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屆TIDF「台灣切片」單元訪談 ── Mayaw Biho
2021/10/27 13:19
請談談您是怎麼開始紀錄片拍攝的？
國、高中的時候，我爸爸有台Konica傻瓜相機，每次底片還有剩，就被我偷拿來拍，這樣漸漸對影像、對「美」蠻有感覺。高中畢業後去做婚紗助理，後來當兵的時候考上海軍照相隊，做外賓的隨行側拍，才發現世界很大。
讀大一的時候，覺得拍劇情片要分工，要好多人，器材設備要好多錢，但拍紀錄片只需要一個人。齊隆壬老師跟我說：「為什麼不講部落的故事？為什麼不用阿美族的歌來放在影片裡？為什麼不用阿美族的名字？」我就開始拍身邊的故事、拍我的偶像Lekal Makor，這裡面有很多故事，拍原住民就很適合用紀綠片來表達，可以自己掌握、自己講。拍出來都會被鼓勵、得獎啊，所以就一直做。
1990年代中期因為數位攝影的興起，開始有一批原住民導演投入紀錄片工作，您當下有發現這件事嗎？有看過其他原住民導演的作品嗎？
沒有，很少很少。那時候有去上紀錄片的課，老師有講國外紀錄片的狀況，但沒有針對原住民。外面發生什麼事情雖然不知道，自己創作就盡量做一些不一樣的。我去跟政府申請經費，去拍片罵政府，還是有評審頒獎給我，去國外也得獎。如果沒有得獎，這件事情就消失掉了。
過去原住民都是被安排、被決定、被拍攝，而且你看從吳鳳的那時候開始講，都是錯置、被嘲笑、被戲弄。1995至2000年這時候，原住民和政府才開始有某種意識要做這件事情，大概有人從其他地方帶回來這些新的概念與想像，原住民應該自己拿起攝影機。所以這個時期是第一次、第一個時間點原住民拿攝影機來拍自己、說自己的故事。
其他的導演我都是後來才認識的。像我辦阿美影展（2001），喇外那時候有《新樂園》。我做土地議題，比令也拍土地議題，我們就被一起討論。台灣圈子太小了，所以彼此就會互相來往。原住民人又更少，彼此互相就是必然，力量比較大就比較能滾動。
對於 「誰能拍原住民」，您有什麼想法？
很多人說一定要限原住民身分，我覺得不見得，我不排斥非原住民來拍，他們很多拍得很好，但錯誤的刻板印象大部分都是非原住民拍的；相對地，原住民也會拍出錯誤的刻板印象，跟身分沒有關係。
原住民為什麼會拍錯？因為老師教錯，所以那個態度是比較重要的。態度是怎麼產生？好跟不好誰來做決定？要怎麼評斷？不難，一點都不難，都會越來越進步，這個美好的標準是一直在前進的，是可以改變的。像我們辦阿美影展，為什麼有日本導演？因為我認為他的觀點與阿美族是相近的。百分之多少叫相近？不是多跟少的問題，而是從講話內容，可以好好討論，慢慢地就會不是比量、比數字、比拳頭。
請談一下《我們的名字叫春日》（1997），我們很想知道地瓜歌是怎麼來的？
我可能20年沒看《我們的名字叫春日》了，片子有夠兩光、低級，但影片內在精神不是好笑的，有很多批判。過去我們的身體就是服務別人，我們的軍人以前守護日本、後來守護中國、也守護中華民國，可是沒有守護我們的部落、土地、森林、獵物。阿美影展時有一個大哥發言：「不好意思，我就是影片裡講的傭兵。」我就釋懷了，因為透過影片，達到某種和解。地瓜歌是好玩的即興創作，大家覺得很順，就一直唱下去。
《天堂小孩》（1997）跟您的其他作品很不同，請談談影片是怎麼形成的？
橋上的人的觀點，會說原住民就是懶惰，房子被拆了也不會傷心，還在那邊玩、鬧、喝酒幹麼的。我就想說從橋底下，拍一個不同的角度。這個片子花了兩年，去到現場，大人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我就拍小孩子的感受。那時候我沒有攝影機，偶爾就去拍相片。
這議題還蠻複雜的，法律我也不懂，言詞我也不大會表達，但就是不舒服啊！所以當我聽到胡德夫的〈不不歌〉，就覺得「哇，太好了！」，想要用以歌當主體來完成《天堂小孩》。老師們一直鼓勵我，雖然形式內容都比較天真，但有原創性。我常常用這部片去跟想創作的學生說：「能拍得比我差的舉手？我這樣就得獎，你一定可以比我更好。」
Lekal Makor在《如是生活 如是Pangcah》（1998）裡非常迷人，有很多生活哲學，他對部落與您的影響是什麼？
他影響我的一生，我的主體性是他教我的。他學歷不高，但很清楚什麼是文化主體性，而且是透過身體力行每一個動作，每件事親身去教，讓我理解Pangcah的根。我的母語不行，但他沒有責備我，只要他安靜坐在那裡，對周邊的年輕人就有力量。
Ilisin祭典連續幾年都下雨，他跟年輕人說：「對不起，你們請假很多天回來，一定是我們這代沒做好，上天才沒有給我們好天氣。」他一生都在想如何傳承，害怕美好的祭典儀式斷掉，每天在傳統跟現代之間做決定，如何保有傳統，又可以在現代前進。他一定不知道什麼是紀錄片，但他說：「要我唱歌、講故事、跳舞都可以，目的要讓未來的孩子知道我們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但是我是要進棺材的人，你不要那麼久才來看我。」
這麼久沒拍片了，現在還會想繼續拍嗎？
我這八年沒有拍片，都在處理公共議題或募款。我有很多影片的想法，但如果我去拍片，阿美族語學校跟公共議題就沒有辦法繼續，我想把拍片交給年輕人、專業者，我們去做更多更難的事。
台灣的多元都是口號，什麼都要融合，我們是少數人，就會被融掉，融成你們、融成別人。有沒有尊重？可不可以各自成形？原住民在這裡住最久，卻沒有自信心，一直被殖民，一直學別人，在教育裡挫敗，因為我們是學我們不會的東西。
這兩年我一定會完成一部二十年前就開始拍的影片，我們部落有一年乾旱舉行祈雨儀式，因為內容的關係，我想等時間久一點再放。我雖然離開媒體，但做教育的事情，也可以影響部落，對很多原住民、非原住民都可以造成影響。我不回頭看，只往前走，做過就往前。我做事情都失敗，進體制改革失敗，選舉也失敗，但因為我失敗那麼多次，知道怎樣不要再犯錯，我們會離美好越來越近，只是還沒到而已。
日期：2020年5月7日
地點：北投
訪問與整理：端木芸珊、史婉萱、黃靖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