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坡里少年自拍日記》映後QA影片
《拿坡里少年自拍日記》導演 奧古斯提諾．斐倫鐵
Q1：請談談最初開始拍攝這部片的起因，以及後來如何發展成現在的影片形式。
拍攝紀錄片要思考的問題是：「你想說什麼？」、「你想怎麼說？」。我自己拍攝本片的想法是不從媒體和輿論角度切入去陳述大衛畢佛克的不幸事故，而是用切身經歷那個傷痛事件的人觀點，包括他的朋友、家人，以及所有跟大衛一樣會騎摩托車出遊的年輕人角度出發。16歲的大衛沒有做錯任何事，但警察開槍殺了他，只因為把他誤認為通緝犯。
誠如大衛家人所言，大衛等於死了三次。第一次是被槍殺；第二次是被媒體追殺，妄下結論說他是黑手黨，因為「那個社區所有年輕人都是」，先入為主認定家庭經濟拮据的年輕人都是罪犯，不是受害者；第三次是司法判決結果，不是家屬期待的「蓄意殺人」。
發生這類事件，電視新聞、廣播和平面媒體會邀請社會學家、政治人物，甚至人類學家發表看法，但是幾乎從不詢問關係人的意見。所以，我的想法是要從親友視角來陳述這個事件。然後接下來要想的是「怎麼說」，因為「視角」不只具有象徵意義，還有實質意義，而自拍可以做到這一點。
所以，我是這麼想的，讓演員和兩個主角⋯⋯兩個主角是大衛的朋友，按我的要求呈現他們的生活日常，好讓觀眾知道如果大衛沒被槍殺，他的生活就是如此，而自拍可以讓主角同時拍攝並演出，不需要工作人員居中操作。因為我認為演員面對攝影機時，特別是素人演員，會覺得自己被檢視，會不由自主地「想要表演」，而不是發自內心。
我想，把「被拍攝者」轉化成「拍攝者」，可以讓他們名正言順，如實呈現生活狀態。他們當然不是導演，他們是演員和攝影師，但不是導演。我協助他們進入情況，描述他們的生活點滴，如果有人跟我說感覺不到我的存在，我認為那是對我的讚美，表示我跟主角擁有良好默契。
所以拍攝過程中彷彿我不存在，這也意味著他們能夠做自己。我要求他們要看著手機裡的自己，就像我現在這樣，這就是自拍，他們肯定比我做得更好。我讓他們把手機擺在側面，像這樣，好跟社群媒體上的自拍有所區隔。片名《拿坡里少年自拍日記》其實帶有挑釁意味，這樣做，不僅能拍下主角自己，還能拍下他們身後的場景，也就是他們生活的地方。這部電影也希望從街頭角度切入，因為這些年輕人就在街頭生活。
這麼做的特別之處是近景與全景並存，主觀與客觀也並存，因為我的畫面裡，同時出現觀看者及被觀看物。更特別的是沒有正反切，因為這兩個典型的電影鏡頭出現在同一個畫面裡，這是我的想法跟我想要的效果。像是一部3D電影，但是沒有借助任何特效，就像是鏡子後面有觀眾在看，那是鏡子的主要觀看者，跟詢問嫌疑犯的偵訊室一樣，嫌疑犯看到的是鏡子，但其實鏡子的另一面是玻璃，嫌疑犯看不見鏡子後面有什麼，但是隔壁房間裡的人正好相反，可以看見偵訊室裡發生什麼事、也可以看到人。也就是說，嫌疑犯照鏡子的時候，不知道鏡子後面有人在看他，而看他的人就是我們，也就是觀眾。我常說導演是電影第一個觀眾，這是他的特權，但是他也有責任和義務，在拍攝過程中做調整，讓電影更好。希望我有做到這一點。
Q2：你把鏡頭的主導權交回被攝者手上，事先有何預期或是與他們有討論嗎？
紀錄片導演的任務，至少就我個人而言，是以創意手法整合人的生活，用最貼近真實的方法呈現他們的日常。
我說「貼近」真實，而非真實，因為把「真實」和「電影」放在一起，會形成修辭語法上的矛盾，凡是用攝影機、相機或繪畫重現的自然，都跟真實無關，而是「複製」真實。所以我拍攝的時候，如果電影主角表演時明知有攝影機，還要假裝攝影機不存在，我們可以說他是共犯。
想當然耳，你要記錄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但在日常生活裡不會有收音師，也不會有導演或助理導演，所以如果我要拍攝的是兩個主角在臥室裡吃飯談心，不能讓觀眾感覺有劇組人員存在。為了達到這個效果，我花了很多很多時間陪伴兩個主角，沒有開攝影，我試著了解他們、建立默契、跟他們變得很熟稔。因為他們跟大家一樣，如果接受陌生記者採訪，當記者上門的時候，他們會梳頭、換衣服，覺得自己像在考試，如果我變成他們的好朋友，他們可以穿著睡衣或內褲，可以做自己，就像跟自己的兄弟或母親相處那樣。我們常跟伴侶或孩子吵架，如果對方是家人，我們不會有所顧忌，但如果對方是陌生人，我們就會克制。
為了營造這樣的條件，我分三階段循序漸進，分別是創造情境，表演，確立形式。創造情境是指我跟他們長時間相處，了解他們的生活是怎麼回事，知道他們的脆弱面和夢想後，想辦法去蕪存菁。因為一天24小時，我雖然希望能完整呈現，但出現在電影裡的只有短短幾分鐘，所以我得創造我認為具代表性的情境，好讓觀眾得以認識那個角色。
