有做 DVD,因為我要申請所以要做 DVD,可是從來不販售,我家有好幾箱都在我的床底下,一直到現在,因為我覺得我的影像我必須很小心處理。

主持人
我們剛好就回到在片子裡面,其實那個小羊咩咩,他是Elodie跟外界溝通的工具。我覺得攝影機就好像你自己的咩咩的感覺,可能就是透過攝影機,剛剛你有說到,會讓你比較冷靜自持,不要生氣,或是有的時候它承載了更多的意義。尤其是後來透過剪接,你在觀看你所拍攝下來的東西,可以跟我們聊一下這個攝影機對你來說的意義?跟你如何運用這個攝影機在你們的母女相處之間?

導演
剛剛已經有稍微提到,早期攝影機是作為早療工具,再來就是自我監控。然後到了長大,其實有一個階段我是有想拍自閉症、亞斯伯格症的這種教育影片,就像《遙遠星球的孩子》,因為我覺得作為一個導演還是有某些社會責任,那我希望這個社會責任可以從我的影片去實踐。其實在每個階段我都有面臨到這個問題,可是攝影機到最後變成是一種我可以說話、自我觀看的工具,這個東西其實蠻複雜的。我的小孩大概在一歲半的時候被確診亞斯,一直到十二歲,我都沒有跟我周邊的人講我小孩的情況,所以是我單獨面對著處理小孩的問題,攝影機變成是一個幫助我去反抗我自己的一個工具。

主持人
有觀眾有想要分享的嗎?

Q1
你好,我看了,我自己個人的感覺就是,要長大好辛苦喔,要獨立在這個社會,並保證可以生存下來好辛苦喔。這個辛苦不只是媽媽的辛苦,而是女兒自己也很辛苦,因為她也知道這個壓力即將來到,然後自己也要保證自己可以在這個世界存活下去。那這個壓力好大,我在外面做為觀看的人,也會覺得好辛苦。就是我自己覺得每個人都很辛苦,但是可能女兒會更加明白自己要長大,要逼著面對這件事,那個壓力我會覺得是很難受的。然後我自己看那個片子,我有一種感覺,因為片子裡面幾乎都是女兒、爸爸,然後最後吃蛋糕的時候,才會有一點點她的親友嗎?我不確定,就是感覺在這三個小時裡面,很少周邊人際網絡的存在,好像沒有看到她的表弟啊或什麼,她一直都說她找不到朋友,學校的朋友我們看見當然是沒有,但她周邊其他的人際網絡不知道是沒有,還是沒有剪進去?還是怎麼樣的想法?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想問一下,三個小時的確就是很漫長,當然相對起人生來說是很短啦,但是我是想問怎麼樣去取捨,為什麼要差不多三個小時這個時間點?想法是怎麼樣,謝謝!

導演
好,確實人際網絡不多啦!因為她只有一個表哥,然後年紀差很多,然後我自己人際網絡也不多,再加上其實這樣的孩子,帶出去有時候有點辛苦,所以有時候也不會想帶,除非是很熟的狀況才會帶出去,所以就相對人際網絡也不多,當然這是其中一個問題啦。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也要有合理的地方剪進來,不是為了放得進去就好,因為當我找不到這一條說故事的脈絡時,我就不會剪進來。也是有一些剛剛後面看到的兩個人,就是在公車上那個,那個是一個長輩的朋友,我覺得從那裡可以點出她怎麼樣去跟長輩互動,是有辦法互動的,跟同輩是沒辦法互動的,可是反而是跟長輩可以這樣子的互動,那時候我覺得它必須剪進來,我才剪進來,應該是實際上也不太多,然後剪進來要有理由。然後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主持人
第二個是怎麼樣決定片長三小時的?

