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棵芒果樹》映後座談

作者：彭湘
時間：2026.05.03（SUN）13:40
地點：華山1廳
主持人：趙元
出席影人：《我家有棵芒果樹》導演鄭治明、黃麗如
攝影：林思莉

主持人 
再次歡迎大家來到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兩位導演，治明以及麗如來到現場，先掌聲歡迎兩位。首先請問兩位導演，你們上一部作品《菲達蒂的小套房》也是拍同一位被攝者，這次為什麼會以同一位主角展開新的拍攝？

黃麗如
我們在 2022 年認識了菲達蒂（Pindy）。那時候在東協廣場附近，有一個印尼的女英雄節活動，我們是在節慶上認識她的。當時，她很大方地邀請我們去她的小套房吃飯，於是我們就在她那個台中的小套房裡，開始與她接觸並記錄她在台灣的故事。
因為她那時候連結了蠻多印尼的女性移工，很多人都在台灣工作很久。在記錄的過程中，就一直很納悶「為什麼她們離開家鄉那麼久？」、「她們都是為了自己的『家』來台灣，那她們的家到底長什麼樣子？」這中間有些女性經歷了離婚，會讓人覺得，她們為了成全自己的家，自己的婚姻確是破碎的。這就讓人更好奇，她們奮鬥的那個目標、那個真實的夢想，到底長什麼樣子？所以我們就想去印尼看她的家。
菲達蒂也很有意思，每次在她家吃飯的時候，她總會說，「這道菜我媽做得更好吃」、「印尼的什麼東西比台灣好吃」。於是我們就會順著她的話說：「那我們跟你一起回印尼好了。」原本以為只是開玩笑，直到 2024 年，她真的要回去了，我們問她是不是真的可以一起回去，她想了一下之後，就答應了。算是對照上一部「小套房」，我們就想看看菲達蒂的「大房子」長什麼樣子，於是就去看了這個大房子。

主持人 
兩位導演這次去了印尼大概多久？跟她一起拍了多長的時間？

黃麗如
菲達蒂的家在爪哇中部，我們在爪哇中部待了一個禮拜。

主持人 
是否可以分享一下，你們剛到她家時，每天的生活大概是什麼情形、都在做甚麼？你們如何跟她一起拍攝？

鄭治明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剛好是印尼的雨季，剛去爪哇的前三天都在下雨，我們每天都被困在菲達蒂家。因為雨很大，路面泥濘，她們也懶懶的不想出門。前面幾天我們還在想，完蛋了，這部片會不會就變成一直泡在她家、看不到什麼東西。還好後來天氣轉好，她就開始出去瘋狂地拜訪各種親友。
我們在拍攝時也一直在思考，她見了很多人，哪些東西是我們想要放進片中的？哪些要做取捨？同時，我們當時與她的距離真的變得非常近，晚上睡覺時她就睡在旁邊，中間連門都沒有。我們處在一個與被攝者非常、非常接近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我也覺得一個禮拜也差不多就是上限了（笑）。

主持人 
你們在印尼應該跟菲達蒂的親戚是有語言隔閡的。那麼，跟她一起拜訪親戚時，大概是什麼情況？如果聽不懂，要怎麼面對？

鄭治明
主要都靠菲達蒂翻譯。不過她拜訪的幾個女性親戚，很多都是在台灣工作過的移工，中文很好。我們去拜訪她的阿姨，以及片中的表姐，這些人的中文能力都還蠻好的。只有她的家人是完全不會中文的，這部分就完全要靠菲達蒂幫忙翻譯。

主持人 
因為你們是兩位導演的編制，請問一下平常如何分工？

鄭治明
麗如跟我共同導演。麗如主要負責企劃、選題、聯繫，與被攝者建立關係以及訪談，事後她會整理素材、做成腳本。而我的話是負責攝影、剪輯跟所有的後製，算是一個蠻精實的團隊。

主持人 
難得導演來到現場，先開放給現場觀眾，有任何問題想與導演交流，歡迎舉手發問。

Q1
導演好，我有個小問題想詢問。中文跟英文的片名不太一樣，中文片名《我家有棵芒果樹》蠻好理解的，也有特別拍芒果的那一幕。只是英文片名為什麼會是 Between the Shores 呢？

