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墟裡的花朵——專訪《拿坡里少年自拍日記》導演奧古斯提諾．斐倫鐵

2020年8月，距離首次觀賞《拿坡里少年自拍日記》已大約一個月，訪綱已經修改了無數次，即使因為疫情關係導致原本與導演面對面的訪談改由線上視訊進行，緊張又興奮的心情卻絲毫不減。一群人在國影中心辦公室集合，準備與電影畫面背後的藏鏡人——導演奧古斯提諾．斐倫鐵（Agostino Ferrentere）見面。

奧古斯提諾．斐倫鐵是位義大利導演，長期致力於紀錄片創作，受到卓別林《城市之光》啟發，以及義大利新寫實主義導演迪西嘉、50年代末紀錄片導演德西塔等影響，喜歡陳述日常生活中小小英雄故事的作品。導演說：「在一場賽跑中，通常所有的觀眾都會聚集在終點，要給首位衝過終點線的冠軍掌聲，但我反而比較喜歡去觀察最後一名到達的那位跑者。他到達的時候或許旁人已散去，但他仍完成了他人生重要的一場比賽。」《拿坡里少年自拍日記》是他的第三部紀錄長片，以兩名青少年——彼得與亞歷山卓手持iPhone自拍的方式記錄在拿坡里的城鎮生活。

讓始終都沒有機會發言的人，有發言的機會

「大衛的家人認為大衛形同被殺了三次，第一次死在警察槍下，第二次死在大眾媒體片面的錯誤報導，第三次死在司法審判並沒有還他公道。」當導演提起貫穿整部電影的一起警方誤殺案時，他說義大利的大眾媒體在報導案件時詢問意見的對象都是知識份子或者是社會學家、政治人物，卻從來沒有詢問過青少年的意見，這也是引起導演拍攝此片的動機。

「這也是這些年輕人的宿命，他們生長的這個郊區，讓他們沒辦法像同年齡的小孩過正常的生活，這是他們的不幸，也有人說——這是他們的原罪。」導演再三強調，這些現象是拿坡里小鎮長久以來被忽視且亟待解決的議題。另外對於拍攝內容他也補充「我希望片子講的是現在而非過去。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找兩個跟他同年齡的16歲年輕人，讓大家知道如果大衛沒有被殺害，他就是這樣生活著。」

關於看與被看——拍攝方法與片中的電影語彙

導演將手機交給兩人，由青少年自己選擇拍攝的畫面，這點令人玩味。關於看與被看，一直是電影可以不斷被討論的一環，如同《四百擊》中的主角Antoine在鏡前把玩母親的化妝品，鏡子成了Antoine的自我投射，側邊的鏡子如同繼父的無聲注視，這樣打造反射的概念在電影史上不斷出現。

而在《拿坡里少年自拍日記》中，兩位主角同時是攝影師和被攝者，那麼他們選擇的拍攝觀點是否足夠客觀？過程中，拍攝的行為本身也成了被記錄下的內容，那觀影者需要以什麼樣的觀點閱讀這部片？導演為何將手機交給兩位少年，而非將攝影器材交給專業的攝影師拍攝本片？導演告訴我們，自拍鏡頭就像偵訊室的玻璃，以被偵訊的人的角度來看，是一面鏡子，但事實上有人正站在鏡子的後面觀看一切。沿用這個概念，導演以此手法來製造出了身歷其境的感覺。

「我讓這兩個年輕人拿著手機的鏡頭當作一面鏡子，可是這種自拍的方式與現今社交媒體帶有強烈自戀意味的自拍完全不一樣，我要求主角在拍的時候讓自己的位置是在畫面角落，讓背景中的人與物凸顯在畫面中。」而導演的「實驗形式」拍攝也受到義大利重要的導演阿貝托格理菲（Alberto Grifi）影響，我們觀察到導演挑選了數段監視器畫面穿插於主要的畫面段落中，導演告訴我們，拍攝這部片是為了陳述一個事實，並且希望畫面能以自述形式陳述。自拍跟監視器畫面剪接在一起，使兩者之間形成一種辯證關係：自拍可以是一種叛逆的表現。「監視器的存在，像是一個老大哥在拍攝被動的對象，也就是青少年。自拍這個行為等於是被監視的情況之下，一種叛逆的表現，形成了兩者之間的對抗關係。」

如何把現實跟攝影這件事情兩者結合為一對導演來說也是個挑戰。一般影片當中，拍攝者跟被攝者中間會有一個距離，但在這部片中其實並不存在另外的拍攝者，兩個自拍的年輕人，便是記錄一切的攝影師，他們不僅是紀錄片畫面中的主角，同時也身處現實畫面之中，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的濾鏡亦不復存在。

