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鏡頭記錄經濟與環境的衝突 —柯金源與洪淳修 見證土地與政治的角力
一九七〇年代產業開始轉型，工業讓台灣經濟走向高峰。林立的工廠帶來高額的產值，也帶來冒著黑煙的煙囪、渾沌的惡水；雄偉的建設四起，土地不夠用，就挖山、奪水，人定勝天的自負，讓台灣環境已經背負了太多的「來不及」。
「土地記錄者」柯金源
第十六屆台北電影獎，有三部入圍作品來自大地的控訴：記錄台灣環境長達三十年的紀錄片工作者柯金源，其類自述性作品《黑》，從記錄家鄉開始、到遍布全台農田的工業汙染；及災民無國界的《空襲警報》，記錄空氣汙染的問題。而《刪海經》的導演洪淳修，花了六年時間記錄金門後豐港的獨特古生物「鱟」。活了幾億年沒有天敵的鱟，卻在人類出現之後開始被消滅。本片最後奪下「最佳剪輯獎」。
兩位導演長期見證土地與政治的角力，在快速的經濟成長、開發工程下記錄快速變遷的台灣土地。
柯金源是農家子弟，長期以來對土地的脈動就十分敏感。某次回到家鄉彰化，樓下鄰居的阿公阿嬤，擔心工廠進駐會造成汙染，圍在工廠門口綁白布條抗議，但媒體什麼都沒報導。當時已經在媒體工作的柯金源，意會到鄉下的風景與記憶中的理解，已經有極大的差距，他家前面的排水溝渠，曾是他學會游泳的地方，如今已經變成黑色，充滿電鍍廠、甚至養豬戶的廢水。「我突然警覺，鄉下的弱勢族群，聲音根本出不來，我才想要把我所看到的記錄下來，讓社會主流媒體的報導、與現實的落差拉近。」
一九九〇年代，台灣媒體報導的環境議題都是很美好的，但已從事媒體工作近十年的柯金源，就很懷疑在媒體裡的所見所聞，「台灣有這麼美好嗎？怎麼與我看得不一樣？」他決定把焦點轉向台灣比較疏忽的環境議題。柯金源提到自己的「自動補位」，是因為即使到了現在，還有很多環境問題沒有解決，「它沒辦法受到主流媒體長期關注，我才盡可能扮演這個土地記錄者的角色。」
洪淳修認識水的浪漫與可怕
而洪淳修則笑說，「我是看柯師傅的紀錄片長大的！」柯金源的《記憶珊瑚》帶領他認識海洋，而在都市長大的他，卻對城市的邊陲情有獨鍾。「我記得我大學的時候，沒事就會騎著摩托車到河濱坐著，買瓶啤酒就度過一個下午的時間。」但二〇〇一年的納莉風災，住在行天宮附近的洪淳修深刻記得，當時淹水淹到了胸部這麼高，「我就覺得水很特別，它本來是我的浪漫想像，但發狂起來也蠻可怕的。」
二〇〇五年的作品《河口人》，洪淳修記錄了關渡平原的消長，以及一個叫做八仙的百年漁村如何迎向、或抵抗文明；河海交會的這個地方，讓洪淳修對水有了更深的感情。
「也回應剛剛柯師傅說的，台灣環境好像都只被呈現好的那一面。但我的確一開始都會被當地的美好所吸引。」洪淳修說，往往深入去追，「就會發現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是與現實在搏鬥的。因此更激起我的好奇，想去看、去追尋，去看到這個美好背後，人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現實與殘酷。」
鄉下出生的柯金源緊貼土地的脈動，而城市小孩洪淳修則是追尋情感的載體，用不同的方式，為土地發聲。
公部門的態度影響深遠
《刪海經》裡住在金門後豐港當地的居民，多希望生態與生計可以兼顧，而不是一味的開發，卻沒有注意到生態保育。生態與生計，一直都是台灣環境面臨到的最大課題。