黃麗如
英文片名比較是我們想要談的主題，也就是「跨國移工」。她們在台灣或在各個國家，跨越了海洋與很長的距離，在「夢想」與「生存」之間的拉扯，所以叫做 Between the Shores。至於中文片名《我家有棵芒果樹》，治明一直覺得這個片名超爛的（笑）。

鄭治明
沒有到爛啦。

黃麗如
其實那時候想這個片名，是因為我們之前有一部作品叫做《青木瓜之味》，我就想說，可以有一種南洋水果系列的感覺（笑）。後來看了素材，菲達蒂家採芒果那一幕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一家人在那棵很大的芒果樹上爬來爬去摘芒果。在台灣，芒果樹作為經濟作物通常比較矮，會比較好採；但看她們家採摘時，我真的覺得蠻危險的，全家人都在樹上爬來爬去。所以我覺得《我家有棵芒果樹》這個名字是成立的。
實際上的來由其實是，因為在當地有語言障礙，我們拍了很多素材是先錄著、當下沒有追問她在講什麼，想讓她的情緒是完整的。很多素材拿回來之後，因為聽不懂，我找了我朋友家的印尼移工來幫忙聽。那個年輕女孩來我家聽，看到畫面就說：「欸，我家門口也有棵芒果樹！」她也說印尼很多人家門口都有芒果樹，我才想說，片名好像可以取叫《我家有棵芒果樹》。

Q2
謝謝兩位導演拍了這麼棒的紀錄片，我個人對移工議題也很感興趣，我想提兩個問題。第一，片中有一些飼養家禽、家畜的畫面，一開始有殺羊，後來有殺雞。導演們特別把這兩個「殺戮」的鏡頭剪進去，是不是有些特殊的符號或想法？
第二，關於女主角菲達蒂，她在台灣很辛苦地工作，回家之後，有點像是個文化或儀式，她必須把賺到的錢，作為紅包分送給朋友或親戚。每次回去似乎都有這樣子的負擔，包含她的孩子也會有一些物質上的需求。想知道，兩位導演私底下有沒有更深層地理解，她對於自己「作為一個物質提供者」——有時甚至是被迫提供物質給親友——的想法是什麼？

鄭治明 
其實菲達蒂花很大的力氣從移工的身份中脫離。的確，我自己的感覺是，雖然她當過移工，但我們並不想要把這部紀錄片定位成一部「移工紀錄片」，而是希望去呈現她做為一個女性、一個媽媽，或是一個藝術家的肖像。
關於殺羊與殺雞。在剪輯上我們調整過很多版本，殺羊一開始不在那個位置。後來決定放在前面，背後的考量是想讓觀眾有一種「跟台灣很不一樣狀態」的體感，告訴觀眾「我們真的到了印尼了」，所以把殺羊的部分提前了。那一幕本身，是她回家之後，家人為了慶祝她回去而真實發生的狀態，同時能跟台灣做出對比。
而殺雞的部分，在剪輯上的考慮是，在殺雞之前，她正在講述自己以前被性騷擾的那一段經歷。那段殺雞的影像會讓觀眾感到不舒服——我自己也覺得不舒服——後面拔雞毛時那種雞皮疙瘩的感覺，跟我聽她講述性騷擾經歷時的感受，對我來說是可以串在一起的。所以我才會把殺雞的畫面放在那邊。
紅包的問題，可以請麗如回答。

