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港反杜邦之後：一些社會運動工作者的畫像》映後座談
時間：05.06（三）13:00
地點：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大影格
主持人：杜麗琴
出席者：《鹿港反杜邦之後：一些社會運動工作者的畫像》導演李道明、 被攝者盧思岳、林美娜
攝影：Gelee
主持人
首先大家剛剛看完這個54分鐘的影片，應該心裡面非常感動，我自己至少是這樣子的情緒。那我想我們當作一個歷史的補課，我們來重新校準那個時間點，這個影像的拍攝是在37年前，但事件的發生應該是在40年前，所以它整體的時間長度是滿長的，大家可以從影片的時間軸，看出來它是一個歷史性的拍攝。所以當然不只是單純的反杜邦運動，還有其他的環保運動也在這裡面有討論。我想給大家一個背景，這個大概是在解嚴前，第一個台灣的環保的社會運動，很大型，而且它是成功的。那當時的參與者都在現場，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請他們先好好聊一聊。
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看了這個影片大家回想當時的情境，能不能先將觀影的這個心得跟想法，先跟我們的觀眾們分享？
盧思岳
好，那個第一個感想就是我那時候還滿帥的嘛（笑），30歲，現在年紀大了。我覺得李道明導演這部片子很特別，因為記錄社會運動的紀錄片也不少，特別是綠色小組，我後來還成為他們很多影片的台語配音員，所以我參與了很多，也被拍了很多。我自己也寫過報導，《人間》雜誌、鹿港反杜邦運動的刊物《鄉情》等，但是道明老師拍的這一部，拍到一部分別人沒有注意到的，就是參與運動這些人的背後，他的生活、家庭、他們怎麼看待家人的參與。
特別是你（李道明）好像是用我的好戰友粘錫麟和我，用我們兩個當切片。那我們在做反杜邦運動的時候，我是中學教師投入的，但是我另外一個身分是《人間》雜誌的特約記者，方便我跟民眾做接觸。然後那個是戒嚴時期的一個運動，但它跟當時很多反公害運動——比如新竹反第三化工、後勁反五輕等——已經在受害而抗爭的運動不同。反杜邦運動比較特殊一點是，政府的決策第一次遭到地方的抵抗，從經濟部到縣政府，到鎮公所那一系列的行政下來的決策，被我們所有人的參與，把它推翻了。這是第一次，並且還是一個美國的資本。
這也鼓舞了很多人，就是李道明導演想切入的那個點，那運動成功啦，戒嚴時期竟然成功！我們成功之後，這些人到哪裡去了？結果我是辭掉教職，就變成影片中描述的滿辛苦的三年的專職社會運動工作者。一直到後來，我跟林美娜一樣，在三月學運的時候，送了第一批睡袋的資源，然後報社通知我要面試，然後再回到三月學運的現場的時候，我已經變成了記者，我們交換了流浪的方向（笑）。後來我有找了一些正常的工作，記者、立法院辦公室、國會辦公室主任等。總之我很謝謝道明導演幫我留下了那個背後故事。我媽媽現在92歲，中度失智，我正在照顧她，她的身影也出現在影片裡。很謝謝這些紀錄。
林美娜
我是林美娜，我在《自立晚報》工作的將近10年當中，其實是很尷尬的，那風險也很大，我既是一個記者，我同時也使盡了能量報導環保運動。所以我就是比較不能夠上檯面（露面），因為我不知道哪一天我的老闆就要把我開除掉了。但是到之後，近10年，大家如果有看到反酒駕運動，那就是我們所推動的，那當然我就上檯面了，比較無所罣礙。那這個交通的運動，算是我人生最後一役了。鹿港反杜邦運動則是我人生社會大學的第一堂課。當時我在台北當記者，然後投審會通過了這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件外資投資案，還放鞭炮。那跟鹿港有什麼連結呢？跟鹿港的連結就是現在中研院的吳介民教授，當時帶領臺大學生去鹿港，做最原始的訪問與民意調查。吳介民當時打到報社來找我，說他們民意調查要有一個結果，問我們能不能報導。
