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罰公園》導演自述表達

編按：以下段落節譯自2005年彼得．沃特金斯為《懲罰公園》所進行的自問自答（self-interview）。沃特金斯在問答開始前的自述中提及，他對媒體生態的批判，成為他長達40年來被主流媒體邊緣化，甚或是中傷撻伐的原因。在與其作品相關的眾多報導中，即使引用了沃特金斯的發言，對媒體、政治的批判言論經常被刪改簡化，僅留下與影片製作層面相關的回答。有鑑於此，他不再接受任何形式的採訪，改以自己準備的文字資料，參照過往較常被提問的幾個面向，盡量鉅細靡遺地闡述他在作品中的創作或批判意圖。

在這段前言中，沃特金斯也論及擷取、引用此篇問答的幾項原則。在盡量完整保持語意、並標註出處的前提下，他歡迎任何教育或學術用途的非營利使用。至於任何媒體的引用，則是在標明出處及版權所有的通則之外，再次強調不得斷章取義、須盡量保留完整篇幅，並不得刻意刪改之於政治及媒體現象的批判看法。

謹守上述作者提醒，以下內容節錄這份資料中，有關當時美國政治社會背景的問答段落。段落標題來自原文提問，經過初步編輯，望能為觀眾讀者提供創作思路及背景脈落，作為觀影的參照與補充。

創作本片的背景

1969年夏天，我與家人搬往美國，當時我受邀製作一部三部曲，主題分別是美國獨立戰爭、美國內戰，以及針對美洲原住民的殖民戰爭。這部片會由哥倫比亞影業旗下的教育子公司出資，形式上預計會類似我在1964年為BBC拍攝的紀錄片《喀羅登戰役》（Culloden），供教學使用，並可能於電視播出。

那是美國歷史上極為艱難的時期。民主黨總統詹森正持續升級越戰。1968年，越共與北越軍隊發動大規模的「春節攻勢」（Tet Offensive）。當時美軍在越南的駐軍人數達到542,000人。在國內，大學校園動盪不安，反戰運動迅速擴張。嬉皮運動中有一較為激進的分支「Yippies」，在艾比．霍夫曼、傑瑞．魯賓等人的帶領下，準備要提名一頭名為「Pigasus」的豬競選總統，藉此挑戰詹森的連任。同時，非裔美國人正強力爭取自身權利，激進的黑豹黨也在此時成立。

1968年3月，美軍在越南美萊村屠殺了300多名手無寸鐵的男女孩童。一個月後，馬丁．路德．金恩遭暗殺；再過兩個月，羅伯．甘迺迪也遭暗殺。接著，關鍵性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在芝加哥召開。當時的芝加哥，在保守派市長理查．戴利的統治下，宛如一個中世紀的封建領地。他決心阻止任何反戰抗議在城市中出現，因此調動了12,000位警察、7,500名美軍，以及6,000名國民兵（據說這支部隊的人數甚至超過喬治．華盛頓當年率領的軍隊）。就在大會開幕之際，一名來自南達科他州、年僅17歲的蘇族（Sioux）青年在街頭遭警方射殺。隔天，七名Yippies成員與那頭名為Pigasus的豬一同被逮捕。就在那一週內，有308名美國人在越南喪生，另有超過千人受傷。在會議中心外，反戰示威遭警方殘酷鎮壓，警察揮棍、踢打、噴灑催淚瓦斯，並將目之所及的人（包括當地居民）打至昏迷。在一場記者會上，戴利市長甚至脫口而出宣稱：「警察的存在不是為了製造秩序，而是為了維持失序。」

包括艾比．霍夫曼、傑瑞．魯賓、湯姆．海登，以及黑豹黨成員巴比．希爾在內的八名行動者，被起訴涉嫌跨州串謀煽動暴力。

1968年11月，尼克森當選為美國總統。

1969年9月24日，「芝加哥共謀案」開庭，由霍夫曼法官主持審理。被告不斷嘲諷法庭程序。到了11月，霍夫曼法官下令在法庭上將巴比．希爾封口並綁縛。之後，希爾的案件被分離審理，主案則被稱為「芝加哥七人案」（Chicago Seven）。

12月4日清晨，芝加哥警方突襲西區一處公寓，發射近百發子彈。伊利諾州黑豹黨主席弗雷德．漢普頓與黨員馬克．克拉克在行動中遭到擊斃。

與此同時，我的教育電影計畫也逐漸瓦解。1969年冬天，我花了數月時間，完成關於南北戰爭安提耶坦戰役的紀錄長片《The State of the Union》的腳本，儘管我已知道這部電影最終不會被拍出來。

到了1970年春天，我與家人準備離開美國。就在此時，尼克森總統發動對柬埔寨的「祕密」轟炸行動，抗議聲浪更加高漲。

1970年5月4日，在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學，俄亥俄州國民兵在中午的示威中開火，造成四名白人學生死亡，另有九人受傷⋯⋯。