黃麗如 
關於紅包，我們從 2022 年開始跟菲達蒂及這些女性移工接觸，她們對於「回家」這件事是又愛又害怕的。害怕的原因就是回去要花很多錢，除了機票外，就像您說的，她們要包紅包給親朋好友與家人。因為你在外面賺了錢，你就是「全村的驕傲」，回來了，去這邊拜訪要包錢，去那邊也是；包含殺羊、請大家吃的飯也是，這確實是一筆負擔。
另外一個就是小孩，他們確實會覺得媽媽回來了，要帶我去哪裡買東西，媽媽有點像提款機。但對菲達蒂來講，因為長年不在身邊，那種愧疚感會讓她覺得，如果在金錢上能滿足孩子，可能是最直接的。所以那時候我們陪她去挑金飾，就會感覺那是她的一種彌補。但我們跟她在一起拍攝時，她常會說：「他們其實都不知道，我在台灣有多辛苦。」
這部片在鏡電視播放的同時，也有在 YouTube 線上首播，她的小孩在印尼有看到。菲達蒂後來跟我們說，她的小孩看過片之後，才知道原來媽媽在台灣經歷了這些事情。

主持人 
剛剛有提到片中捏麵人的畫面，當時她正在分享一個自己蠻私密的經歷。請問她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跟你們聊到這件事？你們最後又是怎麼處理這一段素材的？

鄭治明
其實我們很早就聽過她說過這段經歷，不過她一開始並沒有想揭露這段歷程。我們從前一部作品後拍她大概已經四年，直到這部片拍攝的某一天，她才覺得自己準備好了，可以讓這個東西被放進紀錄片中。
至於為什麼用「捏麵人」的方式呈現，我覺得如果只是單純做訪談，好像是在挖掘她的創傷給觀眾看，那樣的感覺對我來說是會讓人不太舒服的。因為她本身就有在做關於這個（創傷）經驗的藝術創作，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她已經準備好可以將這個經歷告訴大眾。因此，我們在片中好像也可透過，讓她在做黏土的過程中，一邊創作、一邊整理、一邊思考這段經歷，這樣呈現給觀眾，在影像的閱讀上是比較舒服的。
我們那時其實還拍了兩個版本，一個是講華語，一個是講印尼文，當下拍的時候沒有想太多為什麼要拍兩種。最後選擇了印尼文的版本，效果有兩個：第一，她講述的這種家護移工遭遇性騷擾的經驗，很多移工都有過，當她用印尼文講述時，她好像是在幫她的同袍發聲；另外是，她的女兒們在看這個影片時，也意外地直接聽懂媽媽在講的話，這段畫面也促成了她們母女之間的理解。

Q3
兩位導演好，看這部片最讓我感動的，是看到一個有才華的女性，如何在負擔家計、離鄉背井與實現自我夢想之間，尋找平衡、實現自我。在片中，我覺得印尼的女性個性非常直白，也非常的有主張。例如她提到要離婚時說：「如果這個爸爸不能夠讓孩子生活，那我幹嘛要丈夫？」這句話讓人印象深刻。就您們的觀察，主角菲達蒂這幾年的個性她有沒有什麼樣的改變？她現在已經脫離移工身份成為藝術家，她跟那群姐妹淘、還有在台灣的朋友，關係有沒有任何改變？
另外一個小問題，片中比較多似乎還是採用菲達蒂自己的獨白與互動，比較少看到家人心目中她的樣子。因為回老家像是衣錦還鄉，又肩負一家家計，不曉得你們有沒有試著去問問她的家人，他們眼中的姐姐、女兒是什麼樣的角色？

黃麗如 
關於第一個問題，從 2022 年跟她接觸到現在，我們覺得她改變蠻多的。2022 年的時候，她台中的小套房是很多女性移工週末會去的地方。五坪大的房間可能會擠幾十個人在那邊吃飯、睡覺，那個小套房很像她們在台灣的一個小家。後來菲達蒂越來越專注在她自己的創作和想做的事情上，跟原本的女性朋友就有了一點點距離。
相反地，她反而跟台灣的一些 NGO 團體互動更多，想要做更多具公眾性的事情。這一、兩年她都跟勞動部合作，幫忙做一些移工的家庭訪問的翻譯，去看每個移工的生活狀態。我覺得她現在的感覺又不太一樣了，她的個性是很剛烈的，她曾講過以前跟先生要離婚時，她生氣到想要去自殺，聽了會讓人很難過。
關於家人的部分，其實我們有訪問過她爸爸、媽媽和小孩，問過他們「你們眼中的菲達蒂是什麼樣的人」，只是後來沒有剪進去。為什麼沒剪進去，可以請治明分享。