那時候最特別的是，我跟吳介民約在兄弟飯店的一樓，他跟我說他會帶一朵花讓我們相認，因為那時候還在戒嚴，所以我們也不知道身邊有沒有什麼細胞，然後又素不相識。當時我們在《自立晚報》發表於二版頭條，一下把遠在天邊的鹿港小鎮的阿公、阿嬤的心聲，報到了台北媒體。
鹿港也沒有《自立晚報》，但鹿港的阿公、阿嬤，他們因為這篇民調，派人每天到彰化火車站去買自立晚報，沿路發行到所有地方，放在區公所公佈欄等。這樣持續了好一陣子，他們才知道原來自立晚報有一個記者在報導他們的事情……那我就先講到這裡，我還是非常高興，我在當時不足以上檯面，不過導演留下我37年以前自己的樣子。當然，我為了當這樣的記者，事實上也受到了當時主流媒體或者是前輩非常嚴厲的批判，我也被質疑。不過我到今天還是自己很肯定，很慶幸，也非常感謝鹿港的鄉親提供了這樣的機會，讓我上了社會大學的第一堂課。
李道明
雖然已經看了很多次了，還是要對所有接受我訪問的人表示非常地感謝，我先跟幾位已經過世的幾位片中出現的人物，表達我對他們的懷念。一個是陳秀賢，他在鹿港反杜邦裡面算是非常重要的人物，然後後來他在影片的訪問過程，他是擔任台南漁權會的總幹事，也為了片中有看到的養豬場事件，後來被判刑入獄。他、還有我們盧思岳老師等，幾位社會運動人士都被後來的郝柏村院長，稱為「環保流氓」，所以我們今天在座有非常多的「環保流氓」在這裡（笑）。
第二個要紀念的是粘錫麟老師，粘老師在做這部影片上，幫我非常多忙，他除了鹿港反杜邦裡面的要角以外，當時辭掉國中小老師的身分，全力投入環保運動，後來也做了綠色和平組織的副會長，那美娜後來也是綠色和平組織的重要人士。
再來就是林俊義教授，很不幸在去年年底11月的時候過世，那他當時在代表民進黨去競選，跟我們盧思岳一樣去競選，兩個都沒有當選，那林俊義教授當時是綠色和平組織的會長，然後粘錫麟是副會長，後來陳水扁當選了以後，他擔任台北市的環保局長，所以就離開了他的教職，然後開始從政，做到環保署署長、駐尚比亞大使、駐英國代表等，後來參加環保運動比較少，比較多是從政。
然後今天在座施信民教授，大家裡面有看到他其實title應該是「台灣環保聯盟的創會會長」，後來好像是張國龍教授去做會長。張國龍教授在今天這一部片裡面沒有出現，但是在《人民的聲音（環保篇）》裡面會出現，就是反核的部分。
那當然今天本來也有邀請王智章，但他有事情沒有辦法來。所以我非常謝謝所有接受訪問的這些人，然後我也非常謝謝那時候多面向工作室的工作人員，今天林建享也來了。
那拍這部片子，其實我基本上還是基於想要認識：是哪一些人犧牲了他們自己的生活，然後就投入了這個其實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我自己真的沒辦法全心投入這樣的東西，但是環保跟其他的社會運動，其實在台灣來講，是從1986年在解嚴之前，突然之間變成是一個很非常蓬勃的社會力的爆發，那個時候我剛好從國外回來，就開始看到這個部分，我只是覺得應該要為這個社會運動後面所看不到的，檯面後面的人（留下紀錄），我很好奇什麼樣的力量促使他們投入。
所以今天我們在座的兩位，他們其實後續仍然持續從事社會運動，美娜有個很重要的事情沒有提，其實就是新竹李長榮化工的抗爭跟新竹水源里的抗爭，其實美娜是最早跟綠色小組都在報導的。事情後來成功了，所以美娜有參與兩次成功的社會運動，然後後來有出一本書《台灣的綠色災難：台灣環保運動啟蒙紀實》，1989年——也就是這個片子在拍攝之前—由前衛出版社出版的。那美娜還有件事情是很重要，以前地下電台這個事情，因為以前廣播電台是沒有開放的，就是有一些地下電台的運動，大家就用政府沒有用到的頻道，組織各種不同的地下電台，美娜是「綠色和平廣播電台」的創台台長、「寶島新聲」的創台台長以及綠色和平的主持人。她後來其實最早是參與台權會（台灣人權促進會），接了陳菊的秘書長職務，因為陳菊後來去從政了，所以就由美娜來接替。所以她做過很多所謂「地下工作」（笑）。後來解嚴之後，他有做一些其他的記者協會、非凡電視的主持人等等，也持續在這個社會運動的工作，剛剛已經講過了，就是防止酒駕的推動。
