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屆TIDF「台灣切片」單元訪談 ── 龍男.以撒克.凡亞思

您在很小的時候就跟家人搬離部落定居台北,小時候爸媽會教您母語,或談論部落的事嗎?
我小時候有張印象很深刻的照片,照片內容是媽媽在書桌旁教我ㄅㄆㄇ。面對學齡前的小孩,媽媽教的不是自己族群的文化,而是要我趕快學會注音符號。我父母親都是板模工,他們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我能受好的教育,不要重複他們生活的辛勞。對他們來說,學習自身族群的文化是賺不了錢的,因此這並不是他們的優先考量。
 
我覺得他們就是文化斷裂的那代,跟台灣歷史脈絡有點像,從農業變成工業,然後轉型往都市走,原民也是在這潮流下被捲動。他們完全不會思考要回部落,雖然語言和食物有保留原本的習慣,但整個文化感都沒了。
 
那時的政策和教育,也不會凸顯身為原住民是件好事,多元文化不是主流,甚至唸的課本還有吳鳳的故事,升學的原住民加分制度也讓我很痛苦,覺得自己好像做了錯事,在享受特權。語言(不會母語)跟加分真的綁住我很多,所以到大一才會變成憤青,發現原來我人生前二十年真的是被國家弄的,很憤怒,想要把失去的找回來。

 
《回來就好》(1999)是您當年報考南藝大音像紀錄研究所的作品,您曾提到拍完《回來就好》後讓您認識了什麼是攝影機暴力,能否具體分享一下?
當年過年後就要報名,需要一部完整的作品,對一個沒有拍攝經驗、不清楚紀錄片是什麼的新人,其實最快、最方便的題材就是從身邊親友開始找起。
 
最後妹妹哭的那段,自己在剪片時沒覺得不好,但後來時間久了比較客觀再看,就覺得不是那麼舒服。我知道在拍的當下有個企圖,就是要讓她哭,因為那樣會好看。但拍完《回來就好》,我就不希望再讓我的被攝者不舒服,也不想用這樣的方式去挖掘更深的不堪,所以我開始避免拍親人。

 
《尋找鹽巴》(1999)是拍校內的原住民社團,當他們參加母語比賽,評審講出「雖然講的是族語,可是沒有鹽巴」這個評語時,您當下有什麼感覺?
我當下就知道那個是片名!點出了我們這群都市原住民學生的痛與現況,我們一直在追尋、模仿,卻沒有那個味道。我那陣子的狀態有點像是,我在拍他們,就是在拍我自己,因為這些學弟妹的遭遇其實跟我一模一樣。身為一個記錄者,我常會形容,攝影機是對著別人,可在拍別人時,常常是在拍自己,只是我們是藉著別人的故事來講自己碰到的狀況。

 
身為都市原住民,您在拍攝觀點上會不會和其他導演不同?能否舉例?
這一定會。參加都蘭部落年齡組織前,我是沒有部落觀點的,而是從都市原民的角度出發。拍《尋找鹽巴》時,我最有感的是母語演講比賽,但那可能就不是部落有感的地方,他們可能會覺得這有什麼好比?怎麼講這麼爛?但這就是我們的遭遇。
 
現在看《尋找鹽巴》,我覺得它埋了個引子,逼我自己一定要回到部落。從《尋找鹽巴》到後來回部落學習文化,十幾年的過程中,我覺得我以前是個「嘴巴走在身體前面」的人。阿美族老人家要判斷你是不是一個好的族人,會看你「身體有沒有在講話前面」,是否「多做少說」。對部落來說,很多原民菁英就是「講話在身體前面」,很會講,但做得少。
 
 
您曾提過加入都蘭部落年齡組織後,人生不再有漂流的感覺,也掌握了原住民主體性,能否談談這個過程?
在那之後,我像船定錨了一樣穩定、不再漂了。當別人問我是不是阿美族、知不知道阿美族是什麼的時候,我現在會比較有自信,不用刻意多說什麼,或特別穿什麼來證明我的身分。以前因為不曉得講出來的東西是不是對的,為了要掩飾,反而要說很多。
 
我還意識到了「多元」,對多元的包容性比較大。台灣現在有十六個官方認定的原住民族,每一族的生活、語言差異都很大,但我發現光是阿美族就很複雜,可以說一個部落就像一個國家,同一區只要跨了山、過了河,生活習慣都不盡相同。現在我作品沒那麼多,所以很難去歸納哪些有受到年齡組織的影響,但我覺得未來會,甚至我未來會在偏劇情片的創作上,試著讓原民角色、議題多一點,設法再植入更多原住民的文化元素。

 
您之前曾提到過很想拍阿美族的歌舞片。
我的作品沒有堅持一定要與阿美族,或其他原民族群有關。創作的世界應該是很寬廣的,我想要先滿足個人說故事的觀點,找到好的故事題材,再去考慮有沒有原民的議題可以被包裝。
 
歌舞片我並沒有忘記,目前已有故事雛形,但知道越多越難執行,等以後有多一點資源再來執行。如果有機會拍出來的話,這應該就是我最後一部作品吧。
 
 
日期:2020年5月11日
地點:韶光電影有限公司
訪問:林雨靜、趙元、侯伯彥、林姿吟、王薏嵐
整理:林雨靜、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