洪淳修倒覺得人「太貪心」了。他舉《刪海經》中的爭議為例，政府執意要開發金門後豐港，會影響到生物鱟的棲地。「他要蓋就是要蓋，會影響到棲地，就把鱟遷到十公里以外的保護區去做移地棲息，但我們都知道這樣鱟是活不下去的。」當政府主要的態度就是想發展，兼顧生態、環保都只是「說說而已」。
「我覺得應該要反轉一些概念，應該要先有生態，才有可能有生計發展。」洪淳修拿鱟當例子，鱟的血在醫學使用上價值非常高，一公斤是好幾十萬的價錢，若不破壞棲地，這個效益是永續、是長久的，也能帶來利益。「但往往政府看的經濟發展都比較短視，追求短時間內創造多少的就業人口、多少的產值。公部門態度不改變的話，生態、生計要兼顧，好像太難了。」
民眾別再沉默、別再縱容
柯金源說，「我們很支持各種開發、各種工業發展，但是它要把它生產的廢氣、廢水、廢棄物全部自己處理好，做到零汙染。」最大的問題通常是廠商開發的成本只算到機器、人力、設廠的開發經費，但外部成本都沒有列入。工廠賺錢，卻造成環境破壞，這些外部成本都轉嫁給一般大眾，並不合理。他舉例，倘若工廠每年要用一百噸的水，那工廠應該要想辦法自己找水，花錢做海水淡化，而非向一般民眾、農民搶水。
「任何以經濟發展為名義的各種開發帶來的破壞，最大的受害者都是弱勢族群。得利者，卻都是財團。」柯金源笑說，有機會碰到財團老闆，他都會問他，「你知不知道習近平的空氣濾淨機是什麼牌子？知道的話，你最好跟他買同一個牌子。」大老闆賺了很多錢，但是環境受到破壞，空有滿屋子的錢，呼吸的空氣卻是髒的、喝的水是有問題的、吃的食物是危險的，「雖然錢都是他賺，但環境被破壞的結果，其實他也要承擔。」
而對一般民眾，柯金源提到，你本來就有很好的生活環境，有能力種很好、很健康的食品，「但你卻因為沉默而縱容這些財團，縱容國家繼續掠奪你的生存環境，這樣合不合理？」
長期把鏡筒對準弱勢族群，有時候紀錄片工作者就像「包青天」，人們好不容易抓到了一條救命繩，總是希望你能替他多做點什麼。柯金源說，「我的工作是記者，但背地裡第二個角色，就是環境社會運動工作者。」
紀錄片導演被賦予很深的期待
「我當然沒辦法立即給他承諾可以幫上什麼忙，但我相信經過我的記錄，這些事情會有發酵的機會。」柯金源也說，「當我們拿著攝影機到現場，在鄉下可能就是一種騷動，也會讓一些為非作歹的人產生警覺，知道有人在監督。」
《黑》裡頭的自白，是柯金源的一種坦誠，「因為說實在，我能做的大概也只有這樣。但我除了告訴我自己，也是在告訴觀眾，大家看完以後，是不是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洪淳修則笑說，「大家對紀錄片導演的要求都很高耶，我們要拍出好看的片子，還得要影響社會。」平時有工作、家庭的他，坦誠自己辦不到，但他認為，紀錄片可以做到長期的觀察。
破壞已不可逆，思考能做點什麼
在資訊速食化、注意力難以集中的年代，「如果能夠透過我們的拍攝，做到長時間的觀察，這些事情或許會比立即產生的效益還要強。」他指出，就像政府面對汙染案件，只會要求工廠立即停工，而不去思索法令上有沒有讓工廠規避的可能，去尋求一個更長遠的改變。
洪淳修拍《刪海經》的起因，是一通來自金門的電話，電話那端的人對他說，「我怕你再不來拍，一切就來不及了。」環境破壞是不可逆的結果，其實大家都看見了汙染的事實，卻仍選擇放任，同大地之母一樣，默不吭聲。兼顧生態、生計也不是不可能，只要妥善地規劃，不再短視眼前的珍貴土地、或一心牟利，踐踏一般民眾的生存權。在慶幸有這麼一群紀錄片導演記錄下這些「來不及」之餘，或許也該思考，對於這片土地，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