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屆TIDF「台灣切片」單元訪談 ── 希．雅布書卡嫩（張淑蘭）
2021/10/27 13:36
請您談談當年拍攝《面對惡靈》（2001）的動機與目的。
在達悟族傳統觀念裡，患病代表惡靈纏身，久病老人被視為不祥，與家人分開居住，缺乏護理照顧。身為護理人員，照護個案給了我許多回饋，我想著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影片不會給出答案，那時我還在尋找，希望能引起對話，進一步協助這些人。對外，我想用這部作品跟外面的台灣本島漢人溝通，讓他們知道蘭嶼最深的醫療問題沒有被解決，藉以尋求資源；對內方面，我設立了居家關懷協會，影像是一個有效的推動工具，利於招募志工。
此外，我雖然回到部落，在還沒真正進入之前，就像一般觀光客只看到表面的樣子，相信所有蘭嶼青年都是如此，除非家裡有過相似經歷。我想讓這些年輕人，甚至是在台灣本島工作的旅台青年，知道部落角落裡有很多老人缺乏照顧，讓這些生命可以被看見，進而重視。
片中呈現了醫療觀念與傳統文化信仰的角力，當時的觀眾給了哪些回饋？
當時在蘭嶼放映還是非常忌諱，因為這是大家都不想談的議題，感覺在和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對槓。後來評價非常兩極，大部分老一輩的人都無法接受，也有些人非常感謝，特別是我們照護過的個案。我其實明白大家會有什麼反應，但如果沒這樣做，別人就永遠也看不見。
曾經有一位人類學家在映後批評：「傳統有存在的價值，憑什麼在台灣學了護理，就要改變自己的文化？」當時我不在場，事後看到這段對話很難過，因為我並沒有要推翻文化，只是想彌補傳統在照護這一塊造成的缺乏與不足。我也有放映給每個部落的老人看，有時會有老人起來吟唱，大意是說：「謝謝你們看見我們，如果沒有你們，我們可能死了都沒人知道。」這是很大的鼓勵。
您在該片創作期間參與了全景的紀錄片訓練，能分享這方面的經歷嗎？
全景映像工作室在蘭嶼舉辦的「紀錄片訓練營隊」，大約十五個以內的學員會一起分享各自的拍攝素材，因為傳統文化的限制，男學員可能不清楚護理現場的情況，女學員也從未看過飛魚集體捕撈，大家就會相互討論。身為護理的第一線，我跟個案們都很熟，素材能反映出這種關係，影片風格與被攝者距離很近。全景不想改變這種拍法，也沒有教我太多技術，與其被拍攝的框架左右，不如自然的表達。我在拍攝過程中遇到的衝突和自我矛盾，最終都有找到自己的解讀，比如拍攝者可能為了取得畫面而不介入事件，但我會選擇出手相助；或者當素材涉及當事人隱私，我也不會使用。我認為全景比較著重在引導學員用自己的想法說自己的故事，我曾經期待能得到一個精確的故事軸線，但我們只是透過討論更清楚表達背後的脈絡，以及如何進入想拍的東西。
您曾表示《面對惡靈》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將近二十年後的現在，會如何看待這部作品對你的影響？
這是自我成長的一個重要轉變，因為護理人員的教育都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紀錄片打開了我的眼界，原來可以用自己的聲音講故事。我第一次參加紀錄片的影展，見到吳乙峰在跟學生對話，堂堂一位老師敞開地討論自己的作品，讓我嘆為觀止。因為紀錄片本來就是主觀的，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敘述方式，只要道理能夠說服人，沒有所謂對錯。
再者，為了拍好一部影片，我會做很多功課以探討現象背後的成因，接著思考如何解決問題。如果無法改變，那就去彌補──傳統相對於人實際上的感受和需求，其中如果有空間，就能夠試著調整。因此，拍攝紀錄片對我在照護上有很大的幫助，除了跟外界對話，也深入了解在地文化。這二十幾年來蘭嶼慢慢有些改變，以前我們要主動去找個案，現在他們自己會來，這是對我們服務的肯定。
以您自身的創作經歷，會如何看待原住民導演拍攝自己的家鄉題材？
我的第二部片《希・雅布書卡嫩（沒有飯吃的人）》（2007）原名為「最後的別宿」，代表分開居住的老人家人生最後一程的住所。本來我覺得這些老人很可憐，卻在拍攝過程中完全改觀，因為他們並不認為自己不幸福，只盼子女會固定送飯，這是他們對生命價值的看法。拍《面對惡靈》時我還充滿疑問，到了第二部作品才比較了解這種想法，進而接受文化的這一層面。所以影像對我來講是工具，它也是一種傳承跟理解。
如果我們的族群都沒有要用影像做紀錄，如何期待別人來為你做這些？就算外地人做了紀錄，畢竟也是他的觀點，不是自己的聲音。我很喜歡Mayaw Biho講的話，大意是說「每塊土地都有土地的聲音，每個地方所開的花，也都會不一樣」。那就讓蘭嶼原來的花朵盛開，而不是讓別人來改變它，或者代替它說話。我們想按照自己的模樣去發展，就得堅持這個理念，總得有人不斷地用各種方式為自己發聲，而紀錄片就是其中一種媒介。
日期：2020年5月5日
地點：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樹林片庫
訪問：陳怡君、侯伯彥、趙元、沈千郁
整理：陳怡君、侯伯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