我會跟亞力山德羅和彼得聊天，問他們平常做些什麼，然後我說「那我們去看奶奶好嗎？」、「我們去逛百貨公司好嗎？」、「我拍你騎摩托車送咖啡好嗎？」，這些情境可能是本來就會發生的，有可能是我讓它發生的，是在我要求下發生的。但是在我創造情境，並且讓主角進入情境後，發生的一切都是真的。彼得去看奶奶覺得心裡難過，他們並不是在演戲。我常說，紀錄片的主角首先是人，然後才是劇中人，他們的人生在片尾名單結束後還在繼續，他們兩個不會演戲，他們沒興趣扮演別人，亞力山德羅是咖啡師、彼得是美髮師，他們不能交換角色，彼得的奶奶就是片中那位。
所以說，我可以安排分手的情侶見面，那是導演的決策範圍，但是見面之後發生的事都是自發的反應。創造情境的時候我會建議流程，就像記者訪問人，受訪者的答案都是真的，但是問問題的人是記者，所以由他引導討論的方向，我除了引導討論方向外，還引導表演。我如果覺得某場戲不具代表性，不足以再現我所知道的劇中人物，我會讓那場戲重來一遍，我可以從他們的人生中找題材，而且是真實經歷過的人生。例如說沒開機的時候，那個人跟我說過某件事，但是面對攝影機的時候他忘了，我會建議他把那件事說出來，或是某個無意識透露出來的資訊，是我挖掘出來的，我會提醒他說出來，會負責協助他「美化」，彷彿我是他的公關顧問，或是他的足球教練。教練規劃安排球員如何走位，之後射門的是球員，飛撲救角球的是球員，傳球或帶球過人的也是球員，但是讓球員進入那個情境的是教練。
舉個例子，也是向彼得的工作致敬，我其實就像是美髮師，我的客人在剪髮前或剪髮後是同一人，差別在於他離開的時候更好看了，因為我把他美化了，也可以說我把他「優化」了。這就是導演的工作，協助劇中人物變得更「美」，當然需要美化的不只是表演，還有形式。意思是如果發生了某件事，我還得選一個美學角度把事情說清楚，我負責決定取景角度，我會說：「拍那個背景」、「你這樣背光，人家看不到你」、「你要站這個位置」總之，我要…引導事情發生，同時顧及拍攝美學，這是我跟他們一起做的。
亞力山德羅和彼得是百分百的素人，我不會要求他們做違反本性的事，或有違德的事，或他們能力所不及的事，因為他們不是專業演員。我們會在晚上吃飯的時候說「明天要幹嘛？」，有時候我會提議，他們會說「這個可以」或「那個不行」，但我一直都跟他們在一起，我、收音師和助導都在，這並不是一部共同執導的電影，導演一職並沒有交出去，亞力山德羅和彼得不是導演，他們是攝影師兼主角，聽從導演的指示。導演就像樂團指揮，他們則是演奏的樂手，總譜和演奏歸導演掌控。
如果我是用攝影機拍攝，在開拍之前會給他們上電影課，不過手機提供了很多自動化服務，包括對焦、震動、曝光過度、背光等等問題，都可以自動獲得解決。他們只需要放鬆，表現出平常的樣子，不需要擔心技術問題，只需要按下手機上的錄影鍵，他們表現得比我此時此刻還要好…就成果來看，我常開玩笑說「我們三個簡直是天作之合」。
Q3：片中運用多種影像素材如自拍、監視器等，請談談你對這些素材安排的關聯與想法。
我如果選擇用攝影機拍攝，會要求他們上電影速成課，才有辦法進行拍攝。但是我選擇了手機，更自然，比較不顯眼。用攝影機做實景拍攝很引人注意，好奇變成干擾，會讓主角不自在；但用手機拍攝，就沒有人會察覺。因為人人都有手機，人人都自拍，所以更容易偽裝。即便我跟在後面提醒，還有收音師也在，但我們看起來就像幾個朋友在自拍，讓他們可以很自在。
拍攝兩、三個月後，他們就像參加過電影工作坊，學會了很多東西。90%的拍攝我都在場執導，但拍到最後他們有了足夠勇氣，開始獨立拍攝一些畫面，例如騎摩托車遊蕩、亞歷山德羅在房間拍大衛的T恤、還有去水上樂園玩的那一段。他們學會後，開始熟悉這個工具。
Q4：請談談最後為何以Pietro（彼得）在昏暗的室內獨自踢球作結，以及兩位主角目前的近況如何？
最後踢球那一幕是故意不說清楚的，那一幕接在彼得拋下亞歷山德羅之後，他說過整個夏天都會陪著亞歷山德羅，但後來他受不了了。其實他拍這部片確實像在照鏡子，自拍是照鏡子，但同時也是隱喻，他原本就在思考自己是誰，質疑自己，所以叔叔提議去卡拉布里亞度假一周，他立刻就答應了。但片尾那一幕讓人以為他其實沒有出發，看起來彼得沒有拋下朋友，依然留在原地，在他的人生中摸索練習，帶著焦慮、矛盾、不確定和不安。也就是說，一切未完待續，我們還得看下去。
至於真實生活中的亞歷山德羅升職了，他不再是外送小弟，而是咖啡師，他是這麼說的。其實他現在是糕點師，在一家糕點店工作，彼得也找到了工作，雖然受疫情影響他多次停工，但只要一有機會他就會復工，他現在是很優秀的美髮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