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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在虛擬和現實邊界中遊走,在無垠宇宙中看遍人性風景。即便往事的陰影與殘響迴盪不歇,人們仍試著透過演繹去理解過去,以花草自我療癒,同時不斷探究你我他之間(不)理解的(不)可能性。即便真相與未來都是未知難解的謎題,也別忘了在絕望的時刻幽默以對。
繼2007年《雲的那端》問世後,身兼母親的導演繼續長達12年的拍攝,以影像日記、視訊影像,記錄患有亞斯伯格症台法混血女兒Elodie的成長歷程,也透過Elodie的畫作和黏土作品,一窺她的奇想世界。影片分為數條軸線,在台、法兩地時空交錯跳躍,凝視這段母女的情感糾結,母親陪伴女兒追尋自我與尋覓出路的過程,宛如一封母親寫給女兒的情書。
蕭美玲:「Elodie出生後,我成為了母親,這個新的身分促使我思考文化、身分、認同和國界,因而拍攝《雲的那端》。隨著Elodie長大,開啟我另一段由外而內的探索,一個人如何與外部世界建立聯繫,解讀生命的密碼。
Elodie患有亞斯伯格症,有著書寫障礙,卻具有繪畫方面的天分。身為母親,我想讓我的孩子掌握在社會上生存所需的技能;但同時我也試著思考人之所以為人的命題,試著瞭解大腦、心智和行為的複雜聯結,並看到了一個人的創造力,如何在社會化的學習中被逐步地裁切、完竣削足適履的工程。然而所謂的『正常』與否,不過是多數人和少數人的比例問題而已。
1985年春天,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場史無前例的世紀審判浩蕩展開。民選政府追訴九名軍政府獨裁時期最位高權重的軍官,包含惡名昭彰的前獨裁者魏德拉,試圖為「骯髒戰爭」期間的受難者伸張遲來的正義。本片重新梳理長達530小時的法庭影像,不僅記錄下拉丁美洲史上最為關鍵的轉型正義時刻,也讓「永不再犯」(Never Again)的意義在現下時刻更顯擲地有聲。
烏里賽斯.德拉歐丹:「這場審判總共歷經90天,全程由公共電視台用兩台磁帶攝影機錄下。從2013年起,我們開始尋找和取得這530小時的審判影像,希望能製作成一部紀錄片,一方面描述其中發生的事,另一方面訴說阿根廷經歷恐怖政治和日後尋求正義的過程。 但光是找到錄影資料就相當不易。負責錄影的公共電視台擔心受到政治報復,因此拒絕與我有任何形式的合作。負責收藏錄影帶的阿根廷國家文物典藏館,則以避免不便為由,建議我到同樣擁有錄影複本的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去找。即使審判已經過了30年,基層公務員還是會害怕、不敢承擔風險,這實在匪夷所思。
登入這款線上遊戲,一座新大陸任玩家探索,畫面由遊戲引擎生成,栩栩如生又陌生。末日鄉村生存設定下,有人享受殺戮,有人建立社群,在疫情時另類群聚,有人無視遊戲初衷,悠哉欣賞現實不存在的獨特美景。拍攝團隊以此世界為田野,沉浸963小時,接觸與觀察不同「居民」,探問何為真,在虛擬現實中看見真實。
吉廉.寇斯:「(關於為何拍攝本片)我們就讀美術學院時開始相關研究,最初只是想要實驗一下,並沒有任何拍片打算,只是想觀察。當時的構想是進入一個遊戲,但不是投入玩遊戲,而是到處走走看看,藉由觀察了解裡面是怎麼一回事。那時我們沒有真正意識到這些線上遊戲裡有什麼,直到某一刻我們遇見了一位玩家,他沒有用遊戲提供的任何道具,而就只是在裡面放空閒晃。我們這才發現這些其實是可能的,我們可以在遊戲中停下腳步,欣賞風景、環顧四周,在虛擬世界裡坐下來與他人交談,聊聊其他事情,實際上根本不玩遊戲主軸。大概是這時我們才覺得可以在這裡拍一部紀錄片,整部片子由此而生。」
