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蝸居家庭日記》映後座談

時間：05.06 (WED) 16:10
地點：新光3廳 
主持人：陳俊蓉
出席影人：《美國蝸居家庭日記》製片Siri NATVIK、Beathe HOFSETH
譯者：林齊品
攝影：黃羿文

 

主持人

歡迎大家參加《美國蝸居家庭日記》的映後座談，今天來到現場的是這部片的製片Siri NATVIK、Beathe HOFSETH，他們遠從奧斯陸來，讓我們掌聲歡迎，也先請兩位製片跟大家打聲招呼。

Beathe HOFSETH
大家好，非常感謝大家今天到場觀賞這部電影。我們是《美國蝸居家庭日記》的製片。今天導演Monica雖然無法親自來到現場，但我們在這裡代表她向各位觀眾問好，她非常感謝大家的到來，並想向大家表達她滿滿的愛。同樣地，片中的主角Mikal也拜託我們代他向大家致謝，謝謝你們來觀看這部關於他人生故事的紀錄片，並希望我們能代替他帶給現場觀眾一個大大的擁抱。謝謝大家！

Siri NATVIK
大家好，我是 Siri，也是這部片的另外一位製片。我想補充說明的是，我們是挪威的製作團隊，所以這部紀錄片基本上是由挪威主導的電影作品。導演Monica本人也是挪威人，雖然我們有來自荷蘭的共同製片，也與美國當地的製作公司進行合作，但主體仍是挪威製作。因此可以說，這是一部從挪威及斯堪地那維亞（北歐）的角度，來觀察美國特殊居住現象的紀錄片。

首先，我們非常感謝TIDF的邀請，這也是我們第一次來到台灣。能帶著這部影片來到這裡，對我們而言是極大的榮幸，今天真的很高興能來到現場與大家交流。

主持人
好的，謝謝兩位製片。相信大家從她們剛才的分享裡面，已經可以感覺到這是一部在製作上相當複雜的作品。我自己觀影的過程中，除了對主角Mikal的處境感到非常震撼之外，也一直在思考製作層面的挑戰。這是一個跨國的合作，導演在紐約，而兩位製片其實是在挪威，需要這樣一直跨國、跨地傳輸影像檔案。

此外，這部片更經歷了非常漫長的製作期，特別是之後她們可能會分享更多細節。這部影片其實在定剪（Picture Lock）之後，也就是拍攝到一個階段後，又足足等了三年，等到Mikal長大、成年之後才公開映演。這中間其實有許多非常複雜、且艱難的決定，我自己看的時候有很深刻的感受。

尤其是導演採用了一種在紀錄片裡俗稱「牆上的蒼蠅」（Fly on the wall）的這種旁觀視角，讓自己幾乎在現場隱形。但在廉價旅館這麼狹小的空間裡面，到底要怎麼做到這樣子的隱形？而創作者在現場，到底要保持什麼樣的物理與心理距離？什麼時候該介入、什麼時候又不該介入？她們又是在什麼時間點決定這一切的？這中間真的有太多複雜的決定要做了。

所以，我也想請兩位先稍微幫我們分享一下，關於這部影片在製作上的時間軸，以及妳們兩位大約是什麼時候開始加入這個故事的發展，進而陪伴這部影片走到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樣貌？

Beathe HOFSETH
Monica導演最一開始其實是一位靜態攝影師。她從很早以前就開始關注並拍攝「蝸居」這個社會現象，記錄美國各地廉價旅館裡的居住狀況，這個計畫她前後持續關注了二十多年，可以說是她人生最重要的專題。她隻身在美國各州旅行，用相機記錄下這群人的居住困境。

直到2017年，Monica遇見了Mikal一家人。在深入接觸後，她意識到單一畫面的靜態攝影，已經不足以完整述說這個故事的厚度。她想要深入探索，並思考將其發展成電影的可能性，於是她聯絡了我們。因為我們之前就認識Monica，她帶著這個想法以及她長年拍攝的照片來找我們，向我們展示了她一直在努力的專題，我們便跟Monica一起從頭構築，正式將這個計畫發展成紀錄片。

這其實是一段非常漫長的過程。Monica剛來找我們時，因為帶著過去靜態攝影習慣的時間感，她是在某年的2月來找我們，然後很有信心地說：「喔！我想在6月完成這部電影。」

我們當時聽了就笑著對她說：「嗯……這確實是一個選項啦。（現場笑聲）不過，或許我們也可以嘗試另一種做法。我們可以用完整的長片製作規格來規劃，由我們來幫忙申請輔導金與拍攝資金，並且在國際上尋找共同製作的夥伴。」於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歷經了8年的努力，我們今天終於帶著這部作品來到這裡。