鄭治明 
我其實有點忘記了，但女兒的部分還比較有印象。我們有透過翻譯軟體跟她的女兒溝通，也呈現了女兒是怎麼看媽媽的。女兒講的話其實讓我們蠻感動的，我們聽菲達蒂說，女兒以前抗拒去台灣，因為菲達蒂很希望女兒來台灣讀書，但女兒是很抗拒的；但在那個（用翻譯軟體）互動的當下，女兒竟然說她以後會想要去台灣，而且是為了幫助媽媽。這也可以看到我們如何與她們建立關係的過程，讓觀眾比較好理解。訪談的話我覺得好像比較生硬，她們可能也是第一次面對鏡頭，也不見得講得很自然跟自在，因此就沒有用訪談的影像。

黃麗如 
其實想一想，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在訪問她爸爸、媽媽時，我們的翻譯就是菲達蒂本人。其實就有點尷尬，因為當你問父母：「你覺得你女兒好不好？」，這種時候（女兒就在旁邊）他們一定說好嘛（笑）。那時候就覺得，其實應該要有另一個翻譯，不然親人其實很難暢所欲言。

Q4
我比較想表達感想。之前我在台北車站看過菲達蒂的故事，現在看到你們拍她回鄉的部分，有一種把她的經歷完整化的感覺。這讓我想起之前照顧我父親的移工，大部分女性都有類似的狀況——她們可能很辛苦的來台灣工作，最後常因為丈夫外遇而離婚。菲達蒂算是一個蠻有自己想法的人，並跳出移工身份建立自己的事業，很開心看到這一段，你們把她的故事拍得很好。

兩位導演 
謝謝。

主持人
請問兩位最後一個問題，你們已經認識被攝者這麼久了，也跟她一起回家待了七天，素材一定非常多。有沒有什麼是你們很喜歡、印象深刻，但最後因為片長或剪輯問題沒有放進去？

黃麗如 
有一個我們很喜歡的素材。菲達蒂回家鄉時拜訪了不同人，其中有去拜訪她阿姨。阿姨其實是影響菲達蒂來台灣的人，菲達蒂小時候看到阿姨的房子蓋得這麼大，知道去台灣可以賺錢蓋房子，於是就來了。有趣的是，阿姨家有一隻貓，名字叫「Sipit」，我們問她為什麼叫這個名字？

鄭治明
阿姨就說：「這個貓很像你們台灣人啊。」Sipit就是「小眼睛」的意思，她們都默默說：「你們台灣人都小眼睛」，還一邊講一邊笑。

主持人 
那治明有記得什麼印象深刻，但片子裡沒拍到的趣事嗎？

鄭治明
這是一個好笑的趣事，2022 年我們第一次去找菲達蒂時，她正在主持女英雄節的活動。那時候因為還在疫情期間，我戴著口罩，她在主持的時候突然對台下說：「那個攝影師，你把口罩拿下來。」
我想說為什麼要把口罩拿下來？但因為她是主持人，我不敢違抗，就照做了。拿下來之後，她講了一串印尼文，現場一大群印尼女性朋友的眼睛立刻發亮。後來我才知道，她跟台下的人說我長得很像印尼的一個男明星叫阿甘。後來我去查了照片，發現完全不像。但她一直催眠大家，只要我們一起遇到其他印尼人，她就會說：「欸，把口罩拿下來，你看他像不像！」那場活動後面，一堆印尼女性朋友來找我合照，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原來靠臉吃飯是這麼棒的感覺（笑）。
後來菲達蒂很常在開玩笑時叫我「老公」，雖然我沒有深究，但她可能在台灣不止一個「老公」了（笑）。我覺得跟她的關係很親近，跟以前拍移工的狀態蠻不一樣的。她是第一個與我們建立深刻朋友關係、即便沒有拍攝也持續互動的對象。有時她來台北辦護照也會找我們，算是蠻難得的緣分。而且我的市場原來在印尼！

主持人 
謝謝治明的分享，給了我們一個意想不到的結尾。我們再次感謝兩位導演來到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