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切片｜意識流變：戰爭與台灣兵的回望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台灣人被動員投入戰場，其中多人擔任戰俘監視員，於戰後受審，或入獄服刑或遭處決。戰爭的遭遇，被留下的人們視為生命史中幽暗不堪的回憶。作者從自家長輩的經歷出發，走訪逐漸凋零的老者。記述跨越兩個時代的認同危機，以及與政府對峙卻徒勞的抗爭歷程，見證戰後國家制度如何否決與重塑個人生命。

陳志和：「（拍攝初衷和目的）最主要還是記錄台灣的歷史，因為很多東西都不停消失，包括這些長者的生命。把這些記錄下來，至少會留下一些資料，久了之後，許多人就會了解過去，明白這段歷史。很特別的是，這一代人很像『夾心餅乾』，他們處在日本和中華民國的身分轉換當中，而且又是戰犯，但為什麼會變成戰犯，則有眾多因素。從這特殊的身分裡、從這段歷史裡，可以看到台灣人是怎麼樣的一種狀態，他的身分和生命在這段重要的轉換過程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這是我認為應該要被記錄下來的，相信大家在看片時也可以從中體會。我們必須要有自己對於歷史和土地的觀點，要更有自己立場的能量。不然有很多事情可能無法達成，這便起因於國家定位上的困難。」

——節錄自〈專訪陳志和導演談《赤陽》〉，《紀工報》網站，第十期，2009年7月

反共抗俄的年代，4,000多名青年於1950年參加「台灣軍士教導團」，擬於訓練期滿後擔任台灣新軍幹部。沒過多久卻突接「歸休」令，就此待命50多年，未能退伍。以諧擬政宣口吻的旁白，幽默串接訪談，看見政治力量如何箝制思想、規訓身體、噤聲異見，也藉親歷不同戰事的受訪者經歷，展開「為誰而戰」的思索。

郭亮吟：「2011年3月12日，因爲《軍教男兒》獲得台灣金穗獎最佳紀錄片，我透過電腦連線在東京接受台灣記者的採訪。前一天，日本剛發生311大地震，福島核電廠隨時可能爐心熔燬，輻射塵飄至東京。採訪結束，我背起行李離開工作室，回望一瞥，想自己可能失去所有。這場地震帶來的影響超過預期。《軍教男兒》出版發行延宕，我同時趕著製作下一部紀錄片，錯過了在台灣各地舉辦巡迴放映會的機會。對於台灣軍士教導團前輩們，我內心有許多的遺憾與歉意，感謝台灣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這次寶貴的放映機會。我計畫為影片製作台文字幕，並期許另一個新的開始。」

二戰時的台灣隸屬日本帝國。本片以此為題，努力挖掘和重新整理此期間的隱藏記憶，探索在帝國內的台籍士兵、醫生，與生活在東南亞的海外台人之經歷。全片從兒子對父親的提問開場，透過跨世代的對話、家書、日記和家庭成員之間的影像，探討台灣歷史記憶的複雜性，以及這時期存在的各種身分。

廖克發：「這部片無法以台灣、馬來西亞或新加坡任何地方的本位來思考，因為面對各地的事件，我認為都應以人本態度去責問、思考和反省。片中我同樣問馬來西亞人，我們可以為了村子不被屠殺而獻出慰安婦嗎？我們要為了懲罰而公審慰安婦的家屬嗎？我們應該相信人性是脆弱的，所有人都會為了生存做出各種可怕的事。我不認為人可以覺得自己是正義的，所有邪惡的理由和正義的理由都很相似。訪問中，唯一必須而且直接傷害他人的是日本老兵，但我也選擇花些篇幅去陳述他們的痛楚。這不是責怪他們可能做過的事，而是質問，人為什麼可以選擇沉默？我們不應該相信人性是本善的，或認為只有少數邪惡的人會造成無辜的人受害，因為這是大部分旁觀者合理化自己旁觀的理由。所以更適切地說，人總是隨時合理化自己自私的行為和記憶，我們應該提醒自己『謹慎』地當一個人。」

《檔案／李光輝》是一部長約30分鐘的影片剪葉，出自張照堂於1970年代任職中視攝影記者期間，在制式新聞工作的縫隙中獨立留存的拍攝母帶與影音檔案。影像拍攝於1975至1979年間，記錄台籍原住民日本兵李光輝（阿美族名史尼育唔，日文名中村輝夫）自印尼被發現、返抵台灣、回到原鄉，短暫成為媒體焦點，直至因肺癌病逝的生命末段，亦包含其1977年於台北稻草人咖啡廳，與民間歌者陳達同處一室、靜聽其吟唱的片段。

作為二戰期間被派往印尼摩羅泰島，並在戰後不知日本已投降而獨自在叢林中躲藏近30年的殘留日本兵，李光輝長期處於與近代時間秩序、社會關係與語言系統全面脫節的狀態。這段極端的離群索居經驗，不僅深刻形塑了其生存方式，也使其返抵現代社會後，始終處於難以被理解與安置，卻又被迫暴露於公共凝視之下的矛盾位置。

這批影像並非為完成既定作品而拍攝，而更接近張照堂長期實踐的影像筆記：即時、少經修辭，卻對時代氣氛、歷史斷裂與庶民處境保持高度敏感。片中正式採訪與零星側寫交錯並置：一方面是政治權力試圖加以規訓，官方活動接連展開，甚至要求他唱出全然陌生的「中華民國」國歌；另一方面，媒體在情感動員的歸鄉敘事之外，亦急於替其投射立場與情緒。

二戰末期，8,000多名台灣少年接受日本政府動員募集，前往海軍工廠生產軍機。戰後的他們立於時代與政權的間隙，選擇的歸處不一，卻同樣面臨適應求存的艱難。面對歷史之重，本片不見憤愾悲情，反以溫暖旁白串連檔案文獻及訪談，徐緩道出動盪時代下個人的奮力追求與無奈流轉，從中折射出立體交錯的身分歸屬與情感。

郭亮吟：「《綠的海平線》首映至今已過20年。我曾以為影片主題是『離／別』，但現在的我覺得是『相／遇』。檔案、老照片與歷史影片的搜尋與再現，以及當事者、創作者與觀眾們的交流跨越了國境、時空，使人與人再度相遇。製作初期，仍屬撥接上網、無檔案數位查詢系統、無Google地圖、無智慧型手機的年代，用影帶拍攝，硬碟量小且昂貴，我珍惜這一切的『相／遇』。《綠的海平線》原本就『厄聽厄看』，對20年後的年輕觀眾來說，可能難上加難，但請諒解這些『厄』有它存在的價值。期待『綠的海平線』再度與台灣觀眾相見，也藉此機會，讓我向台灣少年工前輩們致上最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