肯特州立大學的槍擊事件，無疑成為我決定留在美國的轉捩點，我嘗試要拍攝一部關於當時情況的獨立製片。起初，我的構想是將芝加哥七人案的審判，以戲劇化的方式予以重建。

於是我們都搬到了洛杉磯。然而，就在我開始進行選角、與各式各樣的人接觸時，我發現其中不少人都曾因參與反越戰抗議而被捕，我很快意識到，比起逐字重現芝加哥審判的過程，他們自身的故事與經驗其實更加鮮活，也更切中當下的現實。

「懲罰公園」的概念從何而來

在這段期間，我也偶然得知了反共的《麥卡倫法案》，又被稱為《1950年國內安全法》。這項嚴苛的美國法案，使政府可針對被指控從事、甚至僅是有意圖從事顛覆活動的個人，設立拘留所（實際上就是集中營）。

從這項如夢魘般的法案出發，我構思了「懲罰公園」的概念。我將其設定為美國政府用來處理日益增加的異議人士、監獄過度擁擠等問題的手段，同時也作為執法人員的實地訓練場，讓他們學習如何鎮壓當時針對越戰越演越烈的社會抗爭。這設定對我而言，既是一種象徵，象徵著當時美國社會正發生的壓迫與兩極化，也提供了某種我稱為心理劇（psychodrama）的拍攝方法，讓不同陣營得以藉此表達立場。

本片的演員與工作人員表現同樣傑出。除了少數例外，演員們幾乎都沒有表演經驗。這部片呈現了兩種類型的「表演」：一種是直接表達自身觀點的人；另一種則是違背自身立場、進行角色扮演的人，也就是說，後者是有意識地「扮演」與自己不同的陣營。無論是在沙漠場景或帳篷中，片中的行動者皆由居住在洛杉磯及其周邊地區的年輕人所飾演詮釋。

本片對所謂「紀錄片事實」概念提出的挑戰

這部片設置了一個曖昧不明的旁白者（也就是我），在敘事中不斷變換立場，藉此挑戰新聞報導與所謂「資訊性影片」中宛如上帝視角般的權威性旁白。同樣地，片中的攝影團隊也表現矛盾，一方面，他們遵循專業所要求的「客觀性」（例如在沙漠中並未向行動者提供飲水等協助）；但另一方面，在影片結尾，他們卻以極為主觀的方式，對現場所發生的事情提出質疑，甚至挑戰執法人員。此外，我們這些電影拍攝者還承擔了另一種角色：那就是拍出一部試圖顛覆大眾視聽媒體傳統功能的作品。

如果觀眾願意或準備好去思考這些手法，他們勢必會問自己：「等一下，這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也正是在這一刻，觀眾開始對銀幕上那些看似不可動搖的「事實」產生最初懷疑。

在一個允許真正批判性媒體教育蓬勃發展的社會中，大眾理應能夠自然地提出這些問題，視聽媒體對我們的影響力也將大幅減弱。而像本片這樣的電影，其本質就是一種複雜且具批判性的社會隱喻。無奈當下的社會並非如此，過去20年來，媒體體系在傳播主流電視文化與商業電影的過程中，扮演了共謀者的角色，並邊緣化了幾乎所有對於視聽媒體的替代性與批判性思考。

關於閱聽的操控

所有影視作品都具備某種程度的操控性（manipulative），關鍵在於觀眾是否意識到這種操縱是如何發生，又是為何發生。如先前所言，如果是在一個教育體系不僅包容、甚至鼓勵對大眾媒體進行批判性思考的社會中，《懲罰公園》不太可能被視為唯一的「真相」。這部作品正是在處理這個矛盾的命題。我們必須試著打破那些人為劃分的界線，例如在視聽媒體中被安排的「事實」與「虛構」、「現實」與「隱喻」，以及「客觀」與「主觀」。

舉例來說，假設一部電影用隱喻來描繪社會不公，那麼對於正遭受這種不公義的人們而言，以下哪一種情況感覺更為「真實」：是現今大眾媒體中刻意忽略問題、經人為安排的影像？還是同樣來自人為建構，卻能引起大眾關注其切身不義的電影隱喻？

《懲罰公園》提出了包含上述提問的更多問題。對我而言，《懲罰公園》最重要之處在於，讓年輕人得以在一個重要的社會隱喻框架內，自由且有力地表達自我。我毫不懷疑這正是這部片長久以來被擱置忽視的原因，特別是不僅在美國，也包含在各國的電視媒體，至今仍非常恐懼公眾的聲音。片中的年輕人公開挑戰現況體制中的腐敗與殘暴，其展現的力量，加上片中對電視台自命為「真相」傳遞者的含蓄批判，無疑導致了這部片被邊緣化長達30年的結果。

翻譯｜鍾佩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