Siri NATVIK
我想跟大家分享她當初是怎麼遇到Mikal的。就像Beathe剛才提到的，Monica在美國到處旅行，看過許多生活在類似困境中的人，其中也包含很多家庭與孩子。但Monica說，Mikal是她遇到的第一個「真正出生並在廉價旅館長大」的孩子。他在這間旅館房間裡跨出了人生的第一步。雖然是在醫院出生，但他從襁褓時期就在這裡生活，這間旅館就是他童年的家。

Monica告訴我們，她第一次遇到Mikal時，他正站在走廊的自動販賣機旁，這台販賣機在片中也反覆出現。當時Mikal正買了一瓶汽水，並且很用力、很用力地在搖晃它。Monica走過去問他：「你為什麼要一直搖汽水？」Mikal聽了笑著、很調皮地說：「我要把這瓶拿去送給我爸爸！」

就在那樣的對話下，他們開始聊天並慢慢認識了彼此。在深入了解Mikal之後， Monica便深信，如果要在這樣的環境中尋求改變、成功熬過來，或者說有機會過上更好的生活，那絕對是這個家庭和這個孩子。

主持人
那剛剛有提到說，就是這個影片其實一直拍攝到2020年，大概在2021年的時候有一個粗剪是嗎？之後妳們是怎麼樣決定要在什麼時候正式公開放映？

Siri NATVIK
這部片的拍攝期前後持續了三年，Monica一直記錄Mikal的生活直到他大約15歲。接著我們進入剪輯階段，其實在2022年時，整部電影的剪輯就已經幾乎完成了。

然而，由於本片所記錄的是非常脆弱、高風險的特殊家庭，而要在如此艱困的處境中，去製作一部關於孩子的親密紀錄片，我們劇組認為必須給予他們足夠的時間與空間，去消化這一切正在發生的改變。因此，在影片計畫公開映演前，我們花了非常長的時間，與Mikal還有他的父親反覆溝通、確認，確保他們對影片的公開是感到安心且同意的。在這段期間，我們也為Mikal安排了一位心理諮商師進入他的生活，提供持續性的陪伴，直到現在這位諮商師依然在協助他，而Mikal每週也都固定準時出席，從未缺席過任何一次諮商。

此外，我們也決定留出時間來進行多次的測試放映（Test Screenings）。我們邀請了挪威當地的社福與醫療體系專業人員，以及美國當地的觀眾參與觀影，希望能藉此真正掌握這部電影在播映後，大眾會如何去理解、解讀與接受它。

Beathe HOFSETH
我想補充說明的是，我們之所以決定將首映與發行計畫延後兩年，核心目的是為了等待Mikal滿18歲成年。雖然大家可以討論18歲是否算真正成熟，他確實還非常年輕，但在法律上他已具備成年人資格，能夠用自己的名義親自簽署授權合約。我們認為這對這部紀錄片而言是極其重要的一步。

此外，不論是在整個製作還是後續的發行籌備期中，我們都非常重視他是否在持續知情同意的狀態下參與這部電影。這兩年的緩衝時間，讓Mikal和他的父親Jason能夠一起觀看影片、反覆討論。我們也邀請他們共同參與整部片的發行與宣傳過程。甚至大家在片頭看到由Mikal親自出鏡、介紹這部紀錄片的巧思，完全是Mikal自己提出的想法。

這對我們來說是整個製作過程中非常有意義且關鍵的一環。現在我們就像一個團隊一樣並肩站在一起，導演Monica、製片人Siri和我，以及Mikal與Jason。這就像是我們所有人共同將這部生命故事呈現給觀眾，這也是這部紀錄片在倫理上最重要的一種實踐。

 

主持人
好，那我們是否先看現場觀眾的問題？

Q1
謝謝兩位。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因為片中拍攝的主角Mikal當時尚未成年，所以很好奇你們在拍攝過程中，有沒有設定一些保護的底線或機制，來確保當事人的權益與隱私？第二個問題是，整部電影除了開頭帶到一些數據背景外，大部分的篇幅都高度聚焦在父母與Mikal的個人生活上。因此我很好奇，你們是透過什麼樣的敘事方式或手法，讓觀眾在觀影時不覺得這單純只是他們個人的問題，而是能進一步意識到，這其實反映了背後整個社會結構、系統或體制上的缺失與困境？謝謝。

Siri NATVIK
謝謝你非常深刻的提問。我們從一開始就很清楚，這是一個巨大的結構性問題。因此，片頭出現的那些統計數據，確實是故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希望透過這些客觀事實，引導觀眾進入影片的背景脈絡。

歷史上、實務上，身為紀錄片工作者，我們始終相信，講述一個個人的、親密的故事，往往是更能觸動觀眾情感與共鳴的方式。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選擇呈現一個家庭私密的故事。我們深信，這個家庭與Mikal的處境，實際上代表了世界上無數個像Mikal這樣的孩子。在世界上的許多角落，還有太多孩子正面臨相同的困境。

