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端即這端

TIDF 從今年起開始策劃回顧性單元「台灣切片」，每年以不同角度切入，今年是「在攝影機的彼端」，討論「當攝影機介於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時，會產生什麼樣的化學變化？」以下摘錄導演們對自己作品的談論——

 

吳耀東導演談《在高速公路上游泳》

都想好該怎麼訪談，可是沒想到這個人是永遠沒辦法預期的，永遠都超過你的想像、永遠也不會達到你的滿意，原本建立起來的信心就開始崩毀……鬥不過人家嘛，回來就和老師哭訴，很喪志很痛苦。後來可能因為有交作業壓力，靈光乍現，所有的往事和憤怒都化為文字，我突然變成第三者在看我和被攝者之間的鬥爭。

 

楊力州導演談《我愛（080）》

會去拍他們都是因為我想成為他們，或是他們有些事是我做不到的；阿正是我的學生，也是我非常羨慕的那種人，我開始拿起攝影機進入到他的世界。某種程度上我還是用一種仰視的方式在看待我的被攝者，因為他的自由是我的DNA 中非常欠缺的，我只能從被攝者的身上得到。

 

黃信堯導演談《多格威斯麵》

這真的是詛咒，從拿起攝影機開始拍，整個片子就陰魂不散地一直跟在你旁邊，讓我睡不好吃不好，讓我覺得我還是得重新去把它完成，因為心中有非常多困難，例如，為什麼要拍紀錄片？紀錄片是什麼？你說紀錄片要真實要什麼，那都只是一種說法，我覺得紀錄片的世界應該是更寬廣的，所以我對紀錄片的真實充滿了懷疑。

 

蕭美玲導演談《雲的那端》

我是藝術家，也是母親，這兩個角色很對立但我都很堅持。到現在快五年了，我開始覺得，我是母親，還可不可以這麼勇敢地一直當藝術家？《雲的那端》讓我對與拍攝對象間的關係有一個反省，拍了之後我有權利放映嗎？如果我不能放，那我還要不要拍？我沒有辦法剪，因為剪了以後就會有個權力關係……所以其實我一直都還在拍，但我不敢去面對。

 

沈可尚導演談《築巢人》

攝影機對我來講是一種書寫工具，我試圖要把紙鋪平，然後一路寫下去，到後來有越來越多衝突在眼前上演後，攝影機就被當成有攻擊性的東西，你甚至覺得這個攻擊性是正當的，我會發現我有一點不在乎攝影機的倫理了，在我已經投射情感在兩個對象之間，攝影機的位階一直在改變，你如何讓自己克服難忍的心情，又要拿到某些素材，這是很複雜的。在剪接的時候你發現，那終究是身為一個作者的最高權力，我個人覺得非常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