導演
其實老實說這個影片對我來講非常困難,就是我剛剛講的私密性的問題。我的影片一直到最後,我都不知道會不會拿出去。就連我的英文翻譯都沒有辦法看到影片,我說:「不准看影片!因為這是我很私密的影片,我給你中文字幕,你就照著中文字幕翻譯就好。」他沒看過影片就做我的英文翻譯,因此這三小時當中,包括改錯字都是我自己一個一個改。我常常想說,這個錯字我找別人來幫我改一改就好了,可是我沒有辦法把我的字幕拿去給別人改,所以這三小時對我來講是沾黏的工作。然後剪完三小時其實我很自卑,因為只有我自己看過,還有兩三個好朋友,真的是很熟很熟的大學同學看過,兩三個,其他沒有人看過,也是看一下而已,所以其實三小時剪完後我很自卑,然後正好去年那個誰的影片也在 TIDF三小時,拍台南、《大佛普拉斯》的那個導演……

主持人
《北將七》黃信堯導演。

導演
對,《北將七》三小時,我說好吧,他這樣可以三小時,那我三小時應該OK,大家可以看得下去。我那時候才稍微有一點點信心說,剪三小時不是很自卑的事情。因為我覺得畢竟是很個人,我會想說觀眾會覺得這是你家的事,觀眾為什麼要看三小時?而且剪接其實是需要別人一起看、一起去梳理脈絡跟時間長度,可是我一直沒有辦法有這樣的一個人,三小時就是剪到我覺得「好啦!就是這樣,算了就這樣子。」那剪完我都不確定說三小時是OK 的。

主持人
沒關係,我們今年有五小時的影片。

導演
今年五小時我更放心了!(笑)

Q2
因為這部片拍了很久,所以他的影像素材非常多,在剪輯上你剛也說花了三年,那我想在這剪輯過程中,其實也算對過往作一個總結跟回顧。那我想問在這個過程中,就是在這麼長的剪輯時間中,你在回看過去的時候,有沒有在某個剎那,得到一個新的體悟?就是在過往的歲月當中,所有你跟你女兒的互動,還有一些她的生命的總總,你有沒有得到什麼想法或感悟?還有第二個問題是有一段你跟你女兒騎腳踏車,在隧道出來的畫面,好像有出現了兩次,在這一幕中的安排是怎麼樣子?有什麼想法?這個設計是怎樣我有點好奇,謝謝!

導演
確實就是因為素材很多,多到有時候拍完也沒看過,可是等到我女兒到法國,女兒的房間變成是我思念她的地方,同時也是我的剪接室。我在回看素材的時候,有各種時間在穿梭,一下子我會跳回過去,看到沒有看過的影像,就像您說的有新的體悟或新的發現。然後再來這也就是我為什麼會讓剪接室一直出現,成為我重要的脈絡,就是那個地方是我作為一個母親跟作為一個導演,去重新觀看的場域。那確實在那裡,當我重新觀看的時候,我會重新思考這個生命的歷程,所以我在影片才會說:「只要我在剪接,時光就凝住。」以前拍完不會去思考歷程的問題,可是當你把十幾年的東西拿出來看,而且決定要怎麼樣剪的時候,那真的就是要思考那個最後的決定到底是什麼。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主持人
隧道的部分。

導演
隧道確實是我很故意,唯一很故意安排的一個場景。因為那個隧道有三鏡,就三個隧道,對我來講那個隧道就像我們的生命歷程,就是一開始,我們兩個從很暗的地方過來,其實看不到人,就像她小時候,我們兩個一起並肩過來,然後突然看到光,然後我們又必須潛入黑暗當中,然後又潛入光。所以那個隧道對我有一個很強烈的象徵意義,就是我們生命一直走進黑暗,可是我們必須朝著光前進,而在結尾中她很困難的時候,又出現一次我們從黑暗當中走過來。那個隧道對我來講就是生命的困難跟迎向光的前進,所以那是蠻重要的安排。然後隧道也是一個剪接點,隧道之前是回憶,是她小時候,隧道之後是到法國以後,有做一個過去跟現在的時間上的連接意義。

Q3
導演好,想要詢問一下,在整部影片當中,可以看到Elodie好像一直都非常自然地面對鏡頭,那想要問這是一直都這樣嗎?還是她一開始對於鏡頭也有些抗拒?然後第二個問題是聽起來應該還沒給她看過這部作品,有沒有想過什麼時候會跟她分享?可能會對她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嗎?

