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說的童年》映後QA影片

《不能說的童年》導演 尤納坦.歐菲克

 

Q1:你為何開始質疑這宗教?

其實這是一個過程,我花了很多時間才有辦法從外部看待這個宗教,因為我成長的過程一直身處其中,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將自己抽離,客觀地看待它,而其中最大的警示是我的恐懼,在那裡總是有很多恐懼。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我一直很害怕去那個地方,想著今年將發生什麼事?或是我會如何度過這幾個月?甚至不再回去那裡之後,那些恐懼依然存在。因此,恐懼是其一,另一個是秘密性。因為一般來說,宗教不應該有什麼不可言說的,一旦它讓人產生恐懼或秘密,對我來說就是個很大的警示「有些事情不對勁」。

 

Q2:壓力和恐懼依然存在嗎?

不,它們不存在了。我可以非常開心地說,製作這部電影的過程,對我而言很不可思議,這是我過去無法想像的。我最初無法預期,這部片最後有這樣的效果,它是一個過程。有意思的是,我覺得很像在生小孩,就像存在我體內的某個東西和那個地方一直有所連結。它令人恐懼、秘密,且帶來壓力,最後發洩了出來,就像把這部電影「生」出來,已經不存在我體內了。雖然還是有些壓力,也有來自信徒們的壓力。但一旦它不在我心裡,影響就沒那麼大。對我的影響就沒那麼大,它更像是…當我給了那地方一個意義,這地方給我的意義,這件事在電影中公開了,一旦我的朋友及社會中其他人都看得到了,它就是個獨立於我的故事了。對我不再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有一次我被問到,那是一篇新聞報導,我是否還對大師感到恐懼?而我真的很喜歡我當時的回答,我的答案是不。他是不是壞人,我是否害怕他,諸如此類。我的回答是不,他現在只是我電影中的一個角色,我很喜歡這個概念,等於我擁有詮釋這故事的權力,我自己有主導的權力了,這傢伙過去帶給我莫大的影響,他以前對我很有影響力,我在成長過程中很害怕他,卻無法想像沒有他的生活,而現在他只是一個角色,我電影中的某個人,這對我來說就是他全部的意義。

 

Q3:攝影機如何幫助拍攝?

攝影機有很驚人的幫助,我13歲第一次摸到攝影機,應該是12歲,那是在我父母朋友的家中,那一瞬間我突然覺得它保護著我,拿著攝影機就像我面對外界時的保護傘,阻擋外界的一切。所以在片中看得到,我有好幾次打從心底非常害怕,但因為有了攝影機保護我,讓我跟外界隔絕,即使是鏡頭對著我記錄仍然很像有個人陪著我。沒錯!你知道自己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夥伴—攝影機,它一直在那裡跟著我經歷了整個拍攝過程,還有另一件事,我還有另外兩件事要說,我的攝影師Oron,他是我的好友,我們認識20年了,從電影學院一年級到現在,有他參與這個拍攝過程,現在事後想起來,我無法想像拍攝過程中少了他。還有一件事情,但我可能會表達得有點混亂。這件事情是通常,至少在拍這部電影之前,我在攝影機前非常不自在,這是我在拍攝過程中要習慣的一部份,當我要求那些在道場認識的朋友揭露自己,在鏡頭前揭露自己,因為我一開始覺得我只要拍攝而不會參與其中,我知道這想來可笑,我以為我會一直待在攝影機後面看著我的朋友們慢慢揭露自己,勇敢地在攝影機前放開心胸,我就明白自己也得參與其中,我要求他們揭露自己,我也理應如此。

 

Q4:與信眾們的紛爭如何了?

他們超恨我的,覺得我是最大的敵人,他們願意做任何事⋯⋯我跟朋友們甚至收到那些信,他們寄給70幾個信徒的信,他們在以色列對我提起兩項控告,對阿姆斯特丹的電影節提起一項控告,但還好最終他們都打輸了,以色列那個官司不斷被駁回。這很像是在Ashram裡,他們沒什麼其他事可做,在尋找什麼偉大的真理,將生命奉獻於,悟出全然的真理和達到全知。但現在終於有事可做,已經十分鐘了,我再重複一次最後一句話,畢竟他們在道場時,沒有太多事可做,他們一直專注在靈修和悟道上,我一個旁人的角度看來,他們好像終於有事可做,就是對抗我和我的影片,他們覺得這部片錯怪他們,暴露他們、說他們壞話之類的,把阻止這部電影拍攝當成畢生任務,但幸好他們很不擅長這件事。這部電影中沒有什麼是違法的,也必須是這樣。電影中當然可以做違法的事,但必須是非常正確的,我不能說一些…,替他們冠上惡名的話,所有事情都必須非常小心,我沒料到他們會對我提起控告,但拍攝過程中我受到強烈威脅,總之他們在2018年告我,也就是電影完成的前一年,因為被告了,所以我們知道一切都得精準正確,確保一切都是合法的,所有資訊都是正確的,這樣他們就告不成我,但他們仍提起兩項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