那思岳他比較重要的，剛才他自己有提到了，他後來從事在921之後社造的工作。他參與最重要的就是台中的石岡社區、土牛社區營造，也拿過行政院921震災民間的重建貢獻獎，還有文化部在2022年也給他了一個文化部的社造貢獻獎，所以他在社造這塊，現在做得非常、非常多，現在也是台灣社造聯盟的榮譽理事長。那總而言之，他們都持續還在這個社會運動的路上，這是我非常佩服的。
主持人
那剛剛李老師對兩位被攝者有做了很多兩位到目前為止所做的事情的說明，那我這邊也再補充一下，李老師在拍攝完這個紀錄片之後，他持續當然在紀錄片的領域，持續在做著導演的工作。那多面向工作室的那段期間裡面，不管是在社會運動、在台灣的原住民文化，都有非常多的拍攝紀錄，保留這些珍貴的影像，老師除了自己在紀錄片上面持續耕耘之外，也在學校裡面教了30多年書。我想三位各自都在自己喜歡的領域，跟對社會有貢獻的領域裡面持續地耕耘，這也是我們非常感動的。今天三位在這邊，可以說是我們非常好的人生楷模。
那剛剛提到了三位後來所做的工作，等一下可能會想要補充，但是這個影像我想大家可能很好奇，剛剛我們一剛開頭有提到，它是37年前拍攝的，今天才是一個世界首映，那它背後一定有一些故事，在當時是被禁止或不能播放的，這個我就請李老師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李道明
不是影片本身被禁止播放，而是因為1985年的時候，我參加了金馬獎，那時候金馬獎有個所謂的紀錄片風波，那年就是不給紀錄片任何的獎項，然後就引起一片譁然，然後後來公共電視製播小組（今公視前身）成立了以後，他們就跟這當時的電影資料館——現在的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合辦一個座談會，談怎麼樣來推動台灣的紀錄片。那時候就有很多人就提議說，公共電視應該來扮演一推動紀錄片製作的角色，代表公共電視台參加會議的宋穎鶯小姐就說他會去提案，看是不是可以對外徵案。後來就徵案了，所以我就是第一個案子，因為台灣剛好在解嚴之後，所以社會產生很大的變化，我就提了一個五個片子的案子，通過了以後就開始拍攝。
第一個案子就是這個社會運動的案子，第二個案子，是要做政治的變化，那時候我請李泳泉老師去記錄臺北縣（今新北市）選縣長的選舉，那個時候是尤清跟李錫錕，他就記錄兩大陣營（競選過程）。結果開始做了以後，郝柏村先生就上台了，那個時候的公共電視是由行政院新聞局來監督的，那時候派了他們的副局長吳中立來監督，他就跟宋穎鶯講說：「現在什麼時候了，怎麼可以讓這樣的案子通過？通通取消！」然後宋穎鶯就很為難了，都已經簽約、發包了，然後我們的頭期款也拿到了，他就很為難地跟我講說：「他們說要停止這個案子，你第一集已經做完、交了，然後第二集，我們打算把你所有的拍攝帶全部買回去，然後就停止、不再做了。」我想說我們跟當事人都講好說要做這個片，你現在把我所有的片子買回去要做什麼？我也不知道、也沒有辦法控制，所以我就拒絕她。當然這個案子就無疾而終了，但是後來我還是有交，我把原來要拍成一部片子的，就拆成兩半，一半就是這一部片子《鹿港反杜邦之後：一些社會運動工作者的畫像》，那我就交給他，交給他以後就永遠不見天日，當然不會播。但是我自己有保留了一個拷貝，然後另外繼續拍攝，然後就完成了另外一部片子，就是《人民的聲音（環保篇）》，所以理論上把這兩部片子拼起來才是真正我原先想要做的，也會再長一點，大概是這樣的過程。
那其實後來有關於臺北縣長選舉的案子，我有請李泳泉老師剪出一個版本來，但是後來沒有錢，就沒有再繼續做下去，但是那個片子還在，如果大家有興趣，也許國影中心可以想辦法再來播放（笑）。
主持人