拍攝者與決定者—主角與導演的關係

也因此，電影摻雜了導演、彼得與亞歷山卓三人的視角，三人之間在這部片的分工關係也變得相當微妙。

「若把這部片導演的角色比喻成的婦產科醫師，那其接生的嬰兒就是電影，而這部電影正是兩位主角生下來的小孩。他們把自己的人生產出，而我則用我的專業知識與經驗，去協助兩人把他們的生活更完好地呈現給觀眾。」奧古斯提諾闡述，彼得與亞歷山卓在此片主要擔任主角與攝影師，拍下自己生活，而導演則負責將這些素材做篩選與統整，並把最能夠呈現這些人物特性的時刻保留下來。

導演說他與兩位少年的關係如親人般要好，正因為如此，他們才願意卸下心防，甚至毫無包袱地在鏡頭前脫光上衣，呈現最真實的生活樣貌。由於他已經完全地融入他們之中，觀眾幾乎感受不到導演的存在。

「紀錄片不能只有拍好的一面，不然怎麼叫紀錄片」——兩個主角正反觀點的詮釋

在片中，亞歷山卓曾跟彼得說：「你不該去渴望你不可能得到的，否則你只會更難過而已。」彼得卻不這麼認為，就像訪談中導演提到，有一幕兩人去拿坡里的一個有錢人社區，彼得說將來有一天也要努力工作，買一棟這樣的房子，但亞歷山卓卻認為再多努力工作都無法成真。兩人雖然生長於同一個社區，卻在片中表現出了兩種獨特的價值觀，然而在導演心中，這兩個觀點都是對的。

對於拍這部紀錄片，兩位主角對紀錄片的本質也有截然不同的想法。彼得認為紀錄片要記錄真實，不能只有拍好的一面，但亞歷山卓則持不同的意見。關於這點導演表示，他認同紀錄片不能夠只拍美善不拍醜陋，否則觀眾無法理解他們所處的真實環境究竟是怎麼回事。不過亞歷山卓說的也沒有錯，他認為他們的社區出現在新聞媒體裡時，呈現的永遠都是負面且暴力的面向，所以大家都會忽略了他們真實的人性面。「他（亞歷山卓）寧願在這部紀錄片呈現的都是好的一面，反正醜陋的一面媒體都已經報導了。」導演表示他很喜歡兩位主角之間的這段對話，身為導演的他其實也是參與其中、跟他們一起在思考這些事情。

廢墟裡的花朵——電影的最後，訪談的最後

訪談最後我們詢問了電影以彼得踢足球作為結尾，片中也不時穿插小孩踢球的片段，兩者間是否有呼應或其他隱喻。導演闡述，片中很多小孩早已放棄義務教育，然而在失業率嚴重的義大利南部，一旦輟學便只能加入犯罪組織工作。因此足球對南部學生就如同一種精神救贖，且作為翻轉階級的工具，從浪漫角度來說，足球可說是夢想的寄託。然而，即使彼得很會踢足球，各種外在施加的現實卻不斷殘酷地提醒他：夢想不會成真。

「拍片過程要思考的，是怎麼幫他們在電影之中思考人生。」導演體悟到，即使影片中的主角會停留在十六歲，但現實中的他們卻不斷隨時間成長，紀錄片的過程則會成為他們人生一個烙印。片中導演透過兩位主角的互動，看見他們在面對暴力、毒品等種種現實的殘酷時，只剩下對彼此的支持鼓勵，掙扎著在城市中夾縫生存。「他們唯一的武器就是友誼，讓他們能夠活下來，對我來說他們就像在廢墟裡的花朵一樣。」

如今，亞歷山卓從負責送咖啡的打雜小弟變為專業咖啡師，原本無人雇用的彼得也成了巧手理髮師：兩人都達成了自己的夢想。他們以自己的成功為例，打破大眾對拿坡里青少年的負面成見，讓觀眾知道即使一個人處於惡劣的環境之中，只要有人願意伸手援助，便有能力自立自強過更好的人生；同時，導演想透過這部片呼籲政府不要放棄他們，應該給予這些因環境受難的年輕人讀書機會，擁有正常生活的權利。他們需要的是幫助，不是旁人的冷言嘲諷與批評，這正是他們在這部片想傳達的訊息。

闔上少年的自拍日記——經過訪談後的我們

訪談中，導演開玩笑地說自己除了拍電影不會做其他事，但導演藉由一部電影的時間，以最親近人的「自拍」，一窺最真實的拿坡里少年生活。訪談結束後，我們對於片中所呈現的每個畫面、聲音、對白，甚至每個人的臉龐有了更深刻的烙印，更能帶著共同的體悟理解鏡頭裡所呈現的議題。儘管在訪談過程中，網路不順導致聲音雜訊、畫面斷斷續續，甚至為了連線順利，導演關掉視訊畫面、長時間只以聲音解答我們的疑惑，但在語調中我們感受到導演論述時的真摯，也瞭解到他讓兩位年輕人拿起手機拍攝《拿坡里少年自拍日記》的用意：揭開被政府、媒體刻意掩埋的真相，透過青少年觀點去為自己的家鄉發聲。導演用這樣的方式，彷彿正與全世界的青少年對話，並影響我們這些年輕人去書寫屬於自己的自拍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