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哈桑在加薩》映後座談

時間：2026.5.6 (WED) 13:10
地點：新光三廳
主持人：王君琦
出席影人：《與哈桑在加薩》導演 卡馬勒．阿賈法里 Kamal ALJAFARI
譯者：林齊品
攝影：萬孟賢

主持人

今天非常高興，這部片的導演也來到台灣，先掌聲歡迎他。想先請導演聊一下，我們在簡介上有看到整個影片，其實是他在2001年時，去尋找一位於1989 參加大起義時結識的獄友的過程，然後後來時隔二十多年，發現了這個迷你 DV。所以想先請他聊一下，是什麼原因讓他會想要去找他的獄友？以及這些帶子是怎麼找到的？又是如何把這些帶子製作成我們今天看到的電影？
 

導演

謝謝你的提問。這三捲 DV 影帶其實是我在去年才發現的，大家看到的是幾乎沒有經過剪輯的原始影像，這代表影像被錄製了將近 25 年之後才被發現。當時找到時，帶子上面寫著「哈桑在加薩」，但因為我當時沒有播放設備，就去找了一間有播放器材的公司，結果一放進去就卡帶了，隔天才順利看到內容。我原本已經想不起來當時錄了什麼，直到影像被放出來，出現自己的聲音，就像你們在電影中聽到的那樣，我才慢慢回想起來這段過往。
 
這有點超越我的理解，我怎麼會完全不記得這些膠卷的存在？我發現有一捲寫著「與哈桑在加薩」，另外兩捲則是空白的，所以我回老家找，果然找到了更多影帶，這就是為什麼學電影的人都會被提醒：一定要在膠卷上寫註解或名稱。幸好其中一捲我有寫。
 
我試圖尋找自己從來沒看過這些毛片的原因，其中一個可能是我在 2001 年拍攝完成後，就回到德國科隆讀書，生活非常忙碌，直到去年才第一次觀看這些膠卷。我發現這當中有個神秘的連結：當我發現影片時，正好是我開始思索影像工作在當代「大抹除」與「大屠殺」的背景之下具有什麼意義的時候。在巴勒斯坦人面臨民族性被抹除的當下，身為影像創作者，我可以怎麼介入並進行實踐？我不想再製造像社群媒體或新聞上那些聳動的恐怖圖像。而我認為，找到這些膠卷本身就是一種答案，甚至是一種生命的符號與反抗抹除的象徵。
 
回應到問題的第一部分，我在 2001 年去加薩時，最開始的意圖是記錄自己年輕時在監獄的經驗，本來想作為研究素材，但後來並未真正使用。但在 25 年後的現在，這些影像已經從他個人的探尋，轉化成對片中出現的每個人的搜尋。我在尋找影像裡面的每個人，想知道他們後來過著什麼樣的生活？發生了什麼事？這就是為什麼我抗拒剪輯。大家在影廳看到的影像順序完全沒有改變，是當時原汁原味的影像，對我而言，剪輯代表另一種形式的「抹除」，而保留每一分每一秒的影像，就是一種生命的象徵，也是巴勒斯坦人存在的證明。

主持人

導演已經回答了我原本要問的第二個問題，關於美學選擇的考量。因為導演等一下很快有下一個行程，我們把握時間開放現場提問。

 
Q1

片中有很多小孩一直詢問想要被拍攝，多到你可能都沒辦法拍到所有人。這部跟我昨天看的《一部自由戰士的電影》的手法剛好相反，那部片有很多剪輯，而這部幾乎沒有，可以討論一下這兩種創作的差異嗎？謝謝。
 
 
導演

那邊有很多孩子，他們跟一般的小孩子一樣，很單純、渴望關注，對鏡頭很好奇，當時是迷你 DV 的時代，孩子們以為我是來拍照的，所以一直叫我「攝影師」，並一直跟在我後面。有趣的是，他們用自創的阿拉伯語單字 “sawar”（ صَوَّار） 來稱呼我，但正確的單字應該是 “musawar”（مُصَوِّر），意思是拍很多照片的人。
 
拍攝孩子的影像和後續放映的過程中，對我來說是最痛苦、最痛心的部分。看著影片，我會想經過這段時間，這些孩子是否還健在？也會不經意地去想拍攝後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這不只是一種比喻，而是真實存在的現實，在加薩許多男性、女性跟孩子遭到殺害，包含他們的家園與學校也被摧毀，孩子們沒有學校，至今已經快三年了。我常在思考這對一個社會意味著什麼？
 
關於這部片與《一部自由戰士的電影》的差異，我用了非常不一樣的創作方式。當《與哈桑在加薩》的素材在 25 年後被找到時，已經是個渾然天成的作品，它更像是一個「拾得物」（found object），我自己則像是一個見證者，影像不需要我用剪輯技術去介入。在《一部自由戰士的電影》中，我則使用了很多蒙太奇的手法，或是用一些剪輯的方式來處理檔案，志在創造一種「反檔案」的巴勒斯坦歷史敘事。但在《與哈桑在加薩》中，我其實在反抗剪輯，在剪輯與生命之間，我選擇了生命。
 