導演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其實因為從小就看著攝影機在旁邊,就從《雲的那端》的時候開始,攝影機對她來講就像媽媽的玩具一樣,所以她沒有對攝影機的抗拒,而且有時候如果沒拍到,她還會自己去轉鏡頭,可是她不知道紀錄片這件事情。她只知道說我正在拍攝、這個就是我的工作,所以她完全沒有攝影機的意識,可是長大以後有,可是這個「有」是她需要,因為這個攝影機變成是我跟她的工具,當我們碰到極大的困難、撕裂的時候,必須有一個中間者,那個中間者就是攝影機,她覺得那個東西就是從小介於我們當中的一個工具,或甚至長大以後覺得那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工具。

第二個問題,其實我剛剛有提到,我影片做完後,我都沒有決定要放影片,所以我才放那段話,我有一個前提是:「這支影片如果我的先生、我的女兒沒看過,我絕對不會播放。」我在剪接的時候,就有這樣的前提,這就是為什麼我在剪接的時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因為我作為一個專業的導演,每一個畫面,每一秒、每一格我都很在意,但剪完之後我就全身無力,我想說:「這個剪進去,萬一我女兒說她不要、不能放,那我幹嘛這麼用力?」然後每次要放一段進去,我就會心裡想說:「這段放進去如果我女兒看到,她心裡會怎麼想?她的感受是什麼?」每一個可以放進去的,我都會先想這件事情,所以我常常前一天剪完,第二天就把它拿掉,因為我覺得她應該沒有辦法接受,就像是如果哭鬧、在地上打滾的畫面很多,可是我知道她看了她一定會不舒服,那我就拿掉,我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我先生、我女兒看過並同意了,我才會公開,所以她是看過的。

我剪完交給國藝會之後,我就到法國去然後放給她看,我甚至在旁邊拍下她整個觀看的反應,她對每一個畫面會怎麼樣去反應,然後我就試探她:「你覺得我這個影片可以播出去嗎?」然後她就說:「可以啊!你拿到府中去播。」因為她第一次看紀錄片的經驗,是我帶我的學生去看《日常對話》,也帶她去,那是她第一次知道這個是紀錄片,然後當時是在府中播,所以她就說你可以拿到府中播。我就說好(笑),那我就知道說在她的意識上是可以被觀看的。然後我先生我也是很害怕,我先生對我的攝影機其實是非常生氣的,所以某種程度上,要讓他看我也是非常緊張,他原本都一直不肯看,有一天他默默就看完了,看完之後他說:「這不關我的事,這你的事。」他理性上覺得這就是我的作品。他們看完之後,我才覺得OK,決定拿去報影展。後來我入選IDFA國際競賽以後,有一大堆歐洲媒體、電視公司就來跟我談版權,但我就通通不回信,因為我覺得我只能處理到影展這部分,但當到這個東西拿去成為媒體、電視台可以用的東西的時候,這個界線我還是沒有辦法跨越。這反而是我先生跟我小孩沒有那個感覺的,其實從影片公開到我可以站在這邊分享,大概花了我兩年時間,我是被訓練到可以去談論這個影片,之前在 IDFA 的時候,我是一邊發抖一邊講的,我覺得我可以很自然去談論這件事情,並不是很容易的,所以很多單位跟我接觸的時候,我都說我沒辦法。

主持人
那補充問一下,向昀看過這個片子之後,她自己有提出什麼建議嗎?

導演
基本上我剛剛講說,如果她說不的話,我一定不會放下去,然後她就真的幫我挑了幾個「不」的畫面。然後她也問了我一個問題:「為什麼通通都是只有我一個人?」我說:「沒辦法,我每次拍你,你就是一個人。」因為事實上她的生活就是這樣子,她就是單獨一個。然後有一些畫面她會叫我拿掉,譬如說我覺得沒怎樣的,但她卻會在意。例如像她這樣的孩子,在某個議題上會非常專注,她在法國的時候,非常專注一個2023年哪個隕石會掉下來的問題,所以那兩三個月在視訊中,她就一直跟我談這個問題。我覺得這是蠻典型亞斯的症狀,我就剪進去,但她說這個你拿掉,不然人家會覺得我很愚蠢(眾人笑)。然後有些我沒放進去的,她會跟我講說要放,就像是我跑去跟歌仔戲林議員互動的那段,我原本怕惹麻煩,畢竟她是公眾人物,所以我本來沒有放,但她很喜歡歌仔戲也很喜歡這個議員,她就問說:「你不是有拍那個林議員,你為什麼沒放進去?」我說:「好好好」我就放了。所以她在意的我就拿掉,然後她喜歡的、要求的我就放進去。

