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自由之路》映後座談

時間：05.03 SUN 21:40
地點：新光影城三廳
主持人：彭緯宸
出席影人：《我們的自由之路》製片 Irene GUTIERREZ
譯者：林若瑄
攝影：李幼涵

製片
謝謝大家這麼晚來看片。導演大衛．賓貢（David BINGONG）其實也很想來現場，他知道這部片是在這裡進行亞洲首映，但今天同時也是這部片的非洲首映，所以他正在塞內加爾的影展參加映後活動，無法來到現場，這部片在那得到了評審團特別提及獎，他很高興，也想跟大家說聲哈囉。

主持人
座談一開始想要先請問 Irene，導演大衛在旅程的開始前就決定要拿起攝影機記錄整趟旅程嗎？他有想過，這些影像最後會被剪輯成一部電影嗎

製片
導演大衛一開始有攝影機可以拍攝，是因為 2014 年時有一位西班牙的報社記者把攝影機給了他。那位記者當時想寫一篇關於難民危機的文章，需要一些畫面，所以請大衛幫忙。其實一開始拍攝蠻困難的，因為大衛的夥伴們並不相信「被拍」這件事，所以不太願意入鏡，大衛在群體中擔任藝術家角色，同時也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起初沒拍太多。兩年後，那位記者覺得大衛拍攝的畫面與報導無關，所以沒有使用，且因為他成為父親之後變得很忙碌，最後連文章也沒寫成。

我跟大衛是在 2014 年第一次真正見到面，當時我與朋友 Yussef 正幫一家荷蘭電視台拍紀錄片，主題也是關於「邊境」，我們得知大衛一行人成功跨越邊境來到我的家鄉西班牙休達（Ceuta）後，我便與他約在市中心見面。那時我正在研究跨越邊境的影像，尤其是從非洲跨越到歐洲的邊境影像，我知道大衛應該是該區域唯一有在跨越邊境過程中拍攝的人，我詢問能否為了學術用途觀看那些影像？大衛答應了。看過素材後，我覺得它們能被組成一部電影，但當時我沒有資金。大衛起初拍攝素材只是想給朋友們留下回憶，甚至給他們未來的子孫看，沒想過公開上映；直到後來我申請到第一筆7000 歐元的獎金，啟動紀錄片計畫後，才請大衛詢問他的朋友是否同意出現在片中。

我覺得這部片最美的地方在於，導演起初並非想拍一部很專業的電影，也沒有以「影人」自居。他不像讀過電影學校的人會想很多關於構圖或美學的事，他只是拍下當下，而這件事是非常不平凡且奇妙的。

主持人
在計畫催生後，除了大衛記錄旅程的原始影像，開場也有一些他現在的影像及較新的畫面，在片尾名單中，我們可以看到Irene有協助一部分的攝影工作，這中間是否有拍攝後但沒放進去的片段？哪些片段是由Irene負責協助的，能否請您分享一下？

製片
我與大衛在2015 年他穿越邊境後見面，那時我申請到難民居留中心的拍攝許可，拍了他與朋友的一天。當時我拍了很多畫面，包括他離開庇護中心，去市中心街道放鬆的樣子，但後來覺得這些畫面不太合適，因為那是從我的觀點出發的拍攝，有經過構圖和設計，與這部片的調性不合，所以後來沒放進去。但我們決定加入一些其他素材，例如西班牙休達海灘的監視器畫面，當時海灘事件的真實死亡人數應該是 83 人，可是官方公布的數字卻遠低於此，而且警方在現場有用橡膠彈射擊，這些畫面並未廣為流傳，網路上的多是經過剪輯的，最重要的是，事件後無人受罰。還有另一個畫面是有人扛著屍體，那是我在進行博士研究時在臉書找到的，大衛當時也不知道那些素材的來源。我們將這些不同來源的素材串在一起，是為了更完整呈現這個越境的故事。

Q1
想請問片中出現的都是喀麥隆人嗎？還是也有其他西非國家的人？他們是在摩洛哥工作時遇到什麼問題才想跨越邊境？主要原因是因為貧窮嗎？

製片
你看到片中這群人的數量大約是 260人，當中也有少數的女性，他們來自賴比瑞亞、馬利、塞內加爾等國，但主要還是來自喀麥隆。這些移民在摩洛哥處境艱難，因為摩洛哥警方會與歐洲合作針對移民，他們每天都面臨被遣返到南方的風險，可能突然被抓走丟到沙漠，不給予水、電和食物，甚至私人物品會被燒掉。雖然曾經有些安全地區可以工作，例如阿爾及利亞，但現在也不安全了。以前他們覺得南方較安全，因為身處北方會被送回南方，但現在警方也會去南方巡邏，不管南北都不安全了。

塞內加爾有很多移民渡海去歐洲，平均每五人就有一、兩人死亡。滯留摩洛哥的難民非常疲累辛苦，隨時會被警方毆打，片中的其中一人就被打到手斷，導致他無法跳過柵欄離開摩洛哥，只能留在摩洛哥，且無法工作。拍攝完一年後，我回到他們札營的地方，因為我聽聞有兩位年輕人在那邊過世，我想去找到遺體，拍照給家屬看，並安排將遺體送回故鄉，而他們也是被控制邊境的警察打死的。2015 年之後，難民問題日益嚴重，以前的安全地帶已不復存在，連阿爾及利亞也不再安全。歐洲一直在影響非洲的移民控管政策，每年花費數百萬納稅錢支持非洲政府去控制這些移民與難民。