 
 
Q2

我想請問關於片中的歌曲，我覺得歌曲與您提到的內容產生了很大的共鳴，想好奇您如何選擇歌曲？
 

導演

我決定不剪輯影像，而把剪輯的功夫保留在製作聲音與音樂。雖然看起來不那麼直接，但我的想法是：音樂在片中連結了過去與當下，並帶著對人性的信念與情感。這種信念是相信每個人之中都存在著人性，所以我跟影像工作的時候，都是帶著某種情感的。

電影中的音樂主要分為兩類：一是聲音藝術家 Simon Fisher Turner所 創作的，我和他在德國有長期的合作；二是巴勒斯坦的本土音樂，選曲是出於我個人的喜好，例如片中車上或日落時播放的 70 年代搖滾樂，那是一個很有名的樂團The Silverstones，雖然這個樂團後來好像只發布一張作品就解散了，不過最近因為這部片的關係，他們的歌好像又變紅了，可以在網路上找到。

我想透過常民音樂表達：即使生活被摧毀，巴勒斯坦人仍保有共通的、對日常的嚮往。在部電影當中，音樂是一種表達的形式，一種藝術家介入的方式，對我而言，音樂取代了影像剪輯，成為主要的表達形式。

 
Q3

我想請問，最後一個鏡頭那個拿著相機的小孩也是哈桑嗎？最後這個鏡頭感覺像是導演下的註腳，能否請您解釋一下？

導演

結尾的哈桑是另一個人，是我舅舅的兒子，剛好也叫哈桑，他也喜歡用同樣的拍攝手法，例如放大、縮小的效果。我自己很喜歡「業餘電影」的拍攝手法，整部片也有致敬的意味。至於末段的文字註解，是為了表現記憶的存在，我刻意將其與主片分開，讓它成為一種獨立的、未完待續的醞釀，好像可以另成一部作品。關於這部分，我思考的是觀眾離開戲院回家後，心中能留下些什麼。
 
Q4 

謝謝導演。我想分享的是，我在念大學時，有個同學是巴勒斯坦人，他在加薩長大，後來跟著家人以難民身分離開。當我跟這位同學分享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有一整個關於巴勒斯坦的專題，並給他看片單時，他非常驚訝地說「這些都是關於大屠殺的電影，而且是巴勒斯坦人本位的觀點！」您提到您反對製作大屠殺影片，而想呈現「生命」的紀錄，想請您多談談這方面的論述？另外，對於片子結尾處那些關於「如何回家」、「國籍取得過程」的文本，我也感到好奇。

導演

總體來說，我認為藝術創作需要距離，但加薩的種族殺戮現在仍持續進行著，正以各種形式發生中，從家園、學校到醫院都被破壞。我不願再現這樣的殘暴，因為人的生命其實是很脆弱的，拍攝這樣的關於苦難影像涉及人的尊嚴，而我不想重現人們在這種很糟糕的情況受傷、被殺害的情景。
說到底，我會出現這樣的掙扎，已經不只關乎拍攝或是藝術創作，而是關於人的存在與否。我想要找到一種方式，在不重複恐怖畫面、聳動影像的情況下，去榮耀那些被抹除的面孔與不被傳誦的故事。
現在的電影工業常被俗氣的套路洗腦，很多人會問我為什麼不呈現那些被破壞和迫害的內容？可是比起殺戮和殘暴，我更想展現「生命本身」，我想讓觀眾在觀影過程中自行去思考，開啟觀眾探詢後續的可能性，比直接呈現殘暴更重要。
 
Q5

我注意到片中除了片尾，25 年前的影像旁邊有時也會有文字註解。為什麼選擇用文字而不是導演的旁白？這也是為了減少介入嗎？

 
導演

放入聲音的旁白或許不是最適合我的表達方式，我想達到的目的是「喚醒記憶」，當年離開監獄時，我把筆記本留在了裡面，之所以選擇用文字呈現，是因為我認為文字更加幽微且溫和，它能讓影像自己說話。
 
Q6
 
謝謝導演，我非常享受這部作品。我也很喜歡這種讓觀眾參與、帶入自身情感的呈現方式，我覺得在這個時代這是非常重要的特質。電影中有一幕令我非常動容，是一位小女孩在海邊開心地與自己出獄的爸爸互動那段。而我唯一好奇的是，在這部作品拍攝完成或放映之後，您有沒有找到這位片中的朋友？
 
導演

實話是還沒有消息，包含我要尋找的對象和哈桑目前都下落不明。現在要在加薩找人非常困難，但我們正在積極籌備於當地放映，希望到時候會有好消息。

主持人

時間到了，今晚七點半在 C-LAB 還有一場關於巴勒斯坦專題的講座，歡迎大家參與。再次謝謝導演帶來這麼棒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