主持人
因為時間的問題,我們最後一個觀眾是不是就簡短地發問。

Q4
主持人好,美玲導演好,非常高興在母親節這天可以看到美玲導演帶來《平行世界》這部作品,我會來看除了是影評人協會的推薦之外,最主要是之前有在國影中心有一個特別放映,然後那時候因為錯過了,所以這次我想絕對不能錯過。那我在觀看的時候,其實我覺得好像現場的朋友都在陪Elodie回望成長過程,這部電影讓我聯想到兩部電影,一部是盧盈良導演的《神人之家》,因為也是關於一部在描述homevideo的電影,然後另外一部是我想也有很多觀眾都有看過的靳家驊導演的《小曉》,因為我剛剛在觀看的過程之中,腦中縈繞著一句話:「小曉,你要乖乖地聽你媽媽的話。」像這樣特別的孩子會讓我們更覺得需要去關心,但是又有點不捨。那我想要請教導演就是像你自己身為母親,又身兼拍攝工作,你是怎麼樣在角色之間去拿捏?或是說去掌握這個部分?
另一個問題是因為剛才導演有分享說有參加IDFA跟山形這兩個影展,可以請問一下導演在兩個影展中,在觀眾的回饋上,可以跟大家分享您比較印象深刻的部分嗎?

導演
其實對我來講一直都很困難的就是母親跟導演身分的轉換,尤其在《雲的那端》結束以後,有蠻多人質疑這個問題:我什麼時候站在導演身分?什麼時候站在母親身分?這個對我來說一直都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剪接的時候,因為拍攝的時候,攝影機就是在那邊,可是在剪接的時候,每一格畫面你就會思考說如果站在母親身分,你要保護這個孩子,可是若以導演身分,這是一支影片,它就應該要是一個專業的影片,它就應該有它的脈絡。所以我隨時都在這兩者當中搖擺,是一刀兩刃的問題,一直到現在都是。如果我是一個導演的話,我應該巴不得我的影片可以拿去賣給電視台,電視台都來找我了,山形後續也來找我,如果是一個導演,應該去 promote 它;可是我又是母親,我就必須拿捏我可以做到什麼程度?我的影片是我的孩子,向昀也是我的孩子,可是我的影片孩子不應該傷害到我的孩子,可是影片有它自己的生命,我是不是應該也要放手?所以我一直在兩個角色拿捏,一直到現在都是,不是只有拍攝的時候才會在這兩個身分間搖擺。那甚至有人會質疑我為什麼要拍?我曾經在第一次申請國藝會的時候沒過,我記得有一位評審直接很生氣地說:「你為什麼要拍?」我就說:「我覺得拍攝是我的出口。」他就說:「你覺得這樣對嗎?」他很生氣,他覺得我怎麼可以拿孩子當出口,其實那時候就已經有很多人質疑。所以我在剪接時是非常痛苦的,我明明知道我拿出去肯定被罵,因為我之前《雲的那端》就被罵了,但我確實只有做這個東西才是我生命的出口,因為我沒有辦法跟別人講她的狀況,我只能這樣子,希望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我去國際影展,對我來講最好笑的一個問題,是第一次在阿姆斯特丹,那個節目策展人就問我說:「Elodie 的生命還在繼續,但你為什麼會選擇停在這個點?為什麼沒繼續拍?」在韓國也是,大家問我為什麼停在這裡,為什麼沒繼續拍下去?我最主要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我如果再拍下去我會生病的。因為在這三年當中,我必須一直在剪接室裡面,單獨面對這種自我質疑,而且無法跟別人討論,完全沒有辦法跟別人討論,我覺得我快生病了,我一定要把它結束了,不然我會生病的。我一直在想若我再繼續下去,搞不好會得癌症,然後也剛好到了她高中畢業的時間點,所以就這樣,沒有很特別的理由。當然也有問了很多比較挑戰性的問題,譬如像紀錄片倫理的問題。

主持人
因為我們廳內的時間已經到了,所以我們必須把QA時間停在這裡,但我想就像導演講的,她一直不知道如何把這片子公開,但其實不只是有這樣症狀的孩子很辛苦,面對生活、面對成長所碰到的困境,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樣的,這部片入圍了今年TIDF的台灣競賽跟國際競賽,也謝謝導演願意把你的生命分享給我們還有各位觀眾。

導演
我最後說一句話,我很感謝TIDF,其實我的影片包括台北電影節、金馬獎都被刷下來,這是我入台灣的第一個影展,然後給我很多的入圍,真的很感謝TIDF。

主持人
謝謝導演,謝謝各位觀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