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尚未結束，檔案並非過去──關於「巴勒斯坦（無）檔案」

從1948年後的流離，到1982年研究機構檔案再次遭到奪取，再到現今數位時代的掩蓋與真偽之爭，在巴勒斯坦的歷史經驗中，影像與文件長期面臨散佚、掠奪與控制。

這使得巴勒斯坦檔案──無論屬於個人或國家──始終處於存亡危機的風暴核心。在線性思考概念中，「檔案影像」看似屬於過去的遺留。但在影像過度流通、歷史隨時能輕易被抹除的當代，更凸顯「檔案」不再只是保存過去的載體，其生產與消逝是一種「同時發生」的現象，檔案的存亡更是觀看與詮釋的權力場域。與此同時，巴勒斯坦在幾近匱乏的「無檔案」狀態下，也蹦發出了檔案的再創美學與形式。

因此，重新檢視檔案，不只是回顧過去，也是面對當下。TIDF作為一個身處於檔案保存機構（即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的影展，在這樣的場域中，對檔案的思考不能只停留在保存或重現，它們也應當被重新分類、遮蔽甚至挪用，以回應一個仍在進行中的歷史斷裂面，並且不斷為這個斷裂面填補當代意義。

本屆「焦點專題｜巴勒斯坦（無）檔案」單元（2026）所選入的影片從不同時空與媒介切入，重新思考何謂檔案影像、誰擁有它，以及它如何在失落與斷裂中持續生成。對於一個致力於保存與再現影像的主辦機構而言，策劃這樣的單元，不僅是回顧歷史，更是在嘗試探索當下可以如何重新介入歷史。

從極度稀缺、甚至近乎消失的檔案出發，《卡里瑪．阿布德的景框》（2012）與《她們的沉默抗爭》（2019）兩部片中將檔案視為「重新啟動」的素材，檢視並召喚一位專業女性攝影師，以及一群發起抗議的女性行動者的歷史經驗，呈現被忽略的主體如何在檔案中重新現身。創作的介入，讓歷史不只是被再現，而是被重新想像。同樣的概念在《致分界》（2025）中亦以不同手法彰顯，透過對於殖民影像的再詮釋，結合英國託管時期留下的無聲影像、難民聲音與歌唱，再加上對於影像放大、停格與凝視等技術操弄，在影音錯位的體驗中，要求觀者也必須主動回應，挑戰殖民影像中固有的觀看權力與視角，使檔案從穩固的歷史材料，轉為可被動搖的場域。

相較之下，《畫外流離：革命直至勝利》（2016）以較為直接的方式運用流散各地的影像，拼湊出1948年至1980年代的巴勒斯坦歷史。這些原本為宣傳或紀錄而生的影像，在重新編排後成為一種激進的歷史書寫，也呼應「無檔案的檔案」（archiveless archive）的概念，從散落各地的「無」到梳理後的「有」，使斷裂的原始脈絡在新的影像組織中產生意義。《R21簡稱：修復團結》（2022）則將視野擴展至跨國政治運動，透過修復連結日本與巴勒斯坦之間的影像，呈現冷戰結構下的國際團結。這部片本身也是片中尋獲的20卷膠卷的目錄，觀眾藉由觀看成為這個動態影像「檔案庫」的訪客，可觀察並自行詮釋片中反覆出現的電影語法與政治模式。而面對失落的檔案庫，《國王與臨演》（2004）將「尋找檔案」轉化為電影的敘事核心，無論影片最終是否尋獲，過程中建立了新的記憶網絡，反思當人們在自己的故事中是「國王」，在他者敘事中卻淪為「臨演」，檔案的缺席恰好揭示了敘事權力的分配。

檔案不僅可以被保存與再現，也可以被破壞與重寫，而檔案就是「被剝奪者的攝影機」（the camera of the dispossessed）。例如《戰場幻影神曲》（2022）與《一部自由戰士的電影》（2024）便是以此角度對既有「檔案權力」進行解構。前者利用以色列軍方委託製作、軍人親自出演的宣傳片，透過結構與節奏的重組來產生距離感與荒謬感，形式的異化凸顯出影像中隱含的權力結構與觀看位置；後者則運用以色列檔案館的影像，以積極手法，將「後製」視為一種武器，透過塗抹、遮蔽、刪除與重組，影像被實質地「破壞」（sabotage），讓原有脈絡中斷，「不可見的存在」得以現身，藉以奪回影像的敘事主權。

除了傳統意義上的檔案，當代影像技術也讓「檔案」本身的概念不斷擴張，如《百年街景尋影》（2017）與《一石之遙》（2024）試圖將數位地圖轉化為當代檔案場域。從Google街景、個人日記影像，到聲音紀錄與身體實踐，即使在傳統檔案缺席的情況下，影像的缺口反而成為創作的動力，透過口述、詩句與數位影像交織持續生成並建構記憶，將檔案化作一種不斷生成的敘事形式。這對實體檔案缺失的巴勒斯坦尤是，因為「如何繼續記住」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行動。另一方面，《領空日記》（2024）則將個人日常轉化為檔案（庫），運用戰機聲、電線與光點，構成一種持續被監控與威脅的生活紀錄。當官方數據無法完整描述現實，個人的感知與記錄便成為補充甚至對抗。聲音在此成為重要的檔案形式，強化了影像之外的感官記憶。

沿著聲音記憶的脈絡前行，《漫入我心的神奇物質》（2016）以歷史錄音檔案為基底，出發追尋音樂傳統。在家的空間中，透過吟唱、演奏與漫談，讓音符與故事浸潤身體的每個細胞，暈染出一張邊界模糊的地圖。當失落一切的身體成為記憶的展演與儲存場地，每一寸肌肉與骨骼的動與靜都是對抗失憶的姿態。《我們凝佇的夜晚》（2024）與《我舞，我存在》（2024）將身體視為檔案，前者透過對於儀式的重新演繹與戰歌的吟唱，作為歷史與記憶的體現；後者則在舞蹈的學習中拾回對於身分與文化的認同，當影像與文字無法完整保存歷史時，身體便必須以動作與節奏的介入，化為另一種可延續的記錄方式。

綜前所述，檔案早已不是靜態的歷史遺物，而是一個持續被爭奪與再造的過程。無論是修復、重組、缺席、尋找，或轉化為聲音與身體，這些作品所提醒的是：當歷史被剝奪，檔案（是名詞也是動詞）本身便成為抵抗的形式。對於一個檔案保存機構所主辦的紀錄片影展而言，希冀將單純的「保存」，轉化為一種積極的實踐，讓影像不只是被收藏，而是持續發聲，並同時持續自問：保存的意義是什麼？檔案館不只是展示影像，更是在自我質問檔案機構能否成為一個開放的場域，讓不同的觀點交錯辯證。

「為什麼是現在？」

因為現在仍在發生，歷史尚未結束。檔案不只是關於過去，也關乎我們如何理解當下，並想像不同的未來。