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 Base》映後座談
時間：2026.05.02（SAT） 19:50
地點：新光一廳
主持人：陳婉伶
出席影人：《Air Base》導演 李珞 （線上連線）
攝影：許怡麗
主持人
我是影展選片人之一婉伶，李洛導演因工作無法來台，改為線上與我們進行QA。首先，請導演和觀眾說幾句話。
導演
謝謝婉伶，也謝謝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給我這個放映的機會。本來我今年打算親自參加影展，因為一些緊急的狀況無法成行，非常遺憾。2016年時，我的紀錄片作品《河流和我的父親》，也曾參加TIDF。那部也是我在武漢拍攝的，已經是10年前的作品。這次放映的新片《Air Base》是在去年完成的，但實際上的拍攝是發生在2023年初，整個製作歷程有點長。
主持人
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導演一直都用比較隱晦、暗喻的方式將不同的元素拼湊在一起。一開始看時，觀眾可能會稍微有點沒有頭緒，但逐漸地堆疊起來後，你會看到裡面有一種更大的觀點或是敘事的視角。我首先想提問的是，以《Air Base》這部片來說，你在創作時是如何建構出整部片的架構？
導演
最初，我的計劃其實是展示一組「公共場所中有些不大尋常、舉動特別的人物」。我覺得，他們自發的這種行為，可能來自內心的壓力，或當下生活處事的一些反應。我對此非常感興趣，便計劃了這麼一組人物，讓他們在不同城市的公共空間裡，進行這些特殊的自發行為。同時，我也邀請了一些朋友參加這個項目。這些朋友本身又有些故事，我也非常感興趣——特別是他們在疫情這幾年的經歷、遭遇以及感受——因此，就有他們在水塘旁對談的那些內容。
整部片大致上就是將以上兩部分結合起來，但要如何找到適合的結構？這在剪輯上就比較花時間。我在剪輯時不斷地嘗試與摸索，畢竟這不是傳統、線性的故事情節，它相對地鬆散，有些像散文那樣的形式。對我來說，我在意的比較是情感上的這條線索——通過這些人，他們的舉動以及遭遇，在這個逐漸堆疊的過程中，往某個方向發展。
主持人
片頭提到，你找了這些朋友來到空軍基地，或在城市各個角落，進行不同的拍攝。他們各自做了些事，或扮演某種狀態。關於那個狀態，比方有人在蒐集嘆息的聲音、有人在天橋上指揮著下面的交通，那是他們本來的狀態嗎？這些橋段是如何產生的？
導演
大多數的行為是我這十幾年來觀察到的。不管是在國外還是國內，城市裡人們不尋常的行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其實，我並不認為這是很反常的行為，只覺得他們不過是選擇用比較特殊的方式表達，而這點非常吸引我。
不過，也有一些行為是我順著這樣的線索，自己構思或跟朋友一起嘗試出來的。比如，天橋上的那個行為，是我們當時在那嘗試時，才決定用指揮交通的方式來表達；嘆氣的話，則是我自己對人類這種自發的反應與表達很感興趣，便設計了蒐集嘆氣的行為。
而實際的嘗試，也跟我原本的設想也很不一樣。當你實際在這些空間裡與人們具體的接觸，他們的各種反應，都是沒辦法預料的。總之，這部片中，有我自己設計的部分，也有一些是觀察到的現象；有我朋友搬演的一些狀態，也有他們非常自然的表演。
主持人