我們認為，當觀眾被邀請進入他們的空間、他們的家，看見這個家庭最真實的互動時，大家會在情感上產生深刻的連結。我們最由衷的希望，是當大家坐在電影院觀影時，內心會自然湧現一種想要伸出援手去幫助他的心情。透過這份情感的凝聚，我們或許就能依循著這份初心，更有力量地去推動、建立更完善的體制與社會結構，進而真正幫助到這些脆弱的孩子與家庭。

Beathe HOFSETH
要製作一部關於困境中兒童的紀錄片，在道德與倫理的拿捏上確實非常不易，我們往往很難在當下判定怎樣做才是絕對正確的，這中間的標準有時非常模糊。在拍攝過程中，我們無數次與導演Monica討論：「我們真的應該繼續拍下去嗎？為什麼要繼續拍？怎樣做才是真正對Mikal有所幫助？」

對於紀錄片工作者而言，我們在計畫真正完成前，永遠無法百分之百確定這部片能不能順利誕生。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是因為Monica始終讓Mikal深度參與整個過程，我們非常看重且尊重他個人的主體意願，必須是他自己也渴望讓這部電影被世界看見。

Mikal曾對我們說過一段話：「我的人生已經是這樣了，發生過的事就是發生了。但如果透過分享我的人生故事，能夠對其他人帶來一些啟發或幫助，那這一切對我而言就是有價值的。」我們和Mikal共享著同樣的創作動機。我們深信紀錄片的力量能夠帶來實質的改變，而讓這些原本在社會上隱形的孩子能夠被看見，就是一個起點。

Q2
非常感謝兩位製片帶來這麼棒的紀錄片，並用如此細細關懷的心去記錄這整個漫長的過程。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特別是像這樣記錄高風險、處境脆弱的家庭，在長期的拍攝過程中，妳們有沒有思考過什麼樣的方法才是真正對Mikal和他的家庭最好的？

在某些時刻，妳們是否曾覺得也許直接提供他們經濟上的實質支持，才是最直接、也最快能幫到他們的方法？妳們在現場是怎麼去拿捏那條創作者與協助者之間的界線？尤其拍攝到中途時，媽媽突然離開了，這對整個家庭無疑是一個非常沉重的打擊。我想，許多紀錄片創作者在現場可能都面臨過這種人道上的掙扎，所以很想知道妳們當時是怎麼去處理、去面對這樣的兩難處境？謝謝。

Beathe HOFSETH
謝謝你提出這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每當Monica談到這個家庭的經濟狀況時，她總是強調，Mikal的家人從一開始就展現出非常清晰的界線，他們絕對不要她的錢。

甚至有時候Monica主動說：「沒關係，我出門去買點食物或食材回來。」他們也一定會堅持要把買食物的錢塞給Monica。當彼此建立起深厚的情感，想要互相扶持、伸手協助是再自然不過的本能。特別是當Monica後來的拍攝狀態幾乎是搬進了他們家，與他們同住好幾個星期、甚至好幾個月，彼此的關係已經變得非常緊密。

但在當時，直接提供經濟援助在實務上完全行不通，因為他們的態度非常堅決，渴望保持身為人的獨立與尊嚴，甚至曾向Monica表達：「我們接納妳進入我們的手足與生活，並不是因為妳的錢。」另一方面，站在紀錄片工作者的倫理立場上，我們絕對不能用金錢去付費給被攝者，要他們在鏡頭前出賣、扮演自己的生活。

不過，這並不代表我們什麼都不能做，我們試著透過其他管道給予實質協助。我們在製作與發行這部電影時設定了一個目標，為Mikal發起募款。 正如大家在影片結尾看到的QRCode，我們由衷希望這部電影放映後，能以這種非直接的方式在經濟上真正幫到他。這也是我們在不破壞紀錄片倫理、不付費請他述說生命故事的前提下，盡可能去協助他的一種方式。

Siri NATVIK
另外我想補充的是，Mikal和他的父親Jason現在都過得很好。他們父子倆依舊住在一起，Jason持續穩定地工作，而Mikal這幾年也一直有在打工。更令人振奮的是Mikal之前以非常優異的成績完成了他的高中學業！

雖然他是完全靠自己在旅館內自學完成的，但他真的非常聰明，而且極其擅長在有限的環境中主動尋找學習資源。他最後拿到了非常漂亮的成績，甚至只差兩分就能拿到全額的州立獎學金。