剛剛李老師有提到，《人民的聲音（環保篇）》是跟這部片子要合在一起看，那除了這個之外，其實今年也是綠色小組40週年，那剛剛老師在影片裡面也有拍攝到一些綠色小組當時拍攝的影像，所以我三位是不是也可以稍微幫我們回顧一下當時的社會環境，還沒解嚴當時的社會環境跟氛圍，裡面很多媒體、知識份子的關注，對於我們未來台灣社會的發展，從比較現在的角度回過去看，對台灣社會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還有對於你個人來講，繼續從事環保或社會的運動，有什麼樣的啟發？
林美娜
今天我帶來了這本書《台灣的綠色災難：台灣環保運動啟蒙紀實》。沒想到在37年前，我就已經產出了我這輩子的「遺物」。身為一名文字新聞記者，我感到非常幸運與慶幸。有多少新聞記者的報導，轉眼就成了昨天的歷史，甚至直接被丟進垃圾桶，但我37年前出版的這本書，卻扎扎實實地記錄了那個時代。
在當年的「杜邦案」中，最特別的是我參與了行政院的杜邦訪問團。在那個年代，政府為了單一投資案，竟然千里迢迢組團到美國參觀杜邦總公司，這在台灣歷史上可謂前所未有，而且訪問團還帶了許多鹿港當地的利害關係人同行。我記得在那個尚未解嚴的時代，社會充滿了性別限制。當時我想買間小房子，但在申請房貸時，銀行居然規定必須由男性擔任保人，不接受女性獨立擔保；而我當時身為單身女性，要申請美簽也極為困難。最後，全靠行政院出面當保人，我才順利拿到簽證，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出國，內心震撼無比。這趟美國之行，也讓我帶回了有別於國內所有媒體的獨家報導內容。結束美國的官方訪問後，我特地多留了一個禮拜。我前往麻省理工學院請教一位研究「海洋傾倒」的專家，向他請教核廢料的相關問題。
當我比其他人晚了一個星期回國時，我的社長吳豐山先生對我說：「人家別家報紙早就都寫光了，你現在才回來，要寫什麼？」 我回答他：「我寫的跟他們不一樣。」我非常感謝當年的《自立晚報》，與其說他們全然支持我，不如說他們也拿我沒辦法（笑），我是一個非常有使命感、非常努力，但也極其渺小的記者。那幾年裡，我幾乎把除了睡覺以外的所有時間都奉獻給了工作。別人的晚報記者可能一天只工作半天、三個小時，而我卻是全天候處於工作狀態。這趟訪美經驗，讓我回台後連續寫了超過三萬字。同時，我也在《自立晚報》的內部刊物中，寫下了許多不便對外公開的訪問團內幕。這些內容產生了巨大影響，促使行政院與投審會在審查杜邦案時，有了截然不同的思考。我記得後來杜邦的台灣區總經理柯思錄（Paul Costello）先生因為杜邦案受挫而被fired，在他離開台灣前，曾特別約我見面，送了我一份小禮物，如今回想起來，自己當時有些失禮，其實應該對他的遭遇表示安慰的。
那在當時，我們也是第一個在報社裡面跨縣市、跨路線做採訪的。我不只跑環保，不只跑鹿港，那鹿港是地方記者的線，我也去跑；我也去跑到經濟部、跑到投審會，那是我們經濟線記者的線。所以這整個的報導對我影響很大，我也覺得我就跟這幾個大型的環保運動核心夥伴形成了很深刻的友誼。 然而，遺憾的是，像是水源里李長榮化工案的高清波，因為生病而相對早逝；粘錫麟老師後來也凋零了；反五輕案的劉永鈴也已經離世。現在回過頭反省，我覺得他們當年都是懷著創傷離開的。當那場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告一段落、回歸平淡後，他們該如何自處？面對生活的回歸與失落，他們內心其實帶著深沉的創傷。每當想到這裡，我都感到無比的心疼與不忍。
盧思岳
好，那個談到當時的媒體，你們應該知道鹿港的反杜邦運動是1986年3月到1987年2月杜邦宣布撤廠才結束，整整一年。而1987年的7月1日才解除戒嚴，所以做鹿港反杜邦運動的時間，我那時還是一個中學教師嘛，那個時候還在戒嚴時期，當然我被跟監、被警告，甚至被告到學校去，被校長威脅要開除。
