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訊》映後座談
時間：2026.05.03（SUN）10:30
地點： 新光影城1廳
主持人：陳婉伶
出席者：《雜訊》導演 鄭惠真
譯者：葛增娜
攝影：余芬妮
主持人
那首先先請導演自我介紹一下做了什麼樣的創作？
導演
首先，感謝大家週日中午沒有睡午覺來到這裡。我目前是在荷蘭海牙製作影像還有媒體創作，我是鄭惠真。這部短片是我的畢業作品。我在荷蘭海牙主修空間設計與工業設計，而在此之前，大學曾在韓國主修社會學。但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將自己的故事與這些背景結合，並透過影像把故事說出來。
主持人
剛剛講到導演的背景，不管是社會學或空間、工業設計，在影像與敘事上都能看出他過去所受的訓練對影片的影響，不管是對社會勞工、身體狀態、身體再現的各種反思。我想先請導演回到起點，一開始從「耳鳴」的經驗出發，是怎麼樣連結到爺爺的狀態以及韓國社會裡的移工議題的？
導演
當我遇到聽力損失時，突然有一天耳鳴就找上了我。那時候我的左耳是正常的，但右耳卻發生了耳鳴與聽損。因為這是一個突如其來的狀況，讓我感到非常憂鬱，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
後來，我決定把這個經驗分享出來，結果發現許多有類似經驗的人一一找上我。很多人跟我說，他們的媽媽、叔叔、阿姨也有相同的情況，而這些情況大部分是因為過勞或過度工作所引起的。這讓我知道，這件事不只是我一個人的問題，也不只有我一個人在痛苦。
在韓國有很多外籍移工，他們處於更弱勢的地位，且沒有精確的統計資料可以查詢。所以我聯絡了在泰國的韓國教會團體，那裡大約有30到40人出席，我發現其中就有3位有著同樣的症狀。我透過訪談他們來製作這個故事，希望個人的痛苦不要只被孤立在個人身上，而是能讓人感受到這是整個社會普遍的痛苦。
主持人
這部影片跟聲音很有關係，在20分鐘的短片篇幅裡，導演是怎麼思考並建構裡面的聲音設計的？
導演
這部電影在製作上受到了德瑞克·賈曼（Derek Jarman）的電影《藍》（Blue）很大的影響。我想傳遞「聲音的力量」，並希望在聲音設計上，讓觀眾也能稍微體驗我所經歷的這種不平衡的聽覺生理現象。
Q1
剛剛提到人類身體逐漸變得像機器的隱喻，讓人想到《我們不是機器》這本書。好奇導演在目前聽力仍有受損的情況下，聲音設計上遇到什麼困難？是怎麼和團隊協調的？
導演
聽到有人對機器的隱喻有共鳴，我覺得非常有趣。我目前還是有聽損跟耳鳴的狀態，所以在面向前方時是聽不到立體音的，工作時我必須把左邊的耳朵朝前來進行。
關於聲音設計，是我親自去進行田野錄音（Field Recording）收集素材，再跟聲音設計師溝通想要呈現的感覺。因為耳鳴是一種非常主觀的感受，即使同樣有耳鳴的人，聽到的聲音可能都不一樣，很難用語言精準表述，所以溝通上會有一些落差和困難。但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透過聲音設計加入不同的詮釋，讓大家有不同的聽覺感受，其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Q2
導演處理鏡頭的方式很特別：所有人物都沒有露臉（一開始的女性、男性的照片），也沒有介紹；在處理群眾運動時畫面變成了紅色；而在處理廢墟空間時，背後有什麼樣的邏輯概念？
導演
關於人物沒有臉部（包含旁白的我、爺爺的照片、泰國移工），是因為在製作這部探討勞工議題的電影時，我想有別於一般既定的紀錄片拍攝手法。尤其是泰國移工，我不想要只是把他們放在鏡頭前打光、採訪，然後在電影裡消費他們的影像來訴求什麼。另一方面，韓國的勞工在社會中其實是「不被看見的」，我想反映這個現實，所以全片所有的人物都沒有露出臉部。
關於紅色，在華語圈紅色可能有不同的意義，但在韓國，紅色是比較禁忌的（例如帶有共產黨／紅色的標籤）。我希望能帶來一種強烈的反差與印象，它可以代表血，也可以代表各種強烈的意義，我想用強烈的視覺與聲音一起傳達給觀眾。
至於廢墟的畫面，韓國現在首爾各地還在進行都市更新，他們對待三、四十年的老舊建築的方式，就是把整個大區域完全推平，然後建起新的高層公寓大樓。我認為韓國社會對待這些老舊房屋的方式，非常像他們對待受損的勞工身體的方式，所以我使用了這個畫面來隱喻勞工的身體。
Q3
請問整個過程是先有聲音的素材，還是先有影像？
導演
這兩個都不是最先的。最一開始先有的是故事與文本的內容。基於故事文本，有時候是先想到視覺元素，有時候是先想到聽覺元素，整個過程是同時進行的。就像寫詩一樣，我不斷地剪下、貼上、重新排列文本，同時處理聲音和影像。
Q4
請問片頭一開始出現的那位女性是誰？為什麼要放在影片裡面？
導演
一開始出現的女性是我的奶奶。爺爺過世之後，我覺得那個家裡留下來的風景、空間裡的人與所有事物，都處於一種停滯的狀態。奶奶在經歷了巨大的喪失之後，也呈現出停滯的生活模樣。我想把那種在經歷日常的喪失後，痛苦持續發生的停滯現場給記錄下來。
主持人
導演目前在荷蘭，這部作品在不同文化的觀眾群裡放映時，觀眾通常是怎麼看的呢？台灣應該是亞洲第一個上映的國家。
導演
之前主要是在歐洲的影展放映，歐洲的觀眾通常會詢問「形式」上的問題，例如覺得這是很新的實驗形式、是怎麼設計出來的。但在那裡遇到的亞洲觀眾，反而都會跟我聊「內容」，跟我說他們的國家裡也有同樣的情況或類似的人正在經歷這些事，這點讓印象很深刻。去歐洲對我來說像是一種精神上的餘裕，就像要離開森林才看得到森林的全貌，讓我可以回看亞洲社會的狀況。但我還是想持續講述關於亞洲或韓國社會的故事，所以不久後應該會搬回亞洲。
主持人
當時在創作這部片的時候，是一開始就預設要做成短片嗎？還是有什麼因素讓它最後變成這樣的長度？
導演
一開始其實沒有打算要拍電影，這部作品原本是展覽中的裝置藝術。後來它開始在紀錄片的脈絡下被介紹，我才開始了解紀錄片這個領域，並驚訝地發現紀錄片原來是在電影最前線、包容性很大且很有實驗性的一個領域。 會成為現在這個短片的長度，是因為我當時處於一種充滿危機感的狀態，就像饒舌一樣，急著把所有的話都吐出來，所以才產生了這個長度。
主持人
最後導演有沒有想要對觀眾說什麼？或者希望觀眾帶走什麼樣的感受？
導演
非常感謝能來到台灣，擁有和台灣觀眾交流與連結的經驗。我希望東亞的國家之間能有更多的交流與連帶（Solidarity）。因為我們所經歷的這些痛苦，不僅僅是個人的痛苦而已，希望能透過彼此更多的連結與團結，一起去改變這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