這幾年他一邊打工一邊維持學習，並且計畫在今年的秋天正式回歸校園繼續深造。因此，我們由衷希望先前為他募集到的這筆資金（目前已將近7000歐元）能派上用場。不論是做為他重返校園後的生活費、去考取駕照的費用，或是求學期間的任何其他開銷。我們真的深深為他感到驕傲，這對我們而言是一件非常重要且美好的一件事，很高興能與大家分享。

Q3
兩位製片好。我想請教一下，在廉價旅館那麼狹小的房間裡面，攝影機到底要怎麼架設？片中有一個鏡頭出現了很多次，就是走廊上的那台自動販賣機，它的取景角度正對到讓我甚至懷疑是不是在販賣機上裝了針孔攝影機，因為畫面實在太端正了。

另外片中還有一些對拍的畫面，例如一邊拍父母的床、另一邊同時拍Mikal睡的小沙發。我想知道這些相機是採取遠端遙控拍攝的嗎？還是攝影師本人當時真的也擠在那個空間裡？因為房間看起來真的太擠了，我實在很難想像人跟腳架要怎麼同時塞進去，謝謝。

Siri NATVIK
謝謝你的提問。我想現場很多人應該都抱持著相同的疑問，因為如果我自己不是參與其中的人，光看畫面我也一定會非常非常敬佩與好奇。

導演Monica是一位非常有才華的攝影師，她長年的拍攝習慣是完全只使用現場自然光，這成了她獨特的工作心法。每當她走進廉價旅館那些極度狹小的房間時，她總能找到在不破壞現場光線下進行拍攝的角度。

實際上，拍攝現場真的完全只有她一個人。自己扛著腳架、自己控音、自己處理混音錄音設備。你猜得沒錯，有時候為了捕捉對拍或反切的鏡頭，她確實會同時架設兩台相機放著讓它們持續錄影。

Beathe HOFSETH
不過，同時用兩台相機的情況非常少，基本上只有在特定的一幕戲裡。

Siri NATVIK
對，只有在極少數特定的場景中才會這樣做。例如大家看到媽媽Tanya和Mikal對坐在床上的那個畫面，就是運用了雙機持續錄影的對拍鏡頭。其餘大部分看似複雜的分鏡與視角轉換，其實高度仰賴了我們剪輯師極其細膩的剪接技術。

說到剪輯，片中那隻經常穿梭的貓咪也是大功臣。我們的剪輯師甚至開玩笑說：「這部片是沒貓就沒電影！（No cat, no film）」（現場笑聲）希望這有解答到你的疑問。

Beathe HOFSETH
我想補充關於設備的部分。Monica因為是靜態攝影師出身，所以她使用的完全是極小型的極簡設備。她當時使用的是Sony的F5攝影機，並搭配非常薄的40mm餅乾鏡頭（Pancake lens）。因為攝影機體積被壓縮得非常小，才讓她跟腳架有可能以最不干擾、最不佔空間的形式，和被攝者塞進同一個房間裡。

Q3
那那個自動販賣機的鏡頭呢？

Beathe HOFSETH
也是完全一樣的手法。那也是她人就在現場，使用這套輕巧的設備在走廊端正拍攝出來的，並不是安裝了針孔攝影機。

主持人
好的，我知道後面還有好幾位觀眾朋友舉手，問題還沒有時間回答到。不過沒關係，待會座談結束後，兩位製片人都非常樂意在場外繼續跟各位交流。那我們就把最後的一點時間交給兩位製片人，請妳們兩位跟我們分享看看，最希望這部影片可以帶給台灣的觀眾些什麼呢？

Siri NATVIK
如大家所知，這次在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是這部電影的亞洲首映，我們真的非常感激能來到這裡。待會如果大家有任何進一步的問題，我們都很樂意在場外回答。

對我們而言，這部片的初衷與核心，是希望整個社會能夠為困境中的家庭與兒童建立更完善的支持系統。因此我們最大的期盼是這部電影能夠激發大眾的關注與參與，讓改變真正發生。不論是主角Mikal還是導演Monica，他們共同的願望都是希望每個人都能持續努力，一起去爭取、推動更健全的社會體制。

此外我想補充的是，今天大家進場時都有收到我們發放的宣傳酷卡。如果你們認識任何相關的組織、機構，或者是現場的任何人知道有適合放映這部影片的場地或需求，都非常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我們由衷希望這部影片能夠觸及、連結到更多更廣的台灣觀眾。

Beathe HOFSETH
非常謝謝大家願意撥出時間，在電影院裡和我們一起共享這部作品，謝謝你們！

主持人
好的，謝謝大家。這部影片是我們TIDF的國際競賽入圍影片，也邀請大家，如果你們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在手上的觀眾票選單上投下你們寶貴的一票。那麼再次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如果還有其他問題的觀眾，也歡迎到場外繼續與兩位製片人交流，謝謝，大家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