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座標》映後座談
時間：2026.05.01 (FRI) 14:30
地點：新光1廳
主持人：林木材
出席影人：《記憶座標》導演 陳巧真
攝影：李妍萱
主持人
首先請巧真和大家介紹一下，這部作品是如何誕生的？
導演
《記憶座標》算是我最近在做的眾多計畫中，一個小小部分吧，我從這之中將它拼湊出來。最近幾年，香港很多地方，或者說空間裡的某個部分消失了。我覺得一個地方不見之後，其實不只是那個空間，包括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對那個地方記憶，也會慢慢改變。因此，我就把這些地方連接起來，用這些空間去講述這幾年的一些感受。
主持人
作品前半段是Google街景，後段則是你實地拍攝。你再挑選這些地方時，有沒有什麼很明確的想法？
導演
維多利亞公園是我一直在記錄的地方，彌敦道則是我跟著被攝者談到，跟著Google街景走，慢慢地就突然間轉入了那裡。彌敦道對我來說，有很多很多層面的不同記憶，也包括我正在拍的人，他對那個街道記憶。因此我才會在那邊中斷，切入別人記憶裡的故事，用一個物理空間將兩段連起來。
主持人
片中你一直寫信給一位CR，我們看到的是你單方面寫給他。我很好奇他的回信，以及「寫信」這件事對你來說有什麼意義？
導演
寫信的經驗其實也蠻複雜的。我要選擇寫什麼東西進去，是個很燒腦的事，因為許多細膩的情感、見面不方便說的話，就只能透過文字去傳達。我沒有在片中放他的回信，是一個很直覺的選擇，因為現在這樣的聲音本來就在公共空間中缺席了，我們也聽不到。
主持人
請談一下形式上的思考。比如說，你選擇了黑白、讓很多東西刻意變得模糊。我們看不到比較大的全景，大部分是特寫或柔焦。這是回應到你個人的記憶層面嗎？還是你認為這樣的形式更可以將你的感受講出來？
導演
我自己處理這種記憶的時候，其實很多事沒有很清晰，不管是它的表面、事件的來源或邏輯，都經常是很混亂的狀態——我想把這個質感呈現出來。我覺得很多事，尤其最近幾年世界變化得很快、技術一直在改變，可是人的感受、情感跟記憶的方法依舊是可以跟別人連結的。因此，我希望用這個方法，讓觀眾進入一個抽象的空間，從中找到自己某一個地方的回憶。
Q1
片中有兩幕關於祭祀獻花的場景，也看到一些人群把它們移開．是否可以多補充一點？
導演
那個空間在（地鐵）太子站外面，2019、2020年時有很多人都會去那邊獻花、悼念，對香港來說，算是充滿集體回憶的空間。其中，那個被我拍攝的阿伯，他時常在那寫字、照顧那些鮮花，加上他本身就睡在彌敦道，那也算是他自己生活的空間。就在我跟拍他的時候，突然間有一堆人過來把那些花全拆掉，後來那個空間還圍了一個籬笆，沒有辦法再放任何的花。那時我在現場，其實也跟阿伯一樣不能阻止什麼，只能看著事情發生、撿一些地上的花回去。那對我來說是比較記憶深刻的部分，並且是跟我的被攝者一起經歷的；而那些（拆掉花的）人，他們其實也不是警察，我們也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一般人。
Q2
關於聲音的選擇，片中有幾幕是逼近無聲的狀態，不知道是不是跟導演的記憶有關？還是你希望用無聲的方式去拉出一個距離？
導演
我記錄的維多利亞公園，是香港蠻重要的一個與民主建設有關的地方。像每年的7月1號（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在過去10年來，是匯聚了很多人的公共集會空間。許多人談到維多利公園，腦海就很多聲音，比方民主的歌曲、人潮的聲音、集會的聲音，都是很喧嘩的聲音。但後來，那個空間變得沒有什麼聲音了。我在片中把環境的聲音抽掉，其實是想讓大家回到過去空間的不同維度。
Q3
請問導演在蒐集與編輯這些過往影像時的感受？
導演
我自己在生活中一直都有記錄的習慣，也沒有刻意要拍攝什麼，而是記錄已經成為我生活的一種方式吧。蒐集與編輯影像對我來說，更多的是提醒自己「對世界保持敏感」的方法。假如沒有這種練習，可能慢慢就不會去想，要怎麼觀看我跟世界的關係。我個人的生活也沒有多複雜，如果對世界沒有好奇，就只剩自己和我的生活。