現在談到媒體，當時「綠色小組」有拍紀錄片，一開始像王智章他們本來沒有說要做專題，但他一來，覺得這裡太有生命力了！所以他就繼續拍。所以我們前半部有一些街頭抗爭他沒有拍到，後來《鹿港反杜邦運動》（1987）那部片裡面，有一些畫面是用照片取代，我們在街頭抗爭的場景，他只拍到第二次的街頭抗爭。
後來發展很有趣，因為在戒嚴時期，電視台就只能看三台，而報紙除了《自立晚報》有時候稍微比較敢講一點話，其他的就比較困難。所以綠色小組就成為當時，特別是影像媒體重要的一個發聲管道，開始累積影響力。我後來竟然成了綠色小組的台語配音員！他們有很多要配台語的，因為我的閩南語很流利，結果好幾部正式發行的紀錄片都是我配音的。他們那時沒有公司，都賞我幾瓶啤酒就把我打發了（笑），所以我變成了半個綠色小組的成員。你們去看他們有一些比較正式發行的紀錄片，裡面有很多都是我的聲音，所以我也「不小心」就涉入了媒體。
但當然，我為了工作，那時《人間》雜誌有給我一個特約記者工作，後來我就真的在上面寫了報導。那我在影片裡面不是說，我好像要休息一下、要轉型嗎？因為生活太不正常。在1990年3月，影片是1989年12月左右，還拍到我們競選的時候，後來我休息了一陣子，1990年三月學運爆發，我還去給前面台大氣象系大學生送第一批睡袋，那第一批睡袋是我送去的！上面還有勞動黨的徽章貼在上面。後來三月學運越滾越大，他們最後拍賣很多器材，連睡袋也在拍賣，我就去把那幾個睡袋又買了回來，很有趣，那就是第一批送達的睡袋。
然後更有趣的是，我找了第一份「正常」的工作——除了我以前當過老師以外，就是去當報社記者。我本來想說沒有希望啊，我搞社會運動的，怎麼有人會用我？結果《台灣時報》的王玉雲親自找我下高雄面試，面試完，我直接上三月學運的現場。因為運動還在持續嘛，但我已經變成記者了，已經有了採訪證，而且第一天就開始寫特稿！一個實習記者第一天就寫特稿，這個也是很意外的，因為我很了解那裡面的狀況。
媒體因為這樣的衝撞，包括像《自立晚報》的奮鬥，以及像綠色小組在體制外的（拍攝），都是在社會運動跟政治競選的抗爭場合在賣的，那時候錄影帶是可以賣的，從Beta賣到VHS，有很多民眾瘋狂地買，就變成社會政治運動的資金。傳統的媒體也慢慢被打破了。就我所知，有很多報社開始設了「社運線」記者。以前根本沒有什麼社運線！都是跑政府部會的。那我第一個接的也是給我社運線，但是董事長特別交代我說：「你以後是記者了，你不是那個（抗爭者）了，你不要再上去抗爭。」我就被特別這樣交代。那當然，我記得綠色小組那時候也有很多內部辯論：看到抗爭正激烈的時候，我們到底要放下攝影機去幫忙抗爭的人民，還是我們要繼續記錄？所以他們也面對這種內部的辯論跟掙扎，我也參與了討論。
後來媒體增加了社運線，有一些比較大的媒體，像《中國時報》系統還有《聯合報》，還會細分成工運的、學運的、然後環保的，還分成好幾線耶！可是社會運動最盛的九〇年代過去之後，很多報社又收回去了，剩下社運線，甚至連社運線也沒有了，就變成附屬的。所以其實剛剛美娜有講到，我們那個年代根本沒有環保署，沒有勞委會、勞動部，那都是被我們運動逼出來的！以前只有經濟部啊，所以經濟部決定要蓋杜邦在鹿港，你們還敢有什麼意見？（開玩笑）那時候根本沒有環保署可以幫我們講話，所以這是抗爭出來的，很多報社的路線也是這樣被打開的。
後來社會運動又稍微沉寂了，剩下政治運動，所以政治部分的記者又增加了。我後來也被授命、算升官嘛，我就跑民進黨、又跑國民黨、又跑中常會、又跑行政院，後來成為政治組召集人。我在《台灣時報》三年半，大概很快就跑遍了很多很多路線，就是人家認為當紅的路線。那我說我要留在社運線，他們說：「現在社會運動沒有那麼多新聞了，不用專門養你一個記者。」（笑）所以「媒體」阿，其實是老百姓的行動、實踐跟反抗，去逼出它調整路線的，我覺得這很重要，連公視也是這樣被逼出來的。後來我又離開媒體，搞過影像公司，然後去當王拓委員的國會辦公室主任，當了兩年多。可是我在媒體的時候，其實我私下還是有在做社會運動，沒有遵守我們老闆的交代（笑）。