60多歲的她熟練地採集草藥並在身體揉拭,緩解45年來從未消失的酷刑傷痛。肉身記得的,在腦海中同樣清晰。在南美歷時最長的獨裁政權下,她懷著身孕落為政治階下囚,與同樣蒙冤的母親獄中重逢,也在牢籠中產子育兒。在現今巴拉圭總統頌揚獨裁者貢獻之時,片中訪談喚起一段跨越三代的白色恐怖記憶。
索菲亞.帕歐里.托內:「對我來說,《植癒傷痕》證明了有些故事會自己找上門來,因為故事主角的動力,讓這些聲音與軌跡自己浮現。故事主角西莎用她的純樸與善良,教會我一起抗爭的重要性,以及沒有先找到自己的形影與記憶,是沒有辦法治癒自己的。西莎的經歷代表巴拉圭人民的需求:當現今領導人在為國家史上最恐怖且噤聲的年代辯白時,人們不能遺忘,也不能縱容這些讓他們忘卻的行為。《植癒傷痕》是一部講述創傷之軀亟待療癒的作品。」
靈車駛入黑夜,導演旁白呢喃,關於這座宛如同志墳場的絕望城市、這群沒有未來的酷兒朋友、他想拍來影射現實的B級鬼片,以及身在其中的鬱結⋯⋯。不只關於跨性別,更跨越生死、虛實、類型邊界,以創新形式表現性少數困境,為我群發聲。這是一場告別式,也是一場超渡儀式、心靈療程,為折翼天使抹上妖豔,在慾望的地獄縱舞相擁。
泰歐.蒙托亞:「要爬梳我的生命,就要談戰爭、信仰、電影,以及當我遇見卡米洛・納哈爾、夏勒特、卡米洛・馬查多、阿雷罕卓・帕茲、胡利安・大維、曼帝哈納與璜・佩瑞茲他們。要談他們,就要喚起我們永遠沒有機會一起拍的電影《Anhell69》;我這世代因自殺、毒品,與遭力求殲滅所有現狀事物的保守又暴力社會打壓,所導致的滅絕與『無未來』。我們最終還是拍了《天使墜落之城》,但不似我們當初想像那般,而只是生活允許我們執行的方式,讓我與我僅剩的朋友們作為片中的主角群。《天使墜落之城》將我們所追憶的一切永恆留存,包含我們的記憶、消逝前的生命,並或許還可以是給未來世代與政府的一份警惕。」
母親當年為了演員夢,離開眾姊妹與家鄉巴勒斯坦,移民法國。30年後,身為女兒的導演與母親共同回頭尋鄉。影像透過導演質問母親當初的選擇、尋訪家族、翻閱家族相簿,回望與拼湊出其過去,並從中反思穆斯林文化;在影像紀錄與家庭錄影交錯間,導演重新認識與構築個人自我認同,以及思索家族文化中的女性位置。
莉娜.蘇亞蘭:「『我們不屬於某個地方,而是屬於這個地方的故事。』我在片中既是銀幕上的第四代女性,也是第一代出生於巴勒斯坦之外的女性,承載著家中女性的記憶,以及她們被流放與剝奪的歷史。藉由訴說她們的故事,我找回代代相傳到身上的人際、歷史與視覺遺產,並質問、面對與糾結這些遺留給我的文化經驗,試圖從中回答一個我揮之不去的問題:夾在兩個世界中的女性,要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透過製作《告別提比里亞》,我踏上與家中女性相同的道路。把故事傳承下去始終是其核心,我們用自己的語言對抗遺忘與抹滅,這也是為何我一直想分享這些故事。經由重寫家族歷史,我希望不僅能奪回自己的文化遺產,並且能在一個迅速消逝的世界中,抓住、保存住這些影像,因為這些影像說明了我們的存在被人否認。」
