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2003年香港7月1日遊行中，我以超8攝影機偶然拍下三捲黑白影片。不過由於個人和技術因素，我從未放映過這些影片，也從未檢視過其中的內容。以社會層面而論，對許多香港人，這場遊行標示一種新社會意識的開端；而以個人的角度來說，2003年夏天也標誌我自己的一段感情結束的開端。這次電影表演結合這兩者，透過融合個人和社會的交織敘事，讓我能重新體驗和看清事情的種種。

在南投的東埔國小，一位不懂五線譜的校長和一群在山裡長大的小孩，組成了一個克難合唱團。他們唱歌不按譜、隨興換聲部，但每次比賽卻都拿下全國第一。這一天，他們的新任務是要錄製一張專業唱片！就在此時，小朋友對高規格的錄音挑戰出現種種狀況，原住民部落的家庭生活也出現問題，他們要如何克服困難，純真快樂地唱歌呢？

近180年來由於影像的發明，其則更因能對事實形成僭越，而有影像即事實、更勝於現實的曖昧認知。「低級透」的技術使影像的拍攝、流傳... 都成為現成物般的存在，使得事實成為匿名，不再現身。因而一切關於現實的影像都將須先面對影像的現實。所以，有必要將視覺的感知、圖像的歷史、影像的技術沿革、麥克風、剪接點、目光、焦距... 等，即美學的、原理的、功能的面向，藉由戲仿或揭露以反思上述並試圖找回消失的現實或與它的超連結。

我是農村出生長大的孩子。從2008年開始，我在記錄自己的家庭，之後又慢慢走進自己的村子。這部片子是我的第二部紀錄片，全片由老人構成。一個年近80歲的老人，在她生命中的最後兩年，從依靠拐杖慢慢挪動，到癱瘓，只能依賴別人才能生活，這就是我的奶奶。還有村裡的其他老人，他們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們50年前的饑餓經歷回憶。

村裡流經的河被上游的煤礦嚴重污染了，不說飲水，就連洗過的衣服穿到身上都長瘡，在村民要求和電視台的促合下，我開始參與拍攝，以便向上級和有關部門反映。拍攝後，書記勸我家醜不可外揚，辦企業不可能沒有負面影響；我是一個年邁六旬的村民，有生之年能為村民說幾句話，幫助解決點什麼，體現人生價值，就是我最大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