因此，製作影像也是對自己保有好奇——為什麼我在這個點上有這個想法？這個世界發生什麼？我如何去看我們今天這種互動的方式？……更多的是在這樣的層面。
Q4
謝謝導演的作品。我曾在香港工作過兩年，住在太子站那附近，雖然大概有10年沒有回去了。我發現片中街道上的聲音，導演特別使用了很大段的「過馬路的號誌聲」Google街景可能過了一段時間，會消失、會被取代，但這個聲音好像一直都沒有被取代，像是留下了香港的一種代表性的聲音。不知道導演在選擇這個聲音時，是否也有類似這樣的想法？或者是有什麼樣特別的意義？
導演
幫我做聲音的人也在現場，不過我猜想，以交通號誌的聲音來說，那在悼念現場之前就有，結束後也一直存在。依我自己生活在香港感受，因為香港很講求效率——比如你有創傷，你可以傷心，但人們會期待你要在某個速度、某個時間點走出來，那會有種逼迫感。而這種逼迫感甚至不源自他人，有時是源自自己內心的一種反應，也可以說是對香港社會的反應。我覺得交通是其中一個在提示你：「差不多了、快點快點」的方法，就像在說它會有結束的一天，你總是要把這個馬路過完的。總之，你沒辦法有自己的節奏，你所有的節奏都跟這個世界有所拉扯。我感覺香港好像越來越在這樣的狀態之中。
主持人
片中有個塗鴉先生，他後來被禁止不能再這麼做之後，就換成「水」睡，我覺得這蠻有意思的。我覺得這變成作品裡很重要的一個隱喻，就像Google街景每年或不同時間會換，我們的記憶好像也就是這樣一直層層疊疊的覆蓋、修改，而沒有看到的部分就像水一樣，其實才是我們真正腦海裡的想像。你是在什麼情況下發現並訪問了他？他又是在什麼情況下想出這個方法？
導演
其實第一部分的Google街景，我也混合了不同年代的影像。做這部片時，我在Google已經看不到（當時）太子站的影像，片中看到的是我在之前就用螢幕截圖保留下來的素材，然後我將它混合進近代的Google街景。
我覺得香港其實有很多人用自己很獨特、微小的方式，在做也沒什麼大不了，但他自己相信的事。然而這些事，一來可能沒有人看見，二來可能自己也會很快看不見——因為它可能很快消失——可是有些人還是會很執著地在做這種事情，而我就會被這種信念所感動。我認識片中的塗鴉阿伯很多年了，我們在雨傘運動時就認識，我這10年都有在記錄他，這部片的他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主持人
片中呈現了你記憶中很深刻的地方，而這些你挑選的地方背後可能有很多歷史、政治的痕跡在其中。我好奇的是，當我們透過一個相對抽象的方式去描繪它、呈現它的時候，你是否想過，譬如台灣的觀眾、或對香港其實沒有那麼理解的觀眾，他們要如何感受你試圖傳達的訊息？還是這反而是你作品試著更模糊的原因？你是如何思考的。
導演
創作對我來說真的是很個人的，我只想要在這之中表達我的感受。至於這種感受有沒有被傳達出去？我抱著一個可能性，「我相信有」，但如果沒有的話，其實也沒關係。畢竟我談的並不是（具體的）事件，我並沒有要傳達什麼特定訊息。而我覺得電影也不一定是要保留一個見證，但就像大家在這挪出了30分鐘的時間、在這裡一起經歷一部作品，通過這個觀看的方式去接近某個人的紀錄，我想就夠了。
主持人
上一場（《Compact Disc》）QA，樂堯說2024年來TIDF，看了一些片影響了他的創作，是否可以再多分享一下你們2024年來TIDF的經驗？
導演
其實就是很爽嘛，有時候生活可能也沒什麼刺激，也覺得每一年都想要過來。我們還想說，是不是要在TIDF之前完成一部片，就可以免費（被邀請）過來（笑）。
現在香港有點可惜的是，我們沒有一個公共的社群讓創作者聚在一起，可以很公開、很鬆弛的討論。這就是TIDF很好的地方，讓我們在台灣找到這種短暫的快樂，而且真的很快樂——不單是對生活的一種放鬆，也對創作上帶來很大的能量吧。就像我們常常講，創作一定要有「四季」，在香港磨久了，或許來台灣就可以稍微補充一點能量。
主持人
希望藉由跟觀眾的互動，你們可以得到更多鼓勵跟士氣（巧真：有的，有），也歡迎大家告知其他的朋友一起來支持香港紀錄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