那時候因為我已經轉進工運了，我大概在環保跟各種運動參與了大半年、七、八個月之後，我就專注投入工運。後來被判刑，也是因為工運——豐原客運罷工案（1989）。那時候我當記者跑社運路線，工運也包含在內。當時有「三法一案」（1992）運動，三法就是《勞動基準法》、《工會法》跟《勞資爭議處理法》，我被組織任命負責《勞資爭議處理法》的教材，我還利用當記者休假的時候，到很多地方的工廠去做勞工教育。所以私底下我還是（在做運動），但在檯面上的時候，我就是一個記者。那時候常常在採訪社運的時候，汽油彈就從我的身邊丟過去，還擦過我的手臂外側，就是這樣的一個畫面，現在想起來很有趣啦。
然後講到社區營造，等一下有機會我再補充，這跟社會運動相比，它是一個最溫和的社會運動。
林美娜
我可以在這裡回應一下，我也是綠色小組的台語旁白無酬的義工（笑）。當然現在看起來，我是非常感謝，還留下了我的聲音。那就因為參與了這些環保運動之後，我們也在自己的報社發起、籌設工會。我是《自立》報系工會的發起人之一，也是後來第一位的首席勞方代表，意思就是我必須承理監事之命、戴著鋼盔去跟老闆談判！所以在1991年的時候，我們經過工會的不斷抗爭，爭取到了優退。本來優退對象只有250名的藍領員工為主，後來爭取到174人優退「+1」——那個「+1」就是我！我是自己去從事工會運動的。然後我從此就再也進不了一般性的媒體了，這也是我意想不到的，因為我是讀文化新聞系的，古典新聞畢業的，但是從此我就沒有辦法再回到一般的媒體機構了。這也是我不知不覺中，就走了一條所謂「人煙稀少」的路，就這樣形成了。但是我們自立工會也破了很多項的紀錄，成為媒體界（標竿），我們所爭取到優退這樣的慣例，後來也分享給很多新聞界的同儕，讓大家未來也都能得到同等的待遇。
主持人
好，那我想剛剛的分享都非常的有趣，也飽含了人生的經歷。因為這一場的時間限制，我們現在可能要先在這邊告一個段落，但是我們等一下在場外，還是可以持續跟大家交流。那今天施教授也有來，建享也有來，我想我們等一下的交流也可以一起在外面。
最後，我們還是請施教授再稍微回應一下，我們剛剛聽到的三位的分享。
施信民
我想首先，要感謝李道明教授當年的拍攝，讓我們過去的影像能夠留下來。剛剛我也出現在影片裡面，所以我想我就來補充一下。簡單來講，反杜邦運動是我參加環保運動的第一個運動。當時台大學生他們出版了杜邦案的調查報告書，在報告書裡面，他們請我寫了有關杜邦二氧化鈦廠的製程以及它會產生什麼樣的污染。那之後，就開始有很多人邀約我去參加相關的演講。我第一次用台語演講，就是在鹿港反杜邦的相關會議上面。當然，那個時候還是戒嚴時代，所以你要做這種公開的演講，都是有調查局在現場監聽、監視，記錄著「施教授也有參加」等等。我想我的參與可以說是另外一種參與，因為我本身在大學裡面當老師，所以這等於是「書生報國」的一種做法。另外，也因為我的參與，帶動了許多大學老師，讓他們也願意站出來，這當然也進一步影響了學生、讓學生願意來參加。
在戒嚴時代，這種公開的、反公害的運動，可以說是帶動台灣民主化非常重要的運動。因為這是有關人民死活的切身問題，所以政府不敢輕易用戒嚴的方式，強制把你判刑或者抓去關。因此，這可以說是突破戒嚴體制限制的一個很重要的運動。反公害運動、環保運動，可以說是催促了台灣民主化的運動。所以剛剛有問到說，後續的影響是什麼？我想重要的就是，在台灣民主與本土化的進程裡面，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推動力量。因為它讓各地的鄉親們能夠站出來，讓他們可以關心自己地方的事務。所以，本土化、民主化，整個台灣就是這樣進步過來的。我想做這樣的補充，謝謝！
主持人
謝謝施教授，我想今天非常難得，那請大家再次熱烈掌聲，謝謝四位分享。那我們等一下在外場外也可以持續交流，如果有問題也可以當面請教。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