補充一點，我曾問過大衛為何想移民？他說他母親務農，要看天吃飯，但他的人生有其他夢想與想做的事，所以決定移民。

Q2
想請製片分享更多關於偷渡客組織運作的細節。這個組織的體系、計劃形式、決策方式，以及是否有明確的領導者與分工？

製片
這些團體確實有領導者，例如我認識的一位叫Delon，當我認識他的時候，我就明白他為什麼會是團體的領導者，他其實身材不高，只有 150 公分，而這些團體中很多男性都有200 公分左右吧。我會知道他是領導者，是因為他非常有魅力，他能夠在緊急時刻穩定士氣，非常會組織，也知道自己身負重任。如同大衛在片中所說，只要有人把這個團體資訊偷偷告訴邊境警察的話，他們一群人有可能就會喪命，所以他們必須好好遵循領導者給的指示。

其實在大衛他們這一群人跨越邊境之前，有一大群大概 180 人，也做了類似的嘗試——他們透過陸路跨越邊境，抵達邊界時，遇到了邊界的警察，他們就待在那邊，不願意走，但最後還是被警察給強制驅離，把他們推回去。所以經過那一次經驗，大衛他們就知道不能透過陸路越境，必須要走海路，但他們之中仍然有人未遵循領導，自行去走陸路，後來的確又被警察遣返；如果走水路的話，比較難被警察遣返。大衛那一群人非常團結，他們來自非常多國家，有非常多種族的人，每個人都講不一樣的方言，但他們有著共同的目標。

Q3
謝謝你們製作這部片。我好奇從 2015 年至今也十年了，片中人物現在的生活如何？他們做什麼工作？是否有人後悔來到歐洲？另外，當初有考慮補拍他們抵達後的畫面嗎？為何決定保持素材的原樣？

製片
他們大部分的人現在都過得滿好的。像大衛跟他的幾位朋友現在住在馬德里，大衛也帶他的朋友一起參加了馬德里的影展的放映，他們有出席映後Q&A，影片還得到了特別提及獎。其他人則移民到不同的國家，像是加拿大、比利時、德國，主要是移民到法國，也有一些是去西班牙。

大衛他現在比較喜歡劇場，他五月有一齣新戲要上演，叫做《Roots》，是關於三位在獨立運動裡喪命的領導者的故事，其他人對於拍片這件事情則比較沒有那麼感興趣，他們現在好像也不太願意被拍了，他們現在都在各自的國家拿著臨時居留證，大概也幾乎都快要能取得永久居留了。

大衛現在即將成為一名父親，他還有一個新的夢想是參選國會議員，關於他的從政之路，我們也有把它記錄拍攝下來，我想歐洲的議會需要更多像大衛這樣子的人。其他人基本上都是在工作，生活也過得蠻好的，有些人結婚了，大部分的人也都可以回母國看自己的親人。而這部電影下周要在巴賽隆納上映，有五六位片中被攝者剛好住在那附近，他們也會去參加放映的活動。

主持人
剛才也問到是否有想過把現況加入電影中？

製片
沒有，我們當時沒有想要繼續拍攝了，因為我覺得這部片就應該是大衛的片。我們選擇停在他抵達西班牙，代表他的旅程還沒有結束，他還有更多的挑戰要去面對，對我來說，我現在其實也沒有住在馬德里了，所以這部片大概就告一段落。

2019年的時候，我在馬德里做研究的同時，舉辦了一個工作坊，有邀請到大衛的友人來參與，那個工作坊大概就是這個計畫的最後一個拍攝

Q4
我很好奇他們是怎麼拿到居留證的？政府有介入幫忙嗎？

製片
在西班牙，若居住滿 5 年且無犯罪紀錄，可申請暫時居留；若能證明自己有一份穩定工作，則可申請永久居留。

的確，他們當時是非法入境，他們來到難民拘留中心時，也被詢問來自哪裡等等問題，如果他們當時如實回答的話，大概就會被遣返，但因為他們講的是一個並沒有簽雙邊協議的國家，所以他們沒有被遣返。後來，因為沒有人可以證明他們來自哪裡，過了三個月之後，他們就被送到西班牙的本土，那時候就會有非營利組織介入去協助他們。其實這三個月過後，官方也沒有對他們提出更多的問題，後來大衛甚至還在那個非營利組織工作，他現在則是在一個大樓裡做警衛、管理員。這大概是要入境西班牙、申請西班牙簽證的程序。

現在西班牙其實已經通過一個法律了。長期以來，每年大概會有50 幾萬的移民來到西班牙，為了要讓申請居留的程序更流暢、更透明，政府立法規範，標明流程應該要怎麼走，所以現在這個流程已經非常順暢。剛才提到大衛想從政，如果他確定參政，我們也會再拍成電影。

主持人
好，因為時間關係，若還有問題可以到廳外與Irene 交流。謝謝大家來看放映，也謝謝Irene帶給我們精彩的幕後故事，並感謝口譯若瑄。離場時記得投觀眾票選單。下一場放映 Irene 也會參與映後，喜歡這部電影的話可以推薦給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