我很好奇，這些內容說起來其實有點風馬牛不相及，不管是嘆氣、繞著圈走，或一個電扶梯上的掃帚，以及像剛剛講到的指揮交通等等。這些參與表演的朋友，你是如何與他們溝通拍攝的？他們又如何理解—–我不確定能否稱作是行為藝術——這樣的舉動？
導演
我想，我並不會把這些當作行為藝術來解釋。我的這些行為，跟真正的行為藝術有一點區別是，它不是一種表演。實際上，我把它們當作一種人類自發的狀態。我和朋友們的說法是：你們實際上是在扮演一個人物，這個人物，可能經歷了某些事情，形成了一種有點類似「強迫症」的狀態。那個狀態是，他們可能覺得在這個空間，他有話想說，但他需要用屬於自己的特殊方式來表達。我不知道強迫症這個詞對不對，但我並不是將這當成一種病理性的狀態，只是這個說法，可能比較方便他們理解。
Q1
我非常喜歡這部紀錄片。去年，我看了婁燁導演的《一部未完成的電影》後，對那部片有很大的疑惑。我本身是在疫情正要開始時，離開了中國來到台灣。我感受到某些氛圍、有些東西是很難言說的（哽咽）。這部分婁燁在片中透過偽紀錄片來呈現某種現實，但他說這是「一部未完成的電影」，代表他知道有些東西需要陸續再補完、甚至有不足。
然而，在這部紀錄片裡，我們看到的是，「關於疫情」它並沒有真的想說什麼。但在我看來，許多關於疫情的事，沒說的東西反而表現得更好，因為有些東西就是你說不清楚的、講不明白的。比方說，導演剛剛提到這已經是在疫情末期，大家準備要正常生活了，那就好像動物一般，牠離開了動物園，仍會在野外的樹林裡重複某些強迫性的行為。我想，那就像當時某些沒辦法處理的創傷也好、苦悶也好，但即將面對疫情解封時，你的身體還是不自主地進行某種行為。那種情況，可能才是真正關於疫情這件事情最核心的難點。
就像我們在裡面看到那位蒐集嘆氣聲的人，我看起來那好像是真的去訪問街頭民眾、搜集他們嘆氣。這其中就感覺得到，他們好像很提防、有點不大願意，大概在想這是否有什麼不清楚的意圖，導致蒐集的過程好像也不大順利。但漸漸的，有些人願意真的嘆氣，然後被錄下來。後來，看到水塘邊，年輕女性跟那位大媽之間的對話，這當中大媽很自然地嘆了很多氣，並把她過去某些覺得很痛苦的創傷經驗訴說出來。大媽的先生自殺了，那位年輕女生也提到她父親也是自殺的——縱然那不是針對疫情，但我認為這也就說明了疫情這件事的難點。在某種療癒作用之下，他們透過某種共通的創傷經驗，表現出內心的痛苦。
我想請教導演的是，針對疫情那些說不清的事，我能夠想像——對照的可能就像婁燁以偽紀錄片的形式——手持攝影或一些視訊畫面把它再現出來，但我發現導演採取的是另外一種途徑。你是不是有意識地選擇這樣的美學？這個選擇是因為你認為這夠能再現某種真實嗎？你是如何思考的呢？
導演
你說的很好，我非常感謝這個問題。
我當時的構想確實跟人的經歷與心裡狀態有緊密關係，而且在那段時間，特別是在武漢，我感覺大家心裡還有一種恐懼。這個恐懼包括跟普通人、陌生人互動時，確實有一定的警戒。不僅僅只有害怕感染病毒，也有大家在經歷這些事情後，有種不太能放鬆互動與、交談的狀態。我希望這部片中呈現，大家在水塘旁的空間，才可以放鬆下來嘗試一些交流。但我並不知道，這種交流會導引至什麼樣的方向？很多交流都不是我事先設計的。而且我的這些朋友，他們之間也有的人是第一次在拍攝時，才初次認識。也因此，他們的交流，對我來說也是不可控的，我完全不知道他們會講什麼內容、會往什麼方向走。
我只會給他們一個大概的設定，比如剛才提到的那位大媽與年輕女性之間的交流，她們講的內容完全是我預先不知道的，她們聊了很深、講了很多私人的故事，我當時聽到也很震驚。我想，可能在那個特殊的時期，在特別一點的空間中，許多人還是有這種交流的渴望，只是他們沒有機會。這也是我做這部片時，非常感興趣的一件事。
