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再屬於她們的地方: 專訪《告別提比里亞》製片Jean-Marie Nizan
日期:2024年5月14日
地點:京站威秀影城
採訪撰稿:謝佩旻
片中使用大量home video及歷史檔案影像。您在過程中是否曾提供素材篩選或編輯的建議?
一開始有和導演討論、篩選,但所有關於藝術性的決定都是導演自己決定的。我們很早就有共識要運用不同層次的畫面來源,也自然而然地把Lina(導演)小時候的畫面安排在片頭。身為製片的角色比較是在協助導演,確保這些畫面都是保存良好、可以運用的。
本片以三十多年前的加利利海錄像為開端,並以導演母女倆一同前往加利利海作結。您如何理解加利利海對這個家庭中女性角色的意義?
有兩個不同的層次,一部分歷史典故是《聖經》中記載耶穌曾行走在加利利海上,有神聖的象徵性;第二個部分則是加利利海也是Lina家族被迫離開的地方,一個已經不屬於她們的地方。
關於加利利海,電影裡有兩個重要時刻。第一個是導演拍攝母親Hiam推著外婆到湖邊,她其實已經好多年沒去過那裡。另一個部分是片尾,Hiam坐在湖邊看風景,講述過去的經歷。像這樣關於驅逐、流亡的故事,都會有一個地標,象徵這些人曾經打造的家園和他們失去的故土,而加利利海在片中就具有這個重要的位置。
導演曾在訪談中提及,本片長達五年的攝製時間都是一邊寫、一邊拍攝和剪輯。身為製片,您認為製作期間最困難的部分是什麼?
身為製片,最大的困難就是找尋預算。像這樣非常有機的製作,蠻重要的一部分是找到預算執行拍攝,可惜我們沒遇到一個一出現就提供足夠資金的來源,所以在製作期間仍要不斷地找資源。
對導演來說,最困難的應該是在後製階段,要如何把影像串接起來。導演和製片有點像一對伴侶,我們在做不一樣的事情,可又是為了完成同一件事情。
導演的母親Hiam Abbass曾在訪問中提及,作為專業演員,在鏡頭前呈現自己私下真實的狀態與生命故事,是相當不容易的。Hiam有和您分享參與紀錄片拍攝的心情嗎?
我和Hiam是認識多年的好友,她年紀和我差不多。我們在過程中會不斷交流,這樣的紀錄片很獨特、關乎個人經驗,是一邊撰寫、一邊製作的動態過程。拍攝即是寫作,寫作即是拍攝,一切都是非常有機的過程。某方面來說,所有事情都是和團隊分享、討論得出來的,製作的每個環節,都含有非常多私人的經驗和感受。
能否請您深入分享製作電影的「有機」過程?
第一次拍攝是在2019年,最後一次在2021年。第一個階段是導演Lina和共同編劇Nadine負責寫作,他們寫出一些內容,然後我找到一些經費,讓第一趟拍攝得以成行。拍攝大約花費了一到兩週,當時Lina的外婆還健在,我們拍攝了一些畫面,回到法國後試著剪輯。接著以現有素材重寫劇本,再運用另一筆經費,開啟下一趟拍攝。
過程中我們也曾因為疫情被迫調整拍攝時間,加上外婆不幸過世,電影結構也隨之改變。如果沒有這些事件,這部電影可能就不是你現在看到的樣子。也因為有這樣的過程,才能產出現在獨一無二的作品。
最近有位電視製作詢問是否能將電影製成一個短版形式播出,我們有和Lina討論,但覺得無法想像刪去電影中任何一個段落。《告別提比里亞》的特別之處在於你如果改變、重寫任一部分,可能就會產出完全不同的成果。當你很確信這些是對的時刻、對的故事,在這樣的敘事中,所有影像都無法改動。
本片在部分地區上映時,適逢以巴緊張局勢,當時團隊有沒有什麼擔心?您認為本片在現今國際局勢下上映,有什麼樣的時代意義?
我們的確有些擔心會對電影造成一些影響,但對我來說,電影是超越政治的,是藝術性的。在這樣的政治局勢下,某方面其實也成為推廣電影的助力。我希望《告別提比里亞》能讓觀眾對巴勒斯坦的情況有不一樣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