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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白俄羅斯被德軍佔領，到處可見地下游擊隊的反抗活動。鐵道工人蘇山亞居住的村莊附近發生火車出軌事件，蘇山亞和一群反動份子被德軍逮捕，所有人都被絞死，只有他倖存。雖撿回一命，但蘇山亞被同袍指為叛徒，游擊隊員意欲處決他，在槍決的現場，卻意外遇上德軍伏擊，他又逃過一劫。在濃霧彌漫的森林中，叛國與英雄主義界線模糊不清，身處道德蕩然無存之地，蘇山亞被迫做出最終的抉擇。
每年六月中，葡萄牙北部小城聖安東尼會舉行一項很特別的禮讚守護聖人儀式。這一天，農民會從山上帶自己飼養的動物來到教堂，希望能為牠們祈福。這項儀式代代相傳，直到今天。葡萄牙短片電影節為了慶祝影展20歲生日。委託曾在該影展得獎的四位導演各自選擇一個拍攝所在，以短片貼切反映地方風情。評論家常說導演的影片像儀式，但儀式又會怎樣拍儀式？
拍攝於俄羅斯西部的農莊，這個小村莊有歐洲第三長河流-聶伯河流經。因為農業蕭條，生活物質缺乏，所有年輕人都已離開，只剩老人留守。秋天在此地，是美得讓人心碎的世外桃源，但也意味著垂老與暮年。他們唱歌、回憶、等待…；本片彷彿一部人與動物分享土地的田園詩歌，也是導演與馬拉特．瑪迦畢托夫合作的第二部影片。
本片是兩位導演於莫斯科電影學校合導的畢業製作。以一整天的時間，觀察一群建築工人在莫斯科蓋房子的過 程，全片充滿靈巧的節奏控制與隨處可見的幽默感，深刻展現敏銳的觀察力和駕馭影像聲音的能力。其間優閒的社會主義工人工作方式，以及生命是漫長等待的生命觀，皆已預告一種沒有目標的閒逛與跟拍風格即將誕生。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過去的政策宣傳影片？導演認為，歷史影像的意義不但要倒過來看，影像的美也需要被解放。繼《圍城》之後，他再度從50、60年代，二次世界大戰冷戰時期的蘇聯電視新聞片、政策宣傳影片、電視節目、劇場影片中尋找可能性。透過導演對影像的精心地挑選與對比，政策宣傳意義慢慢讓位給歷史價值，影片背後隱含的人文層次也逐漸浮現出來。奇妙的是，那個已然消失並且被全世界遺忘的蘇維埃世代，也因此以他原本該有的面貌復活了。
位於巴黎塞納河畔的布朗利博物館是一座人類學博物館，找來電影導演、人類學家史蒂芬．布萊頓以《旅行見聞》為名，策劃系列影片。他要求導演們盡可能到遙遠、尚未工業化的地方並避免獵奇式的拍攝手法，但得拍到人們的私密性，同時反映現代社會的問題。拍攝者的觀點也是，他必需能像旅行者一樣遠離自己的思想框架，並且清楚地被觀眾察覺。導演選擇拍一個住在蘇俄北部充滿張力的家庭。他幾乎不著痕跡地融入這個家庭，但只是幾乎…。
位於俄羅斯西北部的白海周圍的一個小漁村，終年為白雪覆蓋。為了捕魚，漁夫必需在凍結的湖面上鑿洞，再將網子從洞口撒下。無論是大地或魚群都無法一眼看見，必須透過一連串的準備工作，才可能得到收穫。影片結束前，其中一個漁夫對著鏡頭揮手，似乎在提醒我們，電影也是如此，它也是一種團隊的工作，必需經過一系列的勞動與手工才可能「成形」。
列寧格勒（現為聖彼得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德國威瑪政權進行長達900天的圍城戰，造成百萬人凍死、餓死，最後城市不但堅持下來，還成功擊退德軍。當時莫斯科派遣導演羅門．卡瑪前去拍攝一部歌頌英雄事蹟的影片，但他卻呈現了市民的無奈與痛楚。導演在莫斯科電影資料中發現它們，於是精準地挑選每格影像，讓視覺張力達到最高點。聲音在本片扮演重要的角色，包括街上行人低聲交談、車聲、腳步聲，都像是在撫慰數十年前人民的苦痛。
蘇聯向來有強大的工農兵紀錄片傳統，它們經常是歇斯底里地歌頌無產階級對國家無私的奉獻，但隨著共產政權的瓦解，經濟條件的改變，受害最深的自然是這些工農階層。本片以一種近乎冷血的方式去看待俄羅斯傳統社會的瓦解，側寫人們面對巨變後的認命與無奈。導演聚焦於兩座工廠的工人，先是工人們徒步經過一個掛滿工人英雄照片的巨型看板，那是一個鎔鑄回收廢鐵的工廠，再來是一家磚廠。輸送帶將引領工人與觀眾進入機械時代的黑暗之心。
一系列農民站在農地或住宅前的影像。影片既非人類學對風土民情的探勘，也不是古典繪畫或攝影的肖像。導演只要求被拍攝者看著鏡頭，身體保持二至三分鐘靜止不動。但他們無法不動，習慣勞動的身體因為和時間對抗，窘迫而不自然地微微顫動著，臉部的表情更是滑稽。宛如銀版攝影因需長時曝光而引發「時間的焦慮」。最後大自然的力量，似乎透過農民的身體感染了觀眾，也證明了——干預真實才有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