又好比蒐集嘆氣，很多人不大願意接受，但也有很多人放下戒備配合。在這部片，我更關心的還是「人類內心的某種狀態，如何透過某種方式表達出來」。因此，我並不想通過再現的方式，把他們在疫情經歷的事或各種創傷呈現出來。我想用另外一種方式，像片中那些特別的舉動、行為，或是讓他們直接對話，將心裡的想法、故事說出來。我認為這種比較自然、真實的做法，是我更想嘗試的方式。
Q2
導演你好，我想問一個簡單的問題。那個掃把有什麼含意？中間都沒有人試圖把它撿起來嗎？看起來好像有保全有經過，保全也沒有想撿起來？
導演
對（笑），拍的時候也蠻好玩的。這個掃把其實是我曾親眼在加拿大地鐵站見到的，有個人好像忘了他的掃把在地鐵站，就這樣不停在那上下移動，我覺得很好玩，若能夠看到乘客的反應我想也比較有意思，就一直想把這件事重現一次。
這個掃把本身，在我看來也像人在城市裡生活，那永無休止的工作狀態，也可以解讀成有像薛西弗斯那般，永遠沒有休止。而當初拍的時候，並不是一直沒人管，還是會有人把他抱走，只是我沒有用在影片裡。但有的時候就蠻出乎預料的，像是保安，我以為他會拿走，但他反而對它視而不見。
當時，我也想嘗試在人特別多的時候拍一條長一點的，就曾讓一個朋友在旁邊對大家解釋、請大家配合。因此，最後看到的，有時是互相合作的結果。拍攝時其實有點麻煩，但過程也蠻好玩的。
主持人
我看的時候也覺得，「掃把」某個程度上就像整部片的隱喻。包含穿雨衣的人繞圈走，也呼應到剛剛講到的一種徒勞、或薛西弗斯的努力。想就此點延伸提問：導演在片中呈現了很多影像上的類比或重疊。我指的重疊是形象上的，比如魚鉤、蓋房子吊車的那些吊臂，又或者水塘跟周邊的人，以及魚和人之間的關係。我想問的是，你在影像上的思考，你如何樣建構這些層次？
導演
之所以決定以這個水塘作為讓大家進行交流的環境，成為影像上最主要的一部分，是因為我當時聽一個釣魚的朋友介紹這個水塘，對他所描述的魚和這個地方的狀態非常感興趣。
補充一點，剛才提到的地鐵站的掃把，其實對我來說也有點像個「魚餌」，像在測試人——你也可以理解為魚——他們會不會上鉤。我後來想得更多一些，這個水塘之中的魚，就像是我們生活在城市裡，也是困在一個水塘中，你沒有太多的選擇，是被設置好、被控制的。同時，又像是跟上面釣魚的人有種互動。那個互動有時像是博弈，像是有個看不見的魚鉤，但這魚餌卻在我們周遭，跟我們有各種各樣的互動。製作這部片，特別是疫情那幾年的經歷，我更加感到我們的生活是有各種各樣的控制與限制的。這種限制，不僅在身體上，也包含在觀念上。
Q3
謝謝導演，我也看過導演前作 《李文漫游東湖》，都非常喜歡。想請問導演，這部片新片距離上一部的時間隔了頗久。你是因為發生疫情，讓故事回到武漢拍攝嗎？我有一個蠻深的感受，覺得導演對社會刻畫一直都非常準確，但我知道導演應該是生活在加拿大。你長期沒有生活在你拍攝的城市中，那麼在製作時，你如何找回自己與那個社會對話的方式？是通過朋友或有其他方法嗎？
導演
我其實在武漢生活的時間比較多，並不是大部分的時間在加拿大，因此很多時候對武漢當時的生活仍有些了解。但的確，疫情時我都不在武漢，我只能通過其他方式來了解。在製作這部片前，我有先回去準備一段時間、跟很多朋友們接觸，也蒐集了一些資料，才開始拍攝。我依舊非常關注這個城市，包括這裡的人的各種變化，一直都有聯繫，不算完全脫離，就沒有特別去重新尋找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