即便遠在非洲的馬達加斯加,也躲不過跨國資本介入與都市仕紳化。位處首都安塔那那利佛附近的村莊,從2016年開始,國家以各種法律漏洞徵收農民耕種了50多年的土地,並轉賣給跨國企業。導演一路跟隨記錄村民們的組織抗爭,儘管轉機微乎其微,但他們並不絕望。他們以歌唱、舞蹈以及自製的土偶、停格動畫,來講述關於這片土地與對抗不義的故事。
南特納伊納‧洛瓦:「我的夢想是把馬達加斯加的『卡巴里』口語傳統拍成電影,讓整部片子充滿了我的農民同胞、祖先們的幽默與傳統口述文化!『卡巴里』是一種辯論形式的演說,透過觀察周邊自然與人事物,歷經幾番言語來回,最終將現實化為巴洛克式的隱喻性解讀。我在片中大膽穿插輕盈與嚴肅的內容,在首都安塔那那利佛那裡,不論是表達荒謬或絕望,我們通常會說『mampihomehy』,也就是『讓人發笑』。面對不公不義,我們笑而不哭,扺抗而不自我憐憫。」
手持攝影機的大男孩在布達佩斯街頭遇上八歲頑童,面對變幻莫測的大世界,遂決定以攝影機陪伴、感受小男孩成長路上的種種樂趣與不安,亦捕捉住街頭為教室與遊樂場的恣意活潑風景。超越十年的拍攝期,透過攝影機運動與精準剪接,不僅呈現了小男孩與家人間的相處,也記錄下他邁向青年時的心境轉變,更彰顯出時間淬鍊下,現實生活的愛與難。
巴林特.瑞斐斯、大維.米庫蘭:「《小鬼當街》的特點是錄像藝術、垃圾與MV。這是一部試圖在觀察真實、被攝主體和電影創作者積極互動之間取得平衡之作;它傾向呈現而不多做詮釋,因而展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直接性。影片反思被攝主體和電影創作者之間的關係,見證雙方的演變,更從中提出製作紀錄片的核心問題:觀察的行為是否會改變被觀察之人事物,以這部片來說,即是被觀察者們。」
1970年代風起雲湧,法國的非洲移工走上街頭,抗議惡劣勞動與居住條件,並自發組成各種培力組織。當中某些人重新學習農業,於1977年回到馬利創立農業合作社,嘗試復甦青壯人口外流衰敝的社群。本片爬梳少見的影像跟聲音檔案,突顯彼時迄今兩地抵抗殖民剝削的軌跡,在歷史的交錯中迴響非洲人民追求自主的意志。
曾經巴斯克牧人趕羊群翻山越嶺,以耳朵聽到的聲音為世界命名。但當牧人小徑消失、家族影像音軌殘缺,該如何記憶?導演帶著小驢保羅,以及無法再收音的家庭攝影機上路,記錄這趟尋徑之旅。旅途間記憶浮現,各種無聲影像穿梭片中,經攝影機僅存的聲音接合彼此,佐以風吹石滾與雷電之聲,將個人、家族、牧者的聲響與姿態,和地貌的想像巧妙地接在一起。
歐斯卡.阿雷格利亞:「⋯⋯或許我們就是記憶的影像工作者,用極脆弱的素材工作,我說這句話不是出自一種懷舊之情,而是我在過去之中看到越來越多未來。我有時會拿來當笑話說,但這是真的:我的第一部片是關於一間房子,第二部片是關於一棵樹,第三部片的主角是一條路徑,一條連接房子與樹的路徑,而這就是我所有的記憶。哲學家巴舍拉曾說到人的一生中記憶最深刻的前三個影像,便是一棟房子、一棵樹跟一條路徑。有趣的是,這部片在玩味的是遺忘,有時我們會看到一段沒有聲音的影像,有時會聽到沒有影像的聲音,我們的感官被關閉了,就像它們在你我記憶中的狀態。我們常常會記得一個聲音但不記得樣貌,或是清楚記得一幅景象卻不記得音樂,而這部片就是這樣進行的,就像一條進入迷霧中的路徑,而人的某一種感官消失的時候,另一種感官就會更發達,我認為這部片是為觸覺所製作的,這也是為什麼影片中常